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改变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开始的。四十年来，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这远远不只是文艺作品的数量增多，而是人们的文化生活有了更大的创作自由、想象自由、审美自由。文化生活的自由，带来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多样选择，而正是这种向往和选择，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人的蓬勃精神动力，“以梦为马”去追求个人和民族的光荣与梦想。“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文化生活的风俗之变，为中国的经济繁盛提供了精神动力，也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改革开放对中国人文化生活最大的改变，首先让文化回归为人的文化而不是神的文化、教条的文化、禁锢的文化。

新时期从“伤痕文学”开始，文艺解放了人性，文化回归了人性。“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一部《巴山夜雨》的电影，寓言了中国人经过漫长的醒悟，终于在伤痕累累之后，回到了以人为本的河道上。上世纪70年代末，当人们呼唤着文艺春天来临的时候，人们其实也是在呼唤人性的春天。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文艺成为当时解放思想运动的突破口，人首先是人，人有爱恨的权利，人有自由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也是首先在文化生活中体会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应该是人民的一种“普遍权利”，在文化生活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人们抚摸伤痕，反思过去，大声地呼喊着“人啊人”的回位。人们在《班主任》《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牧马人》《天云山传奇》《没有航标的河流》《绿化树》等等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自豪地宣称着：“无论时代的交响怎样立刻卷去/我的呼应/你仍然能认出我那独一无二的声音”（舒婷《会唱歌的鸢尾花》）。

当年，《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接吻剧照在《大众电影》上引起的巨大争议，电影《野山》引发的“改革就得换老婆吗”的质疑，“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主题讨论等等，实际上都是文艺所带来的全社会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文艺，不仅包含了对过去的批判性告别，更是表达了对未来的人性向往。从伤痕文艺、反思文艺转变到改革文艺、寻根文艺，中国文艺发展逻辑性地完成了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历史性转变。

当莫言、刘恒的小说与张艺谋、陈凯歌的第五代电影出现的时候，用人的尺度看中国，中国文艺走向了“以人为本”的新起点。而这种尊重个体、尊重人性的文化生活氛围，与农村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出现，与个体户、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推进都是同步的。没有对个体的思想解放，就没有对生产者的生产力的解放。文学艺术既反映了人性回归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更是直接参与和推动了这一进程。没有文化生活的改革开放，我们很难想象会有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改革开放。

会唱歌的鸢尾花

马克思的一段名言，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被一再引用，“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反问中，改革开放新时期，成为中国人在文化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思想开放和艺术自由的时期。创新、变革、个性都成为文化生活中的常见关键词。抛弃了过去千篇一律的审美要求，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电子文化、网络文化、女性文化、亚文化、部落文化、粉丝文化、同人文化……无论是求同存异还是美美与共，都共同创造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文化生态。

虽然新的艺术风格、艺术形态的出现，往往都会引发激烈争议，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文化生态仍然体现了兼容并包、仪态万千的繁荣气象。邓丽君歌曲引发的所谓“靡靡之音”讨论，港台影视剧带来的“娱乐化”影响，摇滚音乐对传统精英艺术的挑战，小剧场对经典戏剧规范的颠覆，超级女声的“海选”模式，网络文艺和网络IP的铺天盖地……一场又一场的冲击，一次又一次的碰撞，往往经历了新与旧、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反叛与皈依的复杂博弈过程，最终丰富了中国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恩格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有了前无古人的丰富性和选择性。“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人们既可以享受阳春白雪之精美，也可以体验下里巴人之舒畅；赤橙黄绿青蓝紫，万紫千红总是春。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哪个年龄段、哪个职业领域、哪类成长需求、哪种社群成员，几乎都能在文化生活中表达自己的情感记忆、精神共鸣和生活梦想，都能感受到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支撑，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样态。幸福感，仅有面包和牛奶、土豆加牛肉是远远不够的，物质生活的丰富性与精神生活的自由度，在很大程度上共同书写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相当一段时间，文化上的闭关锁国，造成中国与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深度隔绝。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经济的开放，也是文化的开放。历史传统和外来文化穿越禁锢，源源不断地涌入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好莱坞、奥斯卡、诺贝尔文学奖、分账大片、美剧、韩流、日漫、宝莱坞……各种外国文化思潮纷至沓来；五四热、民国热、寻根热、国学热、复兴热、京剧热、古装热，各种中国历史文化热点也此起彼伏。中国终于跨越了文化长城的阻隔，徜徉在中西文化大冲撞、大融合的文化潮流之中，大口呼吸、吐故纳新，打开了通向世界之窗，也开启了寻根历史之门。

新时期文艺，最初几乎是急不可待地从中国五四新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那里寻找文化滋养。五四新文化中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都满足了当时人们破旧立新、回归人道的精神需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文艺作品陆续再版，被先后搬上舞台、银幕、电视，其中不仅有主流的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和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而且还有曾经被忽视而被重新评价的沈从文、徐志摩、戴望舒、张爱玲、钱钟书等等；而西方文学，则更是从歌德、卢梭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马尔库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到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上下纵横，这些充满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中外文学艺术，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新时期文艺的现代化进程。朦胧诗、实验话剧、先锋小说、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行为艺术、荒诞派、后现代主义等等，无论是作为艺术思潮、艺术流派，还是仅仅作为审美元素、艺术手法，都使得这时期的中国文学艺术充满创新精神，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人们开放地吸引中外文化的养料，试图同不同方式去触及现实的深度和人性深度，体现了人们表达不同的审美体验的努力。

当这种新表达的努力遭遇到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坚硬历史的时候，也出现了来自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历史传统的复杂对话。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作品中，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到后来的苏童、格非的小说，以及这些作品所改编的影视剧中，还有在音乐、美术等领域刮起的西北风、中国风中，“对话”所带来的杂糅、认同和焦虑，深刻地反映到文艺创作之中，也反映到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卡拉OK、广场舞、国标、古装电视剧、说唱，无论是街头的嘻哈还是广场上的“凤凰传奇”，无论是爵士还是摇滚，处处都体现出中国人的文化生活进入到中西文化大碰撞、现代文化与古代文明大对话的张力场域中。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与世界、古代中国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文化错位、交融、悖逆、杂交。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中西混杂、古今交融的局面，一方面开阔了现代文明的大视野，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但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和张力中，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有了一种时间与空间的交错感，也体现出一种全球背景下图新求变的迫切。

人性、自由、开放，可以说是新时期中国人文化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最大变革。这种变革，充分体现了人们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虽然在四十年发展过程中，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和各种权力的力量，仍然对人们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各种复杂的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礼教文化、市侩价值等等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不同层面的文化生活中，但我们必须肯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人们拥有这么丰富的文化选择，这么开阔的文化视野，这么大众的文化传播能力，这么多姿多彩的文学艺术形式。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兴行在民趋于正”，可以说，新时期的文化生活在“民富”之外，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情感快乐和正向的精神引导，文化生活的精神之光，照亮了现实、照亮了未来。而文化生活繁荣的背后，则是人们对人性解放的渴望、是对民族复兴的希冀、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尊重人，让人活得更有人样，让人回到人自身，文化生活中的这一切，是四十年来中国人向上、向善、向前、向美的伟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