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篇小说原是一种极具难度的文体，其体量之大，天然地就承担着更多的阅读期待和加持，对写作者智识水平、知识结构、思考力、审美力甚至体力和意志品质都构成相当的挑战与考验。

2018年长篇小说中的脱颖而出之作，往往是对这一难度心存敬畏却也迎难而上的写作。这些作品共同丰富着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对于外部世界和自我内心的观照、理解和呈现，以千姿百态的文本面貌挑战和回应着长篇小说书写的难度，而这种写作本身又参与着难度的构建。

据说，2018年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已经破万，显然，上世纪90年代开始显现的长篇小说创作的蓬勃与繁荣仍在继续。身处一个长篇小说空前高产的时代，如此蔚为大观，让人似乎有些忽略或忘记了这一文体书写的难度。长篇小说原是一种极具难度的文体，其体量之大，天然地就承担着更多的阅读期待和加持，“史诗性”、“命运感”、厚重、丰富等等，诸如此类讨论长篇小说时经常秉持的标准，对写作者智识水平、知识结构、思考力、审美力甚至体力和意志品质都构成相当的挑战与考验。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观察2018年的长篇小说写作，会发现那些从海量作品中脱颖而出、分外醒目、引发读者与批评界巨大讨论热情的长篇小说，往往是对这一难度心存敬畏却也迎难而上的写作。在它们那里，长篇小说的写作难度不是被取消的，而是得到了重申。

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

我们有时会期待通过阅读一部长篇小说，去触摸一个时代、一段历史。和历史学、社会学的记录相比，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时代、历史的打量、记录和表达是审美性的、情感式的，它致力于保存的是一个时代的具象和肉身，还原大写的历史下每个局部的记忆与经验、血肉与灵魂。这时，一部关涉历史的长篇小说书写的难度在于，隔着岁月的风霜尘埃，如何实现对彼时彼地世相的还原、物质状态的还原和心灵状态的还原；如何把那些相对遥远、陌生的经验和体会，那些远在写作者时代背景和人生图景之外的人和事，有效地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有效地说服自己、进而说服和打动读者；如何进入公共视野、公共经验中的历史深处，以小说特有的眼光和方式打捞出新的东西。

《考工记》原为战国时期的一部手工业技术文献，王安忆2018出版的长篇新作以此为名，主人公是上海洋场的小开陈书玉，围绕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座祖宅的修葺，讲述了他历经民国、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历史时期的人生和命运。《考工记》被视为《长恨歌》的姐妹篇，小说的封面赫然印有“一唱三叹，《长恨歌》后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我们总忍不住要在《长恨歌》浓密的阴影下来阅读和讨论《考工记》。从《长恨歌》到《考工记》，从沪上名媛王琦瑶到世家子弟陈书玉，王安忆对这些“被历史席卷着向前奔去的凡人”、“热热闹闹的新时代之外的尘埃和草芥”，对他们在时代主潮高歌猛进过程中的“碾落成泥化作尘”总保持着描摹和探勘的兴致。历史是由无数卑微的生灵组成的，是由无尽的小事件循环往复推动着的。但其实历史又是最不关心和在意卑微的，它的脚步宏阔，每一次迈步，都抹去了太多生命的鲜活。《考工记》勾联起散落在历史缝隙中的人和房屋和他们语焉不详的俗世日子，再次出色地展示了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的形形色色的市民生活图景，展示上海近现代都市化进程；而在此次的写作中，王安忆对她的人物和故事更有耐心，更显慈悲。

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的主角是京杭大运河，运河的历史和当下既是叙事背景又是叙事对象。作者以“知识考古”的耐心和决心，讲述着这条曾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动脉的前世今生，讲述着围绕运河的人文历史。运河往事中包裹着几个家族绵亘百年的秘密，更流淌着现代中国100多年来踉跄而百感交集的演进。经由一对来到中国的意大利兄弟的视角，小说打开了理解和审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某种视角，翻译谢平遥的人物设置更形成了一种比较视野中东西方的相互打量。小说中，大运河的故事被放置在中国一百多年现代性演进时间流中展开，深刻的文化思索蕴含于几个家族故事的拼图和运河历史的追溯。《北上》为近年来的叙事现场提供了一种“新的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同时也实践着“70后”作家“把外在于自己的材料转化成自己内在的生命经验”的必由路径。

刘醒龙的《黄冈秘卷》以家族叙事的文本面貌，穿插大量民俗典故的描写，经由“我们的祖父”、“我们的父亲”和“我们”的视角来讲述一段家族秘史与革命传奇。而贾平凹的《山本》讲述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大山深处一个叫涡镇的小地方，“城头变幻大王旗”乱世中的一段情感和几种命运人生。这两部小说都可谓作家的归乡之作，写下的是过往里或传奇或苍凉的往事，而刘醒龙、贾平凹的叙事着力点或兴奋点所在，大概是要呈现历史深处一方水土的独特文化气韵和精气神。故事即使反复被讲述，也终将尘封，而有力量的历史叙事写下的是旧时光，生发的却是新意蕴。

上述几部小说关涉其实都不过是刚刚逝去的时光，但我仍然把它们视为历史书写，可能因为这些岁月时光都有一种表面的“暂告一段落”，与我们当下生活的联系似乎隐秘而微弱。而我们为什么要经由小说去触摸某一事件、某段历史？不是为了更清晰，而是为了更模糊，确切地说是为了模糊之后的更清晰。某种意义上，也许小说比历史更可靠。

长篇小说“现实一种”

更多时候， 现实主义仍是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潮，或者说，读者对长篇小说的期待相当程度上仍落在其关于现实与当下的观照和表达上，从社会生活到精神状态。我们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渴望书写当下的作品，渴望那些对应着中国当下复杂经验的叙事，除了穷形尽相地淋漓描摹时代生活，更经由它们打量和探究世道人心，去印证或抵消自己的焦虑疑惑。

而讲述一个正在发生的中国故事，却是难度巨大的。难度之一在于，所谓现实，一方面对应着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与时代演进中五光十色、庞杂斑驳的丰富与复杂，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新状态；另一方面，作家们的创作却总停留在某种舒适区里重复着自己的关注与表达惯性，对于真正现实的反映不过是冰山一角。基于此，2018年的长篇小说中，引发我特别关注的是周大新《天黑得很慢》。作品从一个陪护保姆的视角，以她在“陪护经验讲座”中的讲述设置了一种“拟纪实”的笔法，向读者呈现了一个退休法官老年生活的身体和精神历程，由此触及到一个极具普遍性的大命题——每个人进入老年时的心理与生理历程，其中的无奈与不甘、内心的孤独恐惧与身体的衰败荒凉，那些复杂隐秘的心境与心事。尽管文本中局部的叙事逻辑稍嫌粗疏（比如看护员钟笑漾讲述老人生活时的话语方式），但小说最可贵的是对中国逐渐进入老龄社会这一新问题的文学敏锐，作为国内首部全面关注老龄社会的长篇小说，这也是周大新跳出题材惯性场域和创作舒适区的一种尝试。引发我特别关注的还有杨少衡的《铿然有声》，主人公迟可东履职县委书记、副市长、市长过程中，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种重大历史、政治责任，与周围人和环境发生的复杂关系。小说笔涉官场和官员，却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官场文学”，作者的关注重心不是倾轧的步步为营和机关算尽，甚至不是腐败与反腐的激烈斗争，而更多在试图呈现新时代基层执政者在面临新任务、新矛盾时管理思维的更新。《铿然有声》于生态建设、环保问题的冲突和矛盾中展开情节与塑造人物，以文学的方式回应着当下中国深化改革、经济发展和执政管理中一个突出的矛盾：长远利益与当下利益、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以及这其中的官场生态和世相人心。如果说《天黑得很慢》提出了文学“新问题”，《铿然有声》则塑造了文学“新人”——一种新型执政人格的锤炼。它们都开拓了当下现实主义叙事的关注图景与表达视野。

说到“新人”，想起张柠《三城记》和其中的青年形象顾明笛。小说主角“80后”青年顾明笛辗转上海、北京、广州三座中心城市工作和生活，历经自己与外在环境的相互冲突、对峙和选择，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着对真实自我的不断寻找和认知，实现着人格的完善和完整。《三城记》贯穿着作者对于当下青年景观、青年现实生活与精神状态的深入观察和探究，而小说的叙事着力点，不是渲染那些如影相随的困顿和烦恼，不是对主人公所处环境的一味喟叹与抱怨，更多的笔墨是着力于顾明笛与青年伙伴们在这一过程中在想什么、做什么，在以什么样的灵魂状态与身体姿态确立、彰显主体性，在被迫与外部世界迎面碰撞之后青年人力量的显现。

讲述一个正在发生的中国故事，其难度还在于如何与身处其间的现实保持一种审美距离。现实主义创作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现实题材创作，比如，在这个资讯如此发达、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轻松获得各种新闻和故事的时代，当一个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的案件进入叙事的时候，小说将给予它怎样的观察和表达？石一枫《借命而生》中，小说的表层魅力固然来自对一场历时多年的追捕、一个警察与逃犯长久的对峙和角力的精彩讲述，以及氛围营造、节奏把控和语言精准。扣人心弦的背后，是直抵人心的拷问，个人与历史的对峙、时代留在个体上的伤痕或“勋章”，这才是小说的深层张力。

2018恰逢改革开放40年，有关它的纪念和讨论在这一年之中更多时候是以会议、新闻、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形式呈现。李凤群201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大野》是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观察和表达，不同于几年前出版的反映改革开放长篇小说《大江大河》以几十年经济生活中“弄潮儿”为主线的正面强攻，《大野》将两个普通农村女性——时代主潮的边缘人的个体成长和个人命运，纳入国家改革开放40年间的时代历程中来讲述，作品中的两个女主人公经由各自不同的话语方式，展开作者关于城与乡、物质生活与精神欲求、自我与时代等的思考和探索，更由此呈现出“70后”一代人在改革开放时期共同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

长篇小说“不能承受之轻”

长篇小说作为公认的“重文体”，往往背负着“总体性”的期待和要求，症候性、历史感，似乎天然地就与长篇小说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相对于细节的真实、经验的具体生动、语言的独特性等等，一部上乘的长篇小说，还需要一种作为筋骨和支撑的内在性的结构，而这种内在性结构的设置，往往暴露的是作者从整体上去考量、思虑和把握书写对象的能力。那些真正成为经典的长篇小说，那些在漫长岁月中拥有持续阅读热情和价值的作品，往往都是很好地实现了这一期待的作品。

2018年底，李洱出版了长篇小说《应物兄》。作者历时13年方才完成的写作，13年的披阅增删，在长篇小说写作全面提速的当下叙事现场格外引人注目和期待。被评论家称为“现象级”的这部小说，中心事件说来并不复杂，围绕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筹备成立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从海外叶落归根，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各路人马摩拳擦掌。古典文学研究泰斗、著名考古学家，校长、系主任、学生、同行，甚至官员、商人……而“我们的应物兄”作为小说的主角，作为儒学院的具体筹建人和程济世先生归国的具体联络人，他在这一过程里的境遇和遭遇，他和周遭世界的交流、融合、对峙、冲突，他的所思所感所见所闻，串起了一场熙攘喧闹的儒学复兴大业，串起了知识界、文化界几十年来的众生相，更串起了当代学界、文化人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复杂关联。然而，上述这段文字却不能真正实现对这部作品的复述，是的，这大概是一部太难轻易“复述”的小说，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表层情节之下包含着太多具有丰富延展性的可供讨论的话题，

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与评价而言，《应物兄》作为近几年来最具分量的长篇小说，之所以被誉为“与当下时代相匹配的一部小说”，除了前面所述的高浓度，更源于小说整体上的那种文化历史视野，即“总体性”。小说中那些林林总总的人物，那些众生相与浮世绘，那些铺陈罗列的百科全书式的细节和知识，都笼罩在一种关于这个时代纷繁复杂的历史社会的思虑和考量之下，更始终贯穿着作者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前世今生、从日常人生到灵魂深处的探究之意与悲悯省视之心。小说中，知识不仅作为叙述语言，同时也是作者审美和怀疑的对象本身；叙事语言中或隐或现流露出来的戏谑和俏皮，恰到好处地表达出作者对自己身处其中的那个人群的复杂情感，深刻的批判与深切的理解交错其中。

当然，强调长篇小说的总体性，并非强调作家要对自己书写的对象做言之凿凿的笃定评判，或强势的价值判断。作家并非真理的代言人，长篇小说的写作也并不负责真理的发布、问题的解决甚至忠奸善恶的辨别，他要担当的是一个观察、探询、追问的角色。我们现在总是忍不住感慨当下长篇小说中总体性的匮乏和孱弱，其实是在呼唤那些逼真的细节、光滑的叙事背后，作家关于人、关于时代、关于所书写对象的一个基本的思考和表达的能力。《应物兄》出版后就引发了文坛和评论家热烈的讨论，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事件性的小说”、“《红楼梦续篇》”、“这些年文学界一直在等待的小说”，评论家李敬泽这样解释文坛久违的集体兴奋：“面对这样的时代、变化和人，需要想象、建构和创造一种与之匹配的小说，在这个小说中我们也能真正看到这个时代、看到这个时代中的我们自己。近些年来小说家们一直在为此奋斗，但无论是读者还是批评家，都觉得好像不那么令人满意。所以我能理解我们的批评家们看到《应物兄》后的兴奋，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标本，一个对象，一个可以有力地来说一说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这个时代的巨型叙事应该是什么样子？正好就和这个时代能够相匹配。”

文章名曰2018年长篇小说观察，准确地说，只是我在这一年文学阅读中的目光之所及，视野和格局之局限自不必说，更携带着重重的个人口味与审美偏好。所提及和讨论的篇目，有的是我自己中意喜欢的，有的来自身边同行甚至普通读者的推荐，但都对应着我近来特定的关切、思考和焦虑，引发我谈论他们的冲动和兴致。而讨论具体作品时所表达的理解、感悟、评价甚至疑问，是在探讨小说在这个时代得以安放自己的合理性与说服力，探询小说在现实生活加速的过程中对于世事人心的见证与陪伴，更是基于自己对长篇小说的基本认识、期待和长久以来的困惑与不解。一年来，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除了文中提到的，还有徐怀中的《牵风记》、陈彦的《主角》、叶弥的《风流图卷》、肖亦农的《穹庐》、陈河的《外苏河之战》、张平的《重新生活》、刘亮程的《捎话》、韩少功的《修改过程》、宋尾的《完美的七天》、梁晓声的《人世间》、陈继明的《七步镇》、冯骥才的《单筒望远镜》、笛安的《景恒街》……憾于文章篇幅所限而无法逐次展开。作为2018年中国长篇小说重要收获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品共同丰富着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对于外部世界和自我内心的观照、理解和呈现，以千姿百态的文本面貌挑战和回应着长篇小说书写的难度，而这种写作本身又参与着难度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