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19年1月1日，J.D.塞林格来到了这个世上，此后经历了91年的尘世之旅。终其一生，塞林格的创作生涯和人生经历都充满了神秘色彩。在他的小说中，读者和评论者更多地体会到充满疑虑、叛逆和异化的精神困惑。一方面，以霍尔顿和格拉斯家族的孩子们为典型群像，塞林格小说中的人物是美国文学传统所钟爱的那些孤独少年在20世纪的变体。恰如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霍尔顿同样厌倦了成人世界的“假模假式”，只是他逃入的并非自然世界，而是纽约都市。可以说，塞林格在上世纪50年代发出的声音，与同时代的金斯莱·艾米斯、约翰·奥斯本等作家的离经叛道作品形成了合奏，亦成为60年代“垮掉派”作家的前奏。另一方面，塞林格成名后选择避世隐居、保持沉默，以及在其后期小说中愈发鲜明的禅思哲学，又让他与这个纷扰尘世之间产生了遥远的距离。入世与出世之间，塞林格为世人留下了什么文学遗产呢？在塞林格百年诞辰之际，我们仍然可以重拾旧作，重获新意。

“吾人知悉二掌相击之声，然则独手击拍之音又何若？”塞林格在195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的扉页上援引的一桩禅宗公案，或许能为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塞林格的创作提供一把钥匙。在传记《塞林格：避世艺术家》（2014）中，作者托马斯·贝勒将塞林格的创作生涯比作一组三联画——早期创作的若干短篇小说多以战争为背景，重在展现心灵的创伤；中期作品以《麦田里的守望者》、短篇小说集《九故事》以及格拉斯家族系列小说闻名于世；后期的短篇小说继续以格拉斯家族聪慧、早熟的儿女为主人公，但他们的身影却与塞林格的隐居一道逐渐消失于无形。如传记所言，“塞林格的人生就是一场慢镜头的自杀任务，目标就是消失”。可以说，塞林格的创作轨迹，始于众人知悉的“二掌相击”，继而在“二掌相击”和“独手击拍”中探索结合点，最终在“独手击拍之音”中找到了消失的路径。

塞林格的早期创作重在呈现“二掌相击之声”，具有明显的入世特征。1940年，塞林格在《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去看艾迪”，开启了自己的文学之旅。次年，他首次向《纽约客》投稿《冲出麦迪逊的轻度反叛》（Slight Rebellion Off Madison），但由于珍珠港事件及二战战事影响，这篇作品直到1946年年底才见刊。小说的开头是个圣诞场景，一对小恋人霍顿和莎利在纽约街头游荡，“你恨学校吗？”“不，我不恨。我恨所有的东西”，一个少年的叛逆之夜由此展开。小说的结尾让这叛逆之夜愈发冰冷：“他牙齿打着颤，靠在墙角，等那辆麦迪逊大街的公车，没有尽头的等待。”塞林格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创作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小说的主题也将“轻度反叛”的程度大大加深。此外，塞林格在二战战场上亲身经历的身心双重创伤也在其早期作品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在法国的男孩》（1943）深刻揭露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无尽伤害，很自然地让人们联想到海明威的反战名篇《在异乡》。身负重伤的美国男孩，蜷缩在冰冷的战壕中，阅读着女友的来信黯然睡去。不同的是，海明威式意志坚毅的硬汉，在塞林格的笔下只能是还没有长大的男孩心中遥不可及的偶像，塞林格在遥相呼应中向海明威致敬。在《我认识的一个女孩》（1945）中，战前的纯真与美好，同样被无情的战争摧残殆尽，维也纳犹太女孩永远消失在集中营，留给美国男孩的只有对往昔的美好追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故事中，美好与邪恶、现实与理想等二元世界的边界极其清晰，个体在二元对立世界中不断地与他者“二掌相击”，在寻找“你是谁？”的答案的同时企图获得自我的存在意义。

在众多二元对立的世界中，塞林格最为热衷也最为擅长的“二掌相击”题材，是展现截然不同并格格不入的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对立。正如评论家布拉德·伯利在《美国现代小说论》一书中所言，“（塞林格）把儿童的世界看成是真实的世界，而成人的世界则只是一个正从内部毁坏的、把人类之爱永远牺牲于卑劣的肮脏处所。”的确，在塞林格广为人知的中期作品中，最为精彩的人物正是处于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十字路口、惶恐不安、叛逆不羁而又迷失方向的青少年形象。

无论是渴望做一个麦田守望者的霍尔顿，还是迷恋“笑面人”故事的纽约少年，抑或格拉斯家族中以长兄西摩为代表的早慧孩童，无一不是站在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边缘，既眼见虚伪又心存期待，在每一个路口惴惴不安地做着各种各样的人生选择。然而，与早期作品中深陷战争阴霾的少年男女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塞林格将关注的焦点进行了由外向内的调整。可以说，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等小说中，自我与他者之间依然在进行着激烈的交锋，但二者的相遇不再导致纯粹对抗与摧毁，间或出现了融合中的焦虑、成长中的烦恼。有趣的是，这些故事中，“小大人”式的人物频现，诸如“献给爱斯美的故事”中的爱斯美、“康涅狄格州的维格利大叔”中的莱莫娜等。从他们与实际年龄极不相称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他们站在了中间的灰色地带。只是在这个灰色地带中的“小大人”们，依然不知何去何从，各自彷徨在成长的烦恼之中。

随着“小大人”的成长，他们不仅急于想要了解成人世界的生存法则，更注重体会“被需要”的感觉。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妹妹菲比就为霍尔顿提供了认识自我价值的机会。霍尔顿早就意识到应有的一份责任，他跟妹妹提到了罗伯特·彭斯的诗，说自己要在麦田里守望，捉住往悬崖边奔来的小孩。现实中，他看到恶意画在学校墙上的脏话却无力抹掉，无法保护学校里的孩子们不被污染。小说中，霍尔顿满口粗话、撒谎成性、甚至离家出走，或许只是在尝试以各种方式去接受自己不再是一个小孩儿的身份变化，他在想方设法构建自己的力量堡垒，努力做一名守望者，而不是逃避者或叛逆者。每一个不断打碎自己又重构自己的人，都能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找到那个曾经脱胎于纯真的自己，而在他们的世界中，最珍贵的或许就是这样一份对纯真的守望。

守望纯真、捍卫纯真的霍尔顿，想象自己站在悬崖边，这种旁观者的距离既让他产生了焦虑的危机，同时也拓展出了独立思考的空间。从早期短篇小说中的“轻度反叛”到中期作品中“站在悬崖边守望”的转变，已隐约表露出塞林格创作思想的演进：在“二掌相击”瞬间，对立的双方见到了彼此，在相遇中加深了了解，在相望中出现了一丝交融。可以说，纵观塞林格后期作品中的人物，经历过“二掌相击”的碰撞、彷徨与叛逆之后，在年龄上他们并没有迈向“假模假式”的成年，但他们的心智已不再纠缠于“二掌相击”的对抗，而是逐渐走上了一条“独手击拍”之路。

塞林格在认识他者、认识自我、处理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上有所顿悟，在创造完美少年形象的路上厌倦了纷繁嘈杂的外部空间，他的后期创作越来越强调“独手击拍”，直至超脱尘世羁绊，甚至如弗兰克·克莫德所暗示的，表现出一种“内在的死亡愿望”。在他笔下，二元世界的界限再次清晰起来，只是这个界限不再是必须做非此即彼式伦理选择的场景，而是成为个体的“独手击拍”时刻，他们可以掌控“独手击拍”的音长、音量和节奏，在清醒中获得超越的契机。也就是说，无论塞林格后期小说中人物的自杀选择、或是塞林格本人做出的避世之举，都在营造“独手击拍”的空间。他们守望纯真的初心未变，而是已经超越了企图追赶、企图抓牢（Catch）初级阶段，达到努力将命运掌控（Hold）在自己手中的高级阶段。

1965年，塞林格在《纽约客》上发表了自己最后一篇小说《哈普沃思16，1924》。此时的塞林格，好像已经随着少年西摩的喃喃自语堕入了深渊，在“独手击拍”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走到了尽头。玛丽·麦卡锡在研究了塞林格所有作品后认为，塞林格的写作是“病态的”。在麦卡锡眼里，塞林格为了保持神秘，在194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名篇《香蕉鱼的好日子》中便让西摩自杀，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摩是真正神秘的。然而，在时隔近20年后，作家将西摩7岁时神秘复杂的心态以近3万字的篇幅展示在世人面前，似乎塞林格要凭借这篇终结作品预言般地回应若干年后评论家们的指摘。菲利普·罗斯曾指出，一种超凡脱俗、高人一等的腔调在塞林格作品中越来越响，“这个时代配不上那些为数不多的贵人，这些贵人被置于其中，只会被逼疯和毁灭”。可以说，罗斯为塞林格的避世隐居找到了某种讲得通的解释。另外，据塞林格的小说译者丁骏回忆，2007年初，塞林格曾通过经纪人对《弗兰妮与祖伊》的中译本提出要求如下：封面上不能有任何插图,不能有除了书名、作者名和译者名之外的任何其他文字,不能有“译者前言”、“译后记”之类的文字。这或许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塞林格尤为看重自己作品的格调，不容许任何杂质与玷污。当其笔下的人物已经完成表达纯与真命题的任务，塞林格和他的小说就已经朝着“消失”的方向越走越远。

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与世长辞。一时间，是否会有塞林格遗作面世，成为书迷们和出版商最为关心的话题。然而，时至今日，除了几部传记和由3篇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早期作品合成的小集，并没有新的塞林格小说出版。在世时长达40余年的隐遁人生，去世后同样保持沉默寂静，塞林格留给这个世界的依然只有重重迷雾的传奇。虽然读者期盼着传奇塞林格能够凭借他的文字“再度降临”，但这也只是某种一厢情愿。正如1974年塞林格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所言，不发表任何作品给他带来的是“绝佳的安宁”。在纪念塞林格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们可以继续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读到塞林格尘封已久的遗作，但当下更好的选择是重读那些蒙上了岁月痕迹的文字，也在“绝佳的安宁”中，体味塞林格留下的“独手拍击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