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的文坛很有意思，每隔两三年，就要集中精力讨论一下现实主义文学，好像现实主义是一把易锈的利剑，若不时常擦拭，便会失去其应有的锋芒，甚至会严重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内在品质。我原本不太在意这类讨论，但经常被一些朋友热情邀请参与这类话题的作文，慢慢地，我也积累了一些思考。遗憾的是，我的一些思考，经常不合友人之意，好像我在故意对现实主义搅浑水。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我读到的作品，差不多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书写现实的，要么关注历史记忆中的现实，要么呈现当下生活里的现实，只不过，表现宏大现实生活的作品少一些，探视微观生活乃至人性面貌的作品多一些。根据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好像还不能武断地认为，那些大量书写日常生活琐事、揭示人性微妙博弈的作品，就不属于现实主义文学。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有必要花费如此多的精力，来反复讨论现实主义文学？按我的理解，某些重要的东西缺失了，或者存在着某种别有意味的错位或危机，才有必要集中讨论一下。现实主义文学好像还没有出现这类情形。所以，我有时候也怀疑，这种讨论是不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伪命题？不过，在这类讨论中，我也不时地看到一些颇有意思的思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些学者已敏锐地意识到当代文学创作的内在症点，不是作品有没有关注现实，而是作家如何处理现实。

作家如何处理现实？表面上看，这确实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问题，带有方法论的意味，但它的骨子里，却涉及作家如何理解现实、表达现实的审美思维和艺术智性，也涉及到作家洞察现实背后诸多本质的思考能力。我们都说《白鹿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但它在细节处理上还是动用了一些魔幻的手法，而且这并不影响它的现实主义特质。文学毕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具有明确的主观性、幻想性，它在反映现实的时候，必然地带有创作主体的内心意绪、个体想象和审美思考。所以，朱光潜先生曾由衷地说道：“凡是文艺都是根据现实世界而铸成另一超现实的意象世界，所以它一方面是现实人生的返照，一方面也是现实人生的超脱。”从某些意义上说，朱光潜先生所强调的“返照”与“超脱”，其实是一切文学应有的两种基本属性。现实主义文学的不同之处，无非就是“超脱”的方式更依赖于经验或常识罢了。

唯因如此，当我们讨论现实主义的时候，重要的不是讨论作家笔下的现实是否再现了我们的生活和经验，而是要关注它如何有效超越了现实，并对现实进行了更为独特的审美发现与思考，就像李健吾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接近一切凡俗，凡俗却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在书写现实生活的时候，必须要有能力使“凡俗不俗，庸常不庸”。这一点，在小说创作中尤为重要，因为小说毕竟是一种虚构的艺术，它在直面现实的过程中，必须要借助想象，对人类生活或人性特质进行独到的审美发现。

如果带着这样的观念来审视短篇小说的创作，我们会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当代作家的最大问题，不是远离了现实生活，不是自觉地规避了现实主义，而是恰恰相反，太多的作家过度拥抱了现实，甚至是被现实劫持了作家应有的“超脱”能力，失去了诗意的幻想。在2018年的短篇小说中，这类作品就非常普遍。它们或迷恋于庸常经验的复述，或倾心于凡俗欲望的书写，或在无常的历史记忆中打捞往事，或在廉价的苦难中兜售道德关怀……很多故事都很“现实”，有伤痛，有无奈，有感伤，有锐利，但是读完之后，却看不到作家穿透性的想象和思考，看不到他们“超脱”现实的内在气质与应有的艺术智性。

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它们虽不见得完美，但多少还是呈现了人们超脱世俗的欲念和情怀。在2018年的短篇中，班宇的《逍遥游》就是从底层的俗世生活入手，从容地展现了一群社会边缘者和零余者的内心之光。它们是如此的微弱，却又如此的温暖。小说以一位尿毒症患者的生存际遇为主线，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揭示了这微茫的尘世里繁杂的人性与人情。无论是父亲还是朋友，他们都在无望中执着地寻找慰藉，在伤痛中艰辛地寻求快乐，在凉薄中体会爱与温暖。小说在一种略带苍凉又不乏轻快的语调中，呈现了凡俗人物内心中罕见的柔软、体恤和友善，也使边缘人的苦涩生活变得熠熠生辉。

晓苏是一位善于营构故事的作家，但他并不满足于故事本身的精巧与奇谲，而是让人物置身于隐秘的伦理内部，盘旋于人性、情感与伦理之间，东奔西突，左扯右拽，由此凸现人物潜在的心灵气质，叩问凡俗中的人性光泽。《吃苦桃子的人》中的单身汉憨宝，善良，孱弱，老实，没有致富的能力，所以不受村里人待见。为了赚点辛苦钱，他主动帮助一个长途汽车上的女人守夜。在这个过程中，憨宝不仅严守自己的身份，还治好了女人的感冒。在憨宝的心里，欲望与金钱，必须与日常伦理中的自我“身份”相一致，所以，面对女人的暧昧，憨宝最终还是护住了应有的尊严。

张惠雯的短篇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穿透力。她既能精确地呈现凡俗生活中各种微妙的细节，又能不动声色地抵达生活背后的某些本质。《沉默的母亲》也是如此。三位母亲，分别选择了忍耐、反抗和死亡这三种方式，从不同层面呈现了“母亲”这个献祭式的角色。本能的母性意识，使母亲们永远无法挣脱家庭的羁绊，然而自由与独立的生命怀想，又让她们难以忍受家庭的重负。她们在撕裂中走向毁灭，却没有人洞悉那份内在的绝望。母亲是沉默的，沉默的内心里永远承受着熔岩般的煎熬。这就是现代伦理的诡异之处，也是世俗与不俗之间永远的对抗。

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当然不是对外在的生活表象的复制，而应该深入到现实的背后，打探这个日趋繁杂甚至是光怪陆离的现实生存中，人性如何应对这些快速的变化。夏商的《猫烟灰缸》、薛舒的《相遇》、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余一鸣《制造机器女人的男人》等短篇小说，同样立足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看来，应该是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是，它们都在那些看似平庸却又富有异质化的生活背后，凸现了人性中某些奇异的光泽。它们是现实生活的书写，却又果断地超越了诡异的现实，直击作家对内在人性的叩问，展示了创作主体对某些非功利性的理想化生存的追求。

在《猫烟灰缸》中，忏悔只是故事的外表，为那份绝决的真爱而守护一生，或许才是夏商所要表达的真实愿景。酒吧，单身男女，偶遇，这些现代都市中常见的生活际遇，在很多人的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只是精神的虚空、欲望的宣泻或命运的吊诡，但在夏商的笔下，却成为一种深入人物骨髓的情感见证。米兰朵以全部的身心唤醒了老靳的情感，也唤醒了他的罪与忏悔。而身为精神病实习医生的第五永刚，在见证这个非凡之恋的同时，似乎也在不自觉地重蹈其中。小说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将爱、生命与绝决，置放在一个奇妙的维度上，给人以旷世般的疼痛和震撼。

《相遇》则叙述了一段生死之间的心灵晤对。小说中的周若愚，收入不高，工作不体面，前途未见光明。作为沉默中的大多数，他处于社会的边缘，但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世俗者，相反，他依然拥有自己的隐秘情怀和梦想。当然，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周若愚的这种奢望显然难以实现，他能够选择的，只有平庸而务实的婚姻。于是，他将安葬在墓园中的林若梅，奉为内心深处的红颜知己，并由此踏上了精神之恋与世俗婚姻的分裂之途。在世俗的红尘中，“我饿，但我找不到合适的食物”，这是很多人所遭遇的普遍困境，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多少选择资本的边缘人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周若愚所需要的真正意义上的心灵之遇，只能在虚拟的想象之中。

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以一系列社会重大的历史时间作为参照，呈现了一群普通女性从少女到中年的情感生活，无序无奈而又摇曳多姿，以斑瓓的命运回应了时代的骤变。茉莉、甜甜、老甘、小五都是普普通通的女人，没有大志向、大情怀、大眼界，更没有大能力和大魄力，从学生开始，她们的人生志趣就是在俗世中寻求常人应有的欢乐，然而，一个又一个骤然而至的社会变化，最终将她们的命运折腾得起起伏伏，甚至是面目全非。的确，除了甜甜的早逝，她们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围绕情感所经受的爱恨情仇，却也是十分的鲜活和丰沛。余一鸣的《制造机器女人的男人》着眼于乡村留守儿童的生活，通过一个男人的执着探究，向纷繁而混乱的尘世发出了母爱的邀请。这个邀请，看似诙谐而荒诞，却又是如此的尖锐、执着和绝决。王聪明之所以倾其所有，不顾一切地研制机器女人，就像唐诘诃德斗风车一样，期望为那些日益荒凉的乡村，带来母爱所特有的充实与欢乐。

房伟的《“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是一篇带着“执念”的寓言性小说。它以一段历史的真实事件为依托，演绎了一位装扮鲁迅先生的教员之情感际遇和命运历程。阴差阳错的身份转换，虽然唤起了周预才内心深处的虚荣和幻想，但随之而来的真相，却让他无地自容。命运的颠荡沉浮，并没有改变他对鲁迅的敬仰，却让他在时代的铁流中穷挣苦扎，饱受尴尬。有意思的是，这个装扮鲁迅的小职员，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喻体，而潜心将这个故事还原成小说的大学教师章谦，才是小说所隐喻的实体。章谦似乎想以周预才的命运进行自喻，却又没能遇上那个信息不畅的时代，所以自杀是他唯一的选择。

须一瓜的《会有一条叫王新大的鱼》从一个凡俗的伦理问题入手，让两个中年男人陷入一种管教与被管教的关系之中。在这个奇特的关系中，职业伦理背后的权力关系、童心编织的邻里之情、友善本性托出的体恤之情，使这两个中年男人的内心产生了极为复杂的纠葛。当然，这也是作者饶有意味的把玩之处。它隐含了法律与人性之间的分裂，也折射了社会秩序与人伦之情之间的错位。须一瓜的智慧在于，她对市井生活中的日常伦理把控得有刃有余，从而使叙事话外有话，甚至声东击西，耐人寻味。

俗世不俗，日常不常。这是小说艺术常常遵循的一种审美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实主义写作的基本路径。至于如何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让作品绽放出各色奇异的花朵，那就要靠作家的思考能力和叙事智慧。在2018年的短篇中，朱辉的《午时三刻》以秦梦媞执着于整容为叙事主线，将一个现代女性的生存形态演绎得别有意味。虚荣也罢，自卑也罢，在秦梦媞30多年的人生中，平常的脸蛋成了她的巨大心病。她不惜一切代价地一次次整容，试图改变命运，却被命运不断地嘲解——工作越换越差，丈夫越变越黑，女儿越长越丑，最后连自己的母亲也不是生母……从“次品返修”到“基因改良”，朱辉一路轻松地叙述着，却将一个女性试图借助容颜来抗争现实的顽强毅力，击打得体无完肤。

任晓雯的小说，常常透出张爱玲式的荒凉和无望。这种荒凉，由人情直入人性，从伦理延及世态。她的《换肾记》也是如此。小说以生与死作为故事的内在张力，在上海方言所营构的市井气息里，从容地撕开了一个家庭内部脆弱的血缘关系，也呈现了世俗生活里某些诡异的世态。围绕着丈夫的换肾问题，妻子与婆婆之间、丈夫与母亲之间、母亲与女儿之间，各种由亲情或血缘构筑在一起的伦理关系，被死亡的恐惧击打得面目全非。

宋阿曼的《午餐后航行》则从两性情感的内部，撕开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困顿。小说在叙事上十分流畅，情节调控也显然相当从容。作者从一个现代女性的情感入手，呈现了不同女性内心中的隐秘风景：空虚，隔膜，易变，虚荣。很多现代女性，在面对各种精神焦虚症时，总想通过肉体的充实获得慰解，结果却常常陷入更大的虚空。

自我的丢失、分裂与错位，一直是范小青近些年来在短篇中倾力表达的主题。《变脸》直面当下的科技时代，围绕人脸识别系统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质询了现代制度建设与技术依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仰仗的是“机器比人更可靠”的非人化管理理念，最终却导致了“我无法证明我自己”的尴尬与错位。它是现实的，是我们每天都需要面对的技术霸权主义，但它又是荒诞的，超越了一般人的个体经验和认知习惯，可谓平常之中的不平常。

双雪涛的《女儿》是一篇非常精致的元小说。它通过一个作家对一位写手作品的期待和解读，呈现了两个相互交织的故事。它们都是有关等待的故事，而且这种等待，都游离于终级目标之外，是人们在追求目标过程中常常遭遇的插曲或者改写。无论是杀手的故事，还是我期待女翻译的故事，背后都隐含了人们对意外的渴望。我们习惯于生活在程式化的、目标清晰的尘世里，可是，我们的内心总是另有期望。而这，或许正是凡俗中所隐藏的某种人性本质？

李宏伟的 《冰淇淋皇帝》是一篇游离日常生活现实的寓言性作品，但它所面对的，仍然是我们如何应对内心的恐惧与无望。长久的烈日与酷旱，导致世界即将毁灭。只有皇帝和孙先生知道一切无可挽回，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延缓人们在灭绝前的恐惧。于是，孙先生让读书人在昼伏夜行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量一下这个世界。所谓的诏书，所谓的词语偏移，只不过都是皇帝利用特权手段，让不同的群体转移心志，暂时地遗忘残酷的现实所带来的慌乱、恐惧和疯狂。向死而在，也许只是一个高迈的词语，因为它在本质上将无法彻底地缓解生命内在的恐惧。

盛可以的《偶发艺术》同样是一部寓言性的小说。偶发艺术原本是一种即兴发挥的艺术，以自发的、无具体情节和戏剧性事件为表现方式的艺术，甚至是行为艺术。这篇小说以舞台剧的方式，设置了多个开放性的叙事空间，让章志清的家庭生活和情感，以不同的片段呈现出来。因为是片段，叙事上没有必要强调前因后果；也因为是片段式的戏剧场景，所以观众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自由参与剧情的讨论和表演。不过，所有这些叙事手段，最终不过是为了展示生活的无序与无奈，呈现人们在各种规则控制之下的“偶然”状态。现实变化越快，生活的“偶发”现象也就越频繁，它是生存的真实镜像，也是艺术的另一个空间。从现实角度来看，无论是李宏伟还是盛可以，都是以反现实或超现实的方式，展示了我们所面临的某些真实处境。

王手的《平板玻璃》无疑是一个充满了世俗烟火气的作品。“我”的四十年商海沉浮，既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也呈现了自我命运的跌宕起伏。因为一块平板玻璃，“我”不仅毁掉了邻居阿芬的婚姻，还摧毁了自己在家乡的立足之地。带着一股蛮劲，“我”终于在玻璃界打下一片江山，花了四十年时间，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尊严。然而，看似成功的“我”，依然孤身一人，无论是曾经的故乡，还是陈优犁等曾经的故友，都已渐行渐远。

次仁罗布的《红尘慈悲》是一篇非常精练的短篇，也是一篇让人回味不尽的佳构。它沉郁，辽阔，朴素，端庄，像高原上的微风，吹拂着尘世间所有的爱与死亡，苦难与麻木。小说通过觉如·云丹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普通藏族家庭的生活。在这个家庭里，每个人都很善良、勤劳、宽宥、体恤，与贫穷默默地相伴，从不抱怨命运的不公。当父母为哥哥和云丹娶回同一个妻子阿姆之后，受过教育的云丹内心里终于发生了变化，于是他选择的逃离。小说最动人之处，在于阿姆内心的渴望与隐忍，善良与忧怨，慈悲与落寂，它们浑然聚于一体，跃动着圣母般的光泽。阿姆与云丹的母亲、妹妹，共同构成了藏族女性心灵深处的宽广与慈悲。阿姆不幸逝世之后，成为唐卡画师的云丹，在老师的帮助下决意要为她塑铸一个观音菩萨像。这与其说是云丹为了赎罪或超度阿姆的灵魂，还不如说是为了展示藏族女性的伟岸与不凡。

我一直认为，任何一种“主义”的写作都是一种限制。或者说，都是一种围绕着自身终极目标的自我控制。现实主义也不例外。当它把现实背后的“真实”放在首要位置时，它所赖以支撑的载体，只不过是人类普遍熟悉的经验和常识。但是，面对如今眼花缭乱、变化万端的现实，面对人类极速膨胀、花样迭出的生活，面对异质化、个人化层出不穷的各种“真实”，几乎所有的经验和常识都面临着危机，就像本雅明所说的，这是一个经验贫乏的时代。我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现实主义写作果真将陷入“双重的尴尬”？一方面是文学必须“超脱现实”的本质诉求，另一方面是现实又变得迷离不清。在这种奇特的语境里，我们不妨搁置相关的理论争议，回到具体的创作之中，回到一部部真实的作品之中，像海子所言，“关心粮食和蔬菜”，关心作家在世俗生活深处所进行的思考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