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众所周知，云南是一个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多民族省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对滞后，但这并不影响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思想载体落后于中原文化发达地区，也不意味着云南的文学是“化外之邦”的孤独呓语。自明朝以降，云南便逐步形成了由中原文化与云南边陲的多民族文化并存、交融产生的文人文学基础。徐霞客、杨升庵是其杰出代表。近现代以来，尤其是自抗日战争以来，大量先进知识分子进入云南昆明，也给云南带来了具有西方现代观念的文学思想及样式，昆明由此成为中国新诗以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又一个摇篮。西南联大作为一个标志民主、进步、科学与文学新生面的营垒，以其自由、民主、自强、自信的民族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云南当代文学的走向。闻一多、朱自清、穆旦、陈梦家、臧克家、沈从文、汪曾祺等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其为人和作品影响至今。新中国成立，云南当代文学纳入社会主义文学的阵营，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上世纪50年代初，代表着先进文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巩固边疆、建设边防与各族人民鱼水相依，结下深厚情谊，以冯牧为代表的大批军旅作家进入云南这块美丽神奇、富饶多彩的土地后，以文学的形式开掘和发现了秘境云南。这一时期，云南文学在全国捷足猛进，风光绮丽，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至60年代中期，随着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边疆民主建政的进程，对少数民族历史及社会情况展开了持久的、系统的、全面的调查，一批知识分子，包括文学青年肩负起了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责任。云南文学，尤其是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发展与这一使命契合，促成了当代文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也形成了云南社会主义文学现实的、历史的、民族的特殊品质。以上所述，便是云南当代文学的文脉传承和历史机遇。

1978年，云南省文联恢复工作后，省作协也随之重建与复苏。一批在“文革”劫难中受到冲击、迫害的老作家重获新生。在省委省政府的关怀支持下，云南省作协除恢复机关文学刊物《边疆文艺》（即现在的《边疆文学》）外，投入巨大力量，致力于重建文学创作队伍，书写改革开放边疆新面貌，经过40年不懈努力，云南的当代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云南的作家队伍也成为中国作家中一支生力军，尤其是云南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更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队伍中的重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40年来，云南作家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忠实地记录和形象地展现了云南各族人民崭新面貌和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改革开放40年来的云南当代文学史，就是各民族文化正本清源、繁荣传承、百花齐放的现实反映，更是边疆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发展的大历史。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脉相传，几代作家共时态创作

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报告文学，云南文学呈现出大繁荣大发展、老中青作家共时态创作的景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小说创作方面，老一辈作家李乔、彭荆风、杨苏、王松、苏策、张长、张昆华等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状态；张长的《空谷兰》获得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中年作家黄尧、汤世杰的中篇小说《荒火》和《高原的太阳》是新时期文学代表性作品，汤世杰的长篇小说《情死》、黄尧的《女山》、李霁宇的《壁虎村》等在云南长篇小说创作中取得较大成就；进入21世纪之后，一批青年小说家的创作日臻成熟，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获得鲁迅文学奖，范稳的 “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以及之后创作的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和《重庆之眼》，奠定了其在国内长篇小说创作的地位；张庆国的《黑暗的火车》《如风》等代表中篇小说艺术方面的探索；潘灵以《泥太阳》和《一个人和村庄》揭示了农村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缺失以及重建问题，胡性能的《消失的祖父》《生死课》等作品意蕴丰厚，影响较大。

诗歌创作历来是云南文学的优势，云南诗坛人才辈出，改革开放以后老一代诗人焕发了青春，晓雪是其代表性人物，米思及、饶阶巴桑、张长等也成就斐然。以中国第三代诗人于坚为代表的现代诗人群体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横空出世，于坚的诗歌《尚义街六号》《罗家生》以及《0档案》等在中国新诗史上享有一席之地；海男在诗中张扬女性主义精神，《忧伤的黑麋鹿》是她的代表作；雷平阳以其质朴的写实性表达着命运、疼痛、悲怆的精神品质，诗集《云南记》是他的代表作；鲁若迪基、哥布各自以自己民族的文化营造诗歌的精神营养；樊忠慰的诗凝练、奇岖，是血液和灵魂凝结的晶体。于坚、雷平阳、海男分别以其诗歌作品的精湛有力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进入21世纪之后，新一代青年诗人茁壮成长起来，段爱松、祝立根、王丹丹、胡正刚等，形成了在全国较有影响的云南青年诗群。

散文创作也是云南文学的强项，许多小说家和诗人纷纷加入到文化大散文的写作行列，他们用优美的笔触描写云南的山川大地和民族历史与文化。其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汤世杰的《灵息吹拂》、张庆国的《会泽会馆》、于坚的《大地记》《还乡的可能性》，雷平阳的《云南黄昏的秩序》、《我的云南血统》《乌蒙山记》、范稳的《高黎贡——人类的双面书架》等，这些带有云南地理和人文印记的散文作品，被中国文坛称之为“云南文化大散文”。

在报告文学方面，云南作家也颇有建树。新时期之初，黄尧、朱运宽创作的《生命的近似值》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老作家彭荆风的《解放大西南》具有史诗的品质，获得鲁迅文学奖。云南作家的非虚构文本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英模人物，黄晓萍的《真爱长歌》歌颂了缉毒英雄罗金勇的壮举，唐似亮的《大道健行》以纪实的手法真实再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杨善洲的光辉形象。这两部作品均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民族文学成为特色名片

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在这个民族大家庭里，有15个少数民族为云南独有的民族，有8个少数民族为国家民委认定的人口较少民族。尽管有不少民族被称为“直过”民族，即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生态体系和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创世史诗、民间歌谣和神话传说。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构成了云南民族文学拥有无可比拟的创作资源。新时期以来，云南作协始终把培养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弘扬和传承各民族文化、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当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让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我们现在已经圆满达到了这个目标，让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传世作品，还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云南民族文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各民族作家都把书写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生存与发展、阵痛与新生、族别意识与国家认同、走出大山与回归精神本源作为创作母题，创作出大量风格迥异、特色鲜明、生动形象的民族文学作品。40年来云南民族作家以本民族书写为主的文学创作，也形成了数个在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民族作家群，如白族作家群、彝族作家群、哈尼族作家群、纳西族作家群、景颇族作家群等。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群落已基本形成了各民族、老中青、文学创作品系齐全、梯次完整的作家队伍。老一代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有李乔（彝族）、晓雪（白族）、张长（白族）、张昆华（彝族）、康朗甩（傣族）、杨世光（纳西族）等，中年一代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家有存文学（哈尼族）、哥布（哈尼族）、鲁若迪基（普米族）、纳张元（彝族）、阿布司南（藏族）、木直·玛波（景颇族）、段平（回族）、聂勒（佤族）等；青年一代少数民族作家也正在茁壮成长，成就斐然，其代表性作家有和晓梅（纳西族）、伊蒙红木（佤族）、永基卓玛（藏族）、李梦薇（拉祜族）、此称（藏族）、扎西尼玛（藏族）等。强大的民族作家阵容为将云南民族文学打造成云南当代文学的“特色名片”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和保证。如今，在全省2126名省级作协会员中，有612名少数民族作家，约占全省作协会员的30%；全省265名中国作协会员中，有近一半是少数民族作家会员。自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设立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来，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获奖作品在全国获奖数目和获奖人数中均居于前列，目前已有101人次获奖。从而确定了云南文学在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中突出的地位，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云南文学最值得骄傲的成绩。

扎根现实沃土的地域化书写

云南有着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资源，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云南作家充分认识到了自己所拥有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因此他们的创作无不紧贴本土现实、扎根文化沃土，无论是汉族作家还是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借鉴、再认识，以及传承和弘扬，都成为大多数文学工作者的自觉意识，并视之为自觉的责任和义务。纵观40年来云南文学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 对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全新阐释和再度书写。这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作家身上，社会的进步和开放，思想的解放和视野的开拓，以及多方面的培训和学习，使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文艺理论和写作技术，先锋与现代，魔幻与新写实，云南作家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吸纳一切先进的文艺思潮，并能与当下的中国文学大体同步。而民族性和民族文化资源的占有，又使云南文学在中国文学的现实书写语境下独具特色，成为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 紧贴大地的写作让云南的作家作品颇具原生态的山野之气。云南的写作者大多不是来自于生活的底层，就是自觉行走在大地上的行者。走村串寨式的田野调查和常年生活于民族地区的写作者，是云南文学的基本模式。云南作家作品总是与民族文化与民族历史进程有关，与山川大地相接，与多元文化状态下各民族各美其美、相互砥砺、美美与共、携手进步相连，与边地人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转变历程相关。因此，云南作家作品中的人文地理色彩较浓郁，或拙朴真实，或遒劲苍茫，或神奇妖艳。

3. 地域化写作让不断涌现的云南作家群体成为一种文学现象。改革开放40年来，云南作家立足本土，深挖本民族文化资源，在相互激励中共同进步，先后形成了昆明作家群、昭通作家群、曲靖作家群、楚雄作家群等，在民族文学战线，也形成了彝族作家群、白族作家群、景颇族作家群、哈尼族作家群等少数民族作家群，云南的儿童文学作家还形成了“太阳鸟”作家群，军旅作家有边防武警作家群。作家的群体涌现和成长，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突出的文学现象，新世纪的作家群更注重个体的突破和个性的驰扬。昭通作家群是在经济相对贫困的地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逐步成长壮大的。以夏天敏为代表的昭通作家群体，注重生活的提炼，擅长表现农村题材，有较高的现实敏锐度。“太阳鸟”作家群是一个自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的儿童文学作家群体，沈石溪、吴然等作家团结了一大批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保持各自不同的题材领域和创作风格，形成了云南儿童文学“滇军”的品牌效应和持久影响。云南边防武警作家群是继承云南军旅文学传统的一支新军，他们身处边防一线，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在表现缉毒缉枪等特殊战线的生活时，这个群体以广阔的视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丰富别样的现场生活为创作出发点，他们的作品在全国得到了普遍的好评。楚雄彝族作家群是最近几年涌现出来的新一代作家群体，他们的写作地域化色彩丰富，民族气息浓郁。这些作家群体的出现得到了云南省委、省政府、云南省作协和各级部门的大力扶持和帮助，使作家们的创作不再孤单，他们抱团取暖，相互砥砺，讴歌家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新变化，是云南文学繁荣发展的生力军。

改革开放40年，也是云南文学繁荣发展的40年。云南作家目前有四人获得鲁迅文学奖，三人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01人次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多名作家入围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云南各民族作家已经成为弘扬主旋律，宣传党的文艺方针和实践党的文艺政策的重要队伍，成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稳定边疆、文化戍边的重要力量。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立足红土高原，在40年的时代巨变中，云南作家队伍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一起成长壮大，还将不断书写出更多更好的云南故事，让它们成为中国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国故事云南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