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苏珊·桑塔格（1933-2004），美国第一代公知，与汉娜·阿伦特并称为美国20世纪知识界的两位女神。作为文化评论家、小说家、电影制片人、导演和剧作家，她是不平凡的知识分子，也是引领时代的流行偶像。《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一书描绘了这位女作家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一生，探讨了桑塔格在影响美国民众文化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这位精神偶像的人生历程中反观当时动荡的美国社会发生的文化变革。本文摘编自该书《生命与死后生命（1998-2001）》一章，由澎湃新闻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发布。

与安妮·莱博维茨一起的生活塑造了桑塔格的1990年代。她们一起旅行了许多地方，比如约旦、埃及、意大利和日本。出于研究的目的，她们拜访了桑塔格小说《在美国》的女主人公海伦娜·莫德耶斯卡先前位于加利福尼亚安纳海姆的农场。1996年，莱博维茨在纽约上城区的莱茵贝克（Rhinebeck）购买了一处风景如画的地产。克利夫顿角（Clifton Point）曾是传统的阿斯特家族（Astor family）的农庄，这个家族是极有影响力的老纽约金融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代表。这块地产拥有很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房子，以及一个池塘和哈德逊河畔的一块地。莱博维茨带着极大的乐趣重整了这块地产，并和桑塔格一起搬进了池塘边的一座小房子里，在剩余的装修工作全部完成以后，这个房子变成了桑塔格自己一人的乡间小屋。

在罹患乳腺癌之后，桑塔格对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十分敏感。她的身体在1998年夏变得越发糟糕，7月初她重新接受了医学检查。结果让人沮丧。她又得了癌症，这次是一种罕见的宫颈癌。虽然这次诊断预测的治愈概率要高于上一次，但对一位65岁且已经得过癌症的人来说，这种希望也不绝对。正如她第一次面对疾病时那样，桑塔格这次也只为一种可能性作心理准备：活下来。戴维·里夫后来把这种态度形容为“积极的拒绝”。桑塔格相信，正如她二十三年前坚信的那样，她可以战胜概率。卢辛达·柴尔兹回忆：“苏珊当时绝口不提她可能的死亡。”

桑塔格在巨大的折磨下度过了接下来的一年半时光。在纽约的西奈山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 她做了彻底的子宫切除手术，并进行了漫长的放化疗医治。患病的第一个月，安妮·莱博维茨几乎每天都陪在她身边——在桑塔格的鼓励下——记录下她爱人患病的不同阶段。莱博维茨在2006年出版了她被广泛讨论的摄影集《一个摄影师的一生》，而里面的小画幅照片是她职业生涯中最动人和最受争议的摄影作品。它们展示了桑塔格是怎样在神志模糊的状态中由一位医护人员清洗身体，又是怎样在朋友和助手的帮助下进行化疗，以及她是怎么失去她那著名的头发的。

安德鲁·怀利每天在中央公园晨跑后都会去看望桑塔格，他生动地讲述了桑塔格是怎样将她的生还和她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的。即使在半睡半醒间，她还在思考她想写的书。某天早晨当怀利走进病房时，他的朋友还没醒，皮包骨头地躺在病床上。“我看着她，”怀利说，“然后想，上帝啊，她死了。当我碰到她的手臂时，她突然间醒了，然后说：‘我要工作！’‘什么？’我问道。她接着回答：‘我要工作！’ 我抱着她：‘你完全疯了。’这就是典型的苏珊。她真的就处在死亡的门槛上，尽管如此，她不想让我以为她很快就要睡着了！”

化疗抑制住了肿瘤，但它强烈的副作用包括脚上的严重神经性病变，因此66岁的桑塔格在经过漫长的物理治疗后必须重新学习走路。康复的过程十分煎熬，但她是位斗士。她很开心自己能活下来，享受着每一分钟。

与此同时，桑塔格出于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意愿又开始写作。她在第二次癌症期间完成的第一篇文章是为一本摄影集所写的导言，她和莱博维茨一起构思了这本摄影集。为了1999年秋出版的《女性》（Women），莱博维茨对200名美国女性——女艺术家、女政治家、家庭妇女、农妇和脱衣舞女——拍摄了肖像，并将它们编排成一份千禧年之交美国女性生活的人类学大纲。这个构思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拍摄的德国人肖像集《时代的面孔》（Antlitz der Zeit，1929），却采取了一种完全中立的摄影视角，比桑德更强调不同社会背景间存在的冲突。桑塔格在她的序言中问道，是否存在着某种事物能将摄影集中呈现的女性统统联系在一起？但在经过一系列反思之后，这些反思的某些部分看起来并不符合这个时代，桑塔格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这篇散文中，她继续讨论了《火山情人》结尾部分四位女性的独白以及在她的剧本《床上的爱丽斯》中已经讨论过的主题：女性的存在。桑塔格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成功地挖掘出该主题表面之下的内涵，这表明，虽然她对此深感兴趣，但这个主题不是特别适合于她。她自己作为女性的人生过于矛盾，因此不具有代表性。她既不接受被她批评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话语，也不遵循1990年代以来盛行于美国大学的后女权主义性别逻辑。她宁可退回到更遥远的地带。在那些年的采访中，她承认她对弗吉尼亚·伍尔夫重新有了兴趣。在许多层面上，桑塔格带有人类学色彩的思考与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的反思相类似。但不同于伍尔夫的是，桑塔格没有成功地解释清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也没有强调一位女性的“人类境况（conditio humana）”的普遍性。

桑塔格在《女性》这本光滑锃亮的摄影集中更加积极突出的，以及在她严重患病后标志着她成功回归公共生活的，是她个人形象的确定。《女性》的最后是桑塔格的一张肖像，这是她最美的照片之一，诞生于她与摄影机长达一生的爱恋。她剪短了的灰白头发在化疗过后又重新浓密起来，赋予她颇有戏剧张力的脸庞以一种感官的重量。她双手支撑着下巴，穿一件深色高领毛衣，眼神专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独立的批判权威的偶像。

戴维·里夫在回忆母亲的文章《疾病更甚于隐喻》（Illness as More than Metaphor，2006）中讲道，尽管桑塔格从不谈论死亡，但她会死的想法却像一个“幽灵处在她的许多讲话背后”。这尤其体现在桑塔格“对长寿无法抑制的渴望”和“她时常说的活到100岁的愿望”中。 在周边的人看来，死亡的强烈压抑的主要影响有时候明显地反映在她超人般的生存渴望里。桑塔格还能够一直谈话、阅读、看电影一整晚而不睡觉。她有时候在采访中会自嘲地说道，她有种感觉，自己已经用完了九条命中的六条，她同时又解释道，自己现在才刚开始真正写作，而最好的作品尚未到来。“我有一个完全新的人生，”她在2000年3月宣称，“它会变得非常伟大。”“一天只有24小时，但我试着以48小时来对待它。”而桑塔格也正是这么做的。她甚至开始学钢琴，这是她母亲在小时候禁止她做的。桑塔格的热情是维系生命的一个动力，并传染给了她的很多朋友。当她的前助手之一杰夫·亚历山大（Jeff Alexander）教她如何使用网络并为她设立了一个电子邮箱时，桑塔格对这个新的事物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一个月后就比她的助手知道得更多。桑塔格在她的楼顶房里安置了许多台电脑，这样她就可以随时随地地写作和上网了。

桑塔格在化疗期间完成了小说《在美国》。正如她之前的小说《火山情人》，这本关于波兰演员海伦娜·莫德耶斯卡的小说也是对历史事件的一次文学改编。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强悍的女性。桑塔格在创作中结合了传统的作者视角与想象的日记片段、书信、对话以及内心独白。

尽管她尽了所有努力，结果却让人沮丧，冗长的篇幅都是关于演员和明星偶像，关于欧洲移民和美国梦的陈词滥调。许多场景都单调与刻板。女主人公高尚的无私和她在艺术上的沉醉，有时好像桑塔格带着时而佯装的天真在发表她关于公共人角色的观点。

在小说的个人叙事层面，有迹象表明桑塔格也在利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来探讨自己的声望。比在《火山情人》中表现得更为强烈的是，桑塔格在这本小说里戏谑地影射了自己的个人经历，比如她的萨拉热窝岁月，她和菲利普·里夫的婚姻，以及她祖父母波兰犹太人的出身。小说在导言中贯穿着针对桑塔格弱点的自我指涉式奇怪评论，许多加戴引号的概念需要理解，像在费力地暗示她有着严肃知识分子的声誉。

尽管具有实验性倾向，《在美国》的大部分内容却还是传统的。这不仅明显区别于1960年代受过高度现代主义训练的桑塔格的文学观点，更是站在了“世界文学作为高雅文化”这种不容置疑的论断的对立面，体现在那些年桑塔格对作家如约瑟夫·布罗茨基、安娜·班蒂（Anna Banti）、丹尼洛·契斯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的讨论上。如果说桑塔格认为她的文学偶像偏爱某种不受潮流影响的复杂性，甚至在主流文化中赋予这种偏爱一个颠覆性的地位，那么她对《在美国》所采取的力求通俗的策略就危险地接近于被瑞士文学批评家安德里亚·柯勒（Andrea Ko¨hler）所贴切形容的“在素材和故事情节上追求休闲读者的品味”。

鉴于上一本小说的成功，FSG出版社为《在美国》投入了同样规模的宣传经费。虽然桑塔格因为复发的癌症而明显的愈发虚弱，但她依然非常专业地对这种促销努力予以支持。《在美国》出版于2000年春，FSG 的宣传负责人杰夫·赛洛伊在全美组织了一轮详尽的巡回朗诵会，他陪同桑塔格前往芝加哥、西雅图、波特兰、旧金山、洛杉矶、伯克利、丹佛、爱荷华城、休斯敦、迈阿密与华盛顿。尽管旅途辛劳，桑塔格却非常享受这种巡回朗诵，也很开心与她的听众见面。

尽管有许多异议，《在美国》却被美国最负盛名的文学类奖项国家图书奖提名。当2000年11月桑塔格站在曼哈顿万豪马奎斯酒店的舞台上接受奖杯时——附带10000美元的奖金——她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说自己感到震惊已经是一种轻描淡写了，”她几乎无法呼吸，“我比我所能表达的还要感动。”

在之后的记者会上，桑塔格对于那些有关负面评价的提问回答得略微有些执拗，她说自己没有阅读任何评论。“被批评是痛苦的。”

在纽约的文学圈中，桑塔格的小说比起她的散文要较少地受到喜爱，这次授奖继续被视作对她智识偶像地位的推崇。然而，在她的小说出版以及获奖时的诸多采访中，她强调自己没有受到现已成为共识的公众评判的影响，并再次申明她已经成功转型为小说家。桑塔格认为她的小说水准要高于散文，有时甚至更大胆地称，如果自己1960年代的散文被逐渐遗忘却因小说被记住，那也不算坏事。

虽然桑塔格即将步入七十，但她并不像一个年长的女性。安德鲁·怀利说：“甚至在生命终点时，她看起来依旧像21岁。她对不知道的东西一直很感兴趣。

许多人在晚年会回到他们熟悉的事物中。但桑塔格的生活让人觉得她仿佛昨天才出生，还有整个世界等待去探索。”桑塔格称自己的年龄是“奇异的”。她依旧做着一生中都在做的事。即使年岁已高，她还维持着一种不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这尤其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强度上，也体现在对新朋友的坦率上，以及对新的艺术和政治作品的热切能力上。

因为国家图书奖对《在美国》的认可，她的文学声誉等于获得了官方的保证；桑塔格在2000 和2001年搜集编辑了她近二十年的文章和演讲，结成文集《重点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2001）。虽然她以熟悉的激情打算开始新的写作计划，比如一部关于文学的文集，囊括了她近来的散文和演讲，一本发生在日本的新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和第三本关于她疾病的自传。然而，如桑塔格所承认的，她太缺乏纪律性，没有办法规律地写作。相反，她的工作强度时强时弱，而且她以一种蓄意的轻描淡写模糊地掩饰了这个问题，并在2002年1月告诉英国的《卫报》：“我不觉得有必要每天或每周都写作。但是，我一旦开始，就会在书桌旁坐上18个小时。……我经常早上开始动笔，再突然回过神时天已经黑了，中间没有起来过。这对膝盖很不好。”

这种工作方式不可持久。对桑塔格来说，这些写作的困难都源自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两次罹患癌症之后，她更加强烈地追求一种确定的、理想化的死后生命。戴维·里夫在桑塔格死后出版的散文集《同时》（At the Same Time，2007）的序言中描述，他的母亲属于这样一类作家，“他们在面对死亡的必然性时，以幻想他们的作品会比他们活得更久……来安慰自己”。这种幻想也可能变成完全的挫败，它体现在桑塔格持续不断的抱怨中，她认为自己不像她那一代的其他作家那样多产，比如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或者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我不是全职作家，我从来就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会长达数月来回地游荡、做梦、拜访一些地方或者看一些东西……我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