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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油画） 董希文（靳尚谊 赵 域 闫振铎 叶武林复制）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开栏的话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各民族的大团结，中国的历史由此开辟新纪元。

70年砥砺奋进，70年沧桑巨变。开国大典上那句响彻云霄的宣言犹在耳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大地上欢声雷动的情景犹在眼前。

今天，人民日报文艺部特推出“逐梦70年”栏目，美术副刊以油画《开国大典》为开篇，由新中国美术经典逐一回顾新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以及新中国美术随着历史进程一步步拓展的足迹，在经典的赏析中追忆，在审美的愉悦中感奋，在艺术的升华中体会民族精神的庄严与伟大。

创作于1953年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描绘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性场景，以真实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表现方式，将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时刻，化为永恒的丹青华章。

作品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基调，运用宏观开阔的构图方式，将天安门城楼的内景和天安门广场的外景浑然相连，视野宽广深远。作者董希文先生，以写实的造型手法塑造了人民领袖和开国元勋的精神风采，形象惟妙惟肖；对广场的人群队列和蓝天白云的描绘，则以写意的笔法，传达出舒朗明快的意境。在用色上，董希文将中国工笔重彩和敦煌壁画的用色特点融入油画色感，同时以新年画的装饰性贯通全局，整幅画面充满明亮雍容的色彩氛围，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开国大典》小稿，虽尺幅仅有20厘米，但画面结构的铺陈布局、场景构图的叙事安排、人物形象的勾勒造型显示出画家已胸有成竹，宏伟气象跃然纸上。《开国大典》以恢弘的场景、明亮的色泽和传神的形象，塑造了新中国的开国气象与大国风范，既具有历史真实性，又充满高昂的艺术感染力，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

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历史进程中，董希文先生是一位为中国油画艺术和美术教育做出毕生贡献的艺术巨匠。他出生于人杰地灵的浙江绍兴，自幼受到浓郁的传统文化滋养，曾先后在苏州美专、上海美专、国立艺专等五所美术专业学校学习，转益多师而博采众长。他成长于充满忧患和乱世纷争的20世纪前半叶，却有着高尚的人生目标和艺术理想，年轻时即展现出激越的艺术热情和创新的艺术才华。在研学西方油画方法的同时，他重视民族艺术遗产，独辟蹊径，走向西部，历时近三年，在敦煌莫高窟寂寞面壁，研究和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也深刻感受到西部边疆地区的自然风物与民族风情，从而将中国传统艺术的造型规律与特点转化为自己的表现语言，形成油画艺术的创新风貌。

新中国成立之后，董希文以满腔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文艺建设，在油画研究和创作上提出重大学术命题，以“油画中国风”“油画民族化”为目标，进行深入探索。他立足中国大地，深入藏区，重走长征路，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画出了极为生动的人物肖像、风景写生和主题创作，作品充满崭新的民族美学意蕴和蓬勃生命力，充满时代生活的诗情画意，在油画语言的中国化转换上树立了成功典范。

董希文先生的杰出贡献，在于他对历史、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充满感情，对时代的变迁富有敏锐的感受力。他创作的《开国大典》《春到西藏》《红军过草地》《百万雄师下江南》《千年土地翻了身》等史诗性的主题画，反映了重大历史事件，创造了崭新的艺术意境，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已成为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佳作。董希文在现代中国油画的发展中构建了宽阔的文化视野与崭新的民族美学，更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上拓宽了表现路径，用视觉的形式塑造了时代精神和大国气象。他的艺术在新中国美术的发展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散发出永久的光辉，成为屹立于中国美术史册中的巍然高峰。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主题性创作带动油画民族风

陈履生

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之后的中国化是中国文化发展中兼收并蓄的传统。油画从清代开始传入中国后，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等一批西方画家，主动改变画法而融入中国，故得以招为御用。20世纪初，中国的年轻画家自欧洲学成归国后，也开始自觉实验将西画画法融入中国创作，开启了油画民族化道路。

1939年赴法国留学、1943年赴敦煌探索的董希文，因为临摹敦煌壁画而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油画民族风格。1952年，董希文接受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创作《开国大典》。他既利用了西洋画在色彩表现上的优长，又吸收了中国民间年画在色彩表现上的特点和方法，该作以及此后的《春到西藏》被认为是新中国大力提倡的油画民族化的典范。董希文曾提出“油画中国风，从绘画的风格方面讲，应该是我们油画家努力的最高目标。”莫朴也说“创造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油画，是重要的问题。”潘天寿还说“中国人画油画，要注意中国民族的特点……中国人无论画什么都应该有民族风格。”无疑，这是新中国美术的时代使命。而与之相关的努力，一方面基于中国艺术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国的审美传统，同时，又指向当时油画艺术风格单一化的现实。不管是“民族化”，还是“中国风”，实际上就是为传入中国的西方绘画形式培养能够在中国生存的土壤，把西方的化为中国的。

当油画传入中国不久，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审美爱好，最常用的艺术手法是吸收中国画中工笔画的渲染法，使之去掉光影明暗，以一种柔和的画面取悦观者。新中国美术则改变了此前认识和实践上的局限，以主题创作带动油画民族化的发展，其中以罗工柳《地道战》为代表的“土油画”，实际上是在另辟蹊径的可能性中，通过创作打通另外一条道路。艺术的民族形式对于新中国的意义，既有社会的需求，又有艺术的自觉。在既要展现民族风格又要发挥油画特点的时代困惑之中，这一时期的油画家深深懂得油画的民族风格非朝夕所能形成，必然经历逐渐形成、不断发展的过程。油画民族化道路上的先驱人物颜文樑、刘海粟、林风眠、常书鸿、倪贻德、董希文、吴作人等美术家的实践，都成为时代中极具研究价值的个案。新中国油画出现的“民族风”诉求以及具体实践，在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中也出现了用油画颜料画中国画、用单线平涂的方法画油画等问题。所以，“不能狭义理解油画的民族风格”，也一直伴随在新中国美术的发展进程中。如同人们深刻认识到，若仅仅停留在西洋的表现形式上，那么，中国气派的油画风格就不能建立。

1957年，吴作人曾明确提出：“中国学派的油画，也不可能在今天定下它的规格和面貌，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正因如此，油画民族化在中国并没有表现为一种固定的模式，而是以不同的个人风格显现出这种“民族化”的多样性，展现“中国风”的神采。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油画发展进程中，从探求“形式美”到正视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油画在回归艺术本体的努力中，建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艺术体系，可谓水到渠成。所以，在全国美展以及全国性的油画展览中，具有画家个性的多样性的油画风格，成为当代中国油画发展的整体流向。公众越来越接受油画，油画作为中国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父亲》到重大历史题材、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油画作品表现强劲，备受关注。当这些作品与中国画并置时，已表明中国社会已接受了油画。正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化，形式语言上的民族风格，使得油彩成为中国画家熟练使用的一种体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油画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融入本土的重要画种，与中国画一同成为推动中国美术发展的强劲力量，各个时期出现的经典作品作为当代文化的重要成果，在美育等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时代力作绘就新中国美术图景

邵大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包括美术在内的文学艺术走过了一段光辉历程，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基础上，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过反复讨论研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文艺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经过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我国文艺呈现出更加繁荣、更为活跃的可喜局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70华诞之际，回顾走过的这段历史，我们深感这丰硕成果来之不易，并为之骄傲和自豪。

一个时代的精神和风采若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赢得广大群众热烈反响，便可能成为反映这个时代面貌和精神的力作。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而建立的人民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激发了人民高度的政治热情，也鼓舞了艺术家奋力创造优秀作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主张，使艺术家们积极发掘民族传统资源，努力吸收外来文化有益经验，为新的艺术创造服务。

传统中国画在吸收文人画、院体画和匠师画基础上，使写意水墨和工笔重彩齐头并进，竞相峥嵘；明清以来日趋衰落的人物画，由于新社会的广泛需求，再次受到重视而获得发展新机。艺术家们吸收和改造西画素描造型，使之与传统笔墨有机融合，塑造了一大批参与社会变革的人物形象，开辟了我国用笔墨语言创造人物画历史的新篇章。山水画一手伸向传统，发扬笔墨写意精神和技巧；一手伸向自然，提倡实地观察和写生，适当运用西画造型手段，形成“以古开今”和“中西融合”两种不同手法、技巧的艺术风貌，却都各自拥有新的时代气息。

从欧洲传进的油画技巧，经过我国早期负笈西方研修的一代学子和上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接受苏联专家来华授艺训练以及被派遣赴苏联高等美院学习的青年艺术家的不懈努力，逐渐在我国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油画教学体制，并通过组织历史和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提高艺术家的创作能力，形成了一支兼有专业功力和文化素养的油画家队伍。中国当代油画之所以在国外赢得声誉，是因为油画家们认识到，只有认真学习西方油画造型、结构及色彩技巧，适当融入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技巧，扎根中国现实，讲好中国故事，才可能在国际艺坛上有所作为。近几年来，有数十位画家100余件作品参加的中国当代油画展，在油画传统深厚的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罗马展出，受到当地艺术界和广大观众的高度评价，认为这些作品既继承了欧洲油画传统，又有中国艺术独特风采。

我国版画和雕塑历史悠久，但若欲激活这些传统艺术形式，一方面要靠社会变革的推动，另一方面则要吸收外来艺术面向现实的创作经验。新中国版画继承和发扬延安木刻和国统区版画艺术优秀成果，重视发掘传统水印木刻技法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宝库，用以表现沸腾社会生活，发扬各地特色，形成全国版画流派纷呈、名师辈出的局面。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是集众多艺术家智慧的新中国雕塑开篇巨作。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雕塑备受关注，反映重要历史事件的大型纪念碑雕塑和美化城市、乡村的装饰性雕塑大量涌现，建立雕塑公园蔚然成风。城市雕塑在我国是新兴事物，由于这门艺术具有媒材多元、传播广泛以及保存时间长的特殊性，雕塑家们在创作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必须高度重视作品质量，严格掌握“宁缺毋滥”的原则，作品的艺术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涌现出一些主题鲜明、形式美感强、可以传世的力作。

在漫长的中国美术史长河中，新中国70年是一个异彩纷呈的历史阶段。新中国美术能取得如此硕果，离不开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爱国激情，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国策，更激发起人民大众为实现崇高强国理想而奋起拼搏的意志、决心和豪情。这是中国艺术家克服重重困难，努力攀登艺术高峰的强大动力。为创造时代力作，艺术家深入现实生活，从人民大众中获取创作资源和艺术灵感，真切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传达时代心声。

从外来艺术中合理吸收养分，是创造时代力作不可或缺的条件。50至60年代，虽然受外部环境限制，一些艺术家仍然通过各种渠道参考外国古典和现代作品，取其有益经验，为我所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外大门敞开，我国艺术家们拥有更加广阔的艺术视野，不仅机智地采用纵向和横向借鉴两种方法吸收外来艺术营养，而且与外界广泛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另一方面也从中外艺术的比较中，知己知彼，更加深刻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决心为将其发扬光大而不懈努力。

艺术家们的民族文化自信，更是创造新中国时代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这种自信表现在对中华民族悠久古代文化艺术传统的尊崇和热爱，对近现代中国文化艺术成就的充分肯定，对先驱们创建新中国美术付出的艰辛劳动和探索精神的敬仰和珍惜。愿新时代的美术工作者继往开来，为新中国美术创造更多时代力作。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