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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现居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已发表学术专著和散文集多种。南帆先生2019年在《雨花》开设“村庄笔记”专栏，此为专栏第一篇文章。

沿江的公路蜿蜒起伏，驮着集装箱的载重大卡车络绎不绝。我和太太驱车赴闽安村。午后的斜阳落在对岸，江边矗立的赭色山崖投下长长的阴影。山崖之下大片的水田，阡陌纵横，翠绿的秧苗刚刚插下不久。但是，闽安村的名声不是金灿灿的水稻，而是黝黑的大炮。

我们被地图上和传说之中的闽安村迷住了。“两山如门，一水如线，而闽安镇绾其口”——这个小村庄仿佛从绵延的鼓岭山脉飞奔而下，大咧咧地坐落于江畔，发起脾气真的可以将滔滔江流打一个结。绾者，盘绕系结也。位居要津，古今兵家必争，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这些名将都曾经将闽安村作为军事据点。郑成功清初攻陷闽安村，并且在这里运筹帷幄，抗清复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村庄成为硌在大清王朝牙缝里的一粒砂子。道光三十年，林则徐奏准重修闽安炮台，他老人家即兴赋诗：“天险设虎门，大炮森相向”，据说长方形的炮台由三合土椿成，添加糯米糊增加粘性。水泥尚未问世的时候，粘牙的糯米时常被当成建筑材料使用。那些殷实的大户人家修建碉堡，厚厚墙体时常在黄泥之中拌入糯米糊和碎贝壳。这种墙体价格不菲，可是，一家老小的性命比米缸里的粮食贵重。闽安村这一带江面大约三四百米宽。山顶的炮台上，一门大炮威风凛凛地俯视两岸夹缝之间的窄窄航道。“闽赖其安”，这个小村庄的口气真的如此之大。闽安村自从唐朝开始设巡检司，村庄同时形成行政与商贸中心。钱庄、银楼、米行、酒库以及典当行或者布匹丝绸行星罗棋布，官府设关课税，同时缉私与捕捉海上盗贼。江风拂面，人声鼎沸，商贩和顾客兴致勃勃地讨价还价，一队荷戟的士卒招摇过市……郑和七次下西洋，其中六次曾经将船队泊在闽安村对岸的太平港等候合适的季风。据说他们时常到闽安村招募水手。或许，那个小名三宝的太监曾经前呼后拥地逛过闽安村的每一条街巷。我想知道，一个多大的村庄盛得下如此之多的传奇？

公路左侧山坡上的村落已经历历在目，可是迟迟找不到闽安村的入口。汽车在这一段公路来回打转，如同一艘靠不上码头的船只一次又一次地退到河流中央。无奈之下，我们只得绕到后山，在一个运垃圾的工人指点下进入村庄。村口果然堵住了，路边正在盖起一座钢梁架构的厂房，四处堆放建筑材料，地面一片泥泞。工业社会决定收编这个村子吗？我突然觉得一丝不安。太太已经多次到访闽安村。她的记忆是，每一次似乎都是从不同的入口进村，每一次都发现村庄正在进行各种改造。

当然，几经修葺的迥龙桥还在那儿，桥栏上的石狮、官印、寿桃、宝奁等石雕还在那儿。石狮子已经面目漫漶，眉眼之间似乎长了些青苔。迥龙桥横跨邢港，又名飞盖桥与沈公桥，据说始建于唐朝。唐朝的桥墩用石块垒成了尖利的锐角，如同水流之中的一排利齿。迥龙桥的桥头是一座齐天大圣庙，庙门紧闭，一对门神画像色彩明丽，孙大圣或许还在庙里午睡。过了桥是玄帝亭，供奉的是玄天上帝。玄天上帝的常规落脚点是湖北的武当山，不知哪一个年代拨冗到闽一游。玄帝亭下的石条凳上坐了几个说说笑笑的妇人，穿着臃肿的棉衣晒太阳。迥龙桥长六七十米，孙大圣与玄天上帝两大神仙共同监管的河面并不算宽，水流平静，河边泊几条木船，滩涂上几丛稀稀落落的茅草。

村庄里狭小的街道仿佛还是当年的格局，路旁古老的双层木板房与各种型号新盖的砖房相互交替，偶尔可以看到一辆摩托车或者电瓶单车。众多电缆横七竖八地跨过街道上空，湛蓝的天空被分割成一个个小方块。据说拐角的那一排双层木板房是当年一家有名的丝绸布行，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临街一间私人牙医诊所穿插于老房子之间，透明的玻璃门后面搁一张安装了各种管道和电线的靠背椅，突兀的景象仿佛有了些科幻的意味。

闽安村的协台衙门已经修复。这是当年的海防中心，管理水师、海关。“协台”是清朝绿营的武官名称，即副总兵。“协台”带领的士卒数千名，相当于现今的一个旅。据说郑成功当年曾经到这个衙门上班，威风凛凛地发号施令。衙门门口的石狮子神情欢快，居然是清朝石匠留下的作品。衙门是一个大院子，里面矗立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石碑。庭院的墙边栽种四棵龙眼树，几片叶子在微风中盘旋着落下来；龙眼树下搁一块多余的盘龙石雕，还有一个椭圆形大石槽，像是当年的饮马槽。厅堂正中一张长案，两侧循例竖着“肃静”、“回避”的牌子；架子上几面旌旗，同时插上一排刀、枪、斧、戟、钺、杖等兵器，显示这是一个军事机构。协台衙门没有多少游人。进门的时候，两个身穿制服的保安用狐疑的眼神打量我们。一时之间我有些恍惚：大清士卒的脑门上怎么扣了一顶大盖帽？

协台衙门两侧的厢房辟为展馆。展馆陈列的一批图片展示了闽安村的历史：商贸，海防，闽台交往，如此等等。玻璃窗里一张清代的手绘地图逐一标出山峦、江流、炮台、兵舰、衙门的位置，看起来就像古代小说里的插图。图片表彰的黎鹏举、江继云、钟紫云几位将领均为外地调防的军人，闽安村本乡上榜的英雄是陈明良。1884年中法之间的马江之战爆发。江面的第一波炮击过后，军舰上一些法国士兵分头乘坐四艘汽艇，手擎步枪从鹤滩登陆闽安村。二十五岁的陈明良手持大刀，率领乡亲愤然抗暴。他身中数枪，血流如注，被擒之后壮烈捐躯。闽安村的“普庵楼”即是纪念陈明良。多年以前，我曾经为马江之战撰写了一本著作《马江半小时》。当时收罗各种相关史料，居然遗漏了这一段情节。几个法国佬悄悄溜出我的视野，流窜到闽安村为非作歹。幸亏有一个陈明良挺身而出，他手中的大刀结结实实地教训了这一帮强盗。

我们在协台衙门附近遇到一棵须发茂密的老榕树，碧绿的叶子嚣张地遮住了半片天空。老榕树的树根如同众多青筋毕现的胳膊，紧紧将一堆石块揽在怀里，犹如一只老母鸡神情警觉地护住一群小鸡崽子。这些是闽安村石头城的残余，三百多丈的城墙就剩下这一堆石块了。当年郑成功离开闽地挥师浙江台州，清廷的福建提督马得功乘虚而入，一举夺回闽安村。为了防范郑成功的反扑，马提督就地取材，搜罗闽安村的花岗岩高筑城墙。城墙沿江展开，每十米设一个炮位。我们肯定是擅长城墙构思的民族，我们用城墙防御来自草原的骑兵，也用城墙防御来自海洋的兵舰。抗日战争前夕，人们拆除了石头城墙，将这些石头沉在闽江口，以期阻止日本军舰的进犯——以暗礁形式构筑另一堵城墙。无论栖身于江底的那些花岗岩哪一天重见天日，老榕树怀里的那些旧部愿意永久地等待。

我们到村里寻访一位相识的文史工作者老杨。询问了多人之后得知，他居住在后村的半山腰。石块垒起的护坡旁边，数十级青石台阶蜿蜒而上，路面洁净得令人生疑。半山腰几幢大宅子，竟然遇不上一个问路的人。我们四处敲门，又喊了几声，老杨才出现在一扇自来水管焊成的防盗门背后。我们被让进书房喝茶聊天，中途我站起到书架上看了看，居然在角落发现了太太和我的著作。老杨从小生长于闽安村，村庄的历史掌故烂熟于心，发表过许多相关作品。听着他绘声绘色的描述，我一直有些异样的感觉——种种故事仿佛浮动在远处。

告辞出门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四周太安静了。老杨的书房仅仅是大宅子的耳房，整幢大宅子阒无人迹，我们的脚步和说话声显得空洞虚浮。站在庭院可以看到，大宅子墙壁龟裂，门板倾斜，一些房间的门框已经垮下来了，长长的蜘蛛网无声地飘拂。墙根堆放的锄头、扁担、畚箕都蒙着灰，显然已多时没有人动过。庭院的石板缝隙与墙头、屋檐冒出了各种翠绿的植物，茂密蓬勃。可以猜测，后村的半山腰上仅有老杨夫妇二人。我询问老杨，夜深人静之际是否有些不适——是否有些恐惧？老杨没有回答，他兴奋地沉浸于自己的陈述，对于这种渺小的问题似乎不屑一顾。

大宅子门口有一片长方形的小空地，四周边缘清晰，光滑如镜的地面铺的是陈年泛黄的大理石，工整的石面仍然完好如初，间隙密实的石缝竟无半根杂草。太太转一圈，好奇地询问它的来历。老杨说，这儿曾经是卫兵的马房，他抬起胳膊指着相邻的另一个大宅子补充说，抗战时那儿曾经是国民党八十师的师部。大宅子大门紧闭，但是，可以从裂开的门缝看到破败的天井、大厅、厢房，空旷的天空寂寥地衬出了风火墙的马鞍形曲线。大宅子里阒无人迹，大约仅剩下若干老鼠、蛇和各种不知名的昆虫了。

老杨又指百来米外一幢宅院说，那儿是林述庆的故居。我初时猜想，大约不过一个稍有名望的乡绅，日后才知道是一个大人物。林述庆在福建武备学堂与林森共同创建“革命学生会”，毕业之后入伍，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林述庆率部起义，首克南京，担任江宁临时都督，不久之后担任北伐临淮总司令。这个骁勇的年轻军人很快进入袁世凯的视野。袁世凯授予其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并且召他赴北京任总统府顾问，那年林述庆才三十二岁。进京之后，林述庆对于袁大总统的诸多作为深感不满，他耿直言行也让一大批人深感忌讳。接下来的情节如同一篇古代的惊悚小说：袁世凯授意总统府秘书长设家宴单独宴请林述庆，酒中下了毒药。一番热络的推杯换盏之后返回家中，林述庆七窍出血，拖延了几天仍不治而亡。其妻率子扶棺回闽，入葬闽安村棋盘山麓。我们没有再去看林述庆故居，估计大同小异。

从老杨家门口俯瞰，村庄起伏错落的深灰色瓦顶尽收眼中，间或一棵大树的枝杈顽强地从墙壁与瓦顶的夹缝拱出来，灰蒙蒙地透着几分虚假。远处一所学校，还有一座教堂。夕阳西下，斜晖脉脉，可是，村庄里没有炊烟，没有荷锄的行人和回栏的牛羊，也没有鸡鸣犬吠和各种嘈杂的喧闹。一辆灰色的轿车鬼魅般地闪出阴影，穿过窄窄的路面，又倏忽不见了。我们三个人在半山腰扬起嗓门说话，嘹亮的声音很快被空落落的村庄吸收进去。老杨报出了一串惊人的数字：闽安村旅居海外的人口，分布的众多国家，令人咋舌的外汇，如此等等，可是，这些数字无法洞穿无形而厚重的寂静。太太不断地插嘴，询问各种细节。她一直认为，这个村庄是一块发烫的地皮，英雄辈出，声名远扬，可是，我觉得当年的气氛已经消散，那些历史故事正在逐渐冷却。村里的人东一络西一群地分散开来，若干去了台湾，若干到了美国，若干分布于澳洲、日本与阿根廷，留在原地的村庄像是一个正在干枯的外壳。

闽安村的鼎盛时期，清朝驻扎的水师分左营与右营，分别镇守邢港的两岸。水师的巡视范围不仅包括大陆的东南沿海，同时三年一换轮戍台湾。他们在台湾的巡防路线是高雄—花莲—钓鱼岛—基隆—淡水—台中—高雄。这些士兵肯定没有想到，那些印满了他们足迹的土地多年之后竟然产生主权的争议。1874年3月，日本借“牡丹社事件”进犯台湾，清廷命沈葆桢率军赴台。沈葆桢性格刚硬，处事果决，他的舰队浩浩荡荡，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最终签订《北京专约》。作为这个历史事件的一个善后细节，轮戍的闽安水师以及这一次跟随沈葆桢出征的阵亡士兵135具遗骸运回闽安村，葬于虎头山，形成一个墓群，立石碑“义冢”。墓群倚山面水，每圹一个安放遗骸的陶罐，三合土封顶，墓前立一块花岗岩小墓碑，镌刻士兵的籍贯与姓名。墓群纵13行，横11行，看起来仍然如同一个昂然的士兵方阵。这些士兵的记忆中，台湾的巡防路线始终如一。夜深人静，他们的魂灵或许还会从邢港下水，顺流出海，绕行台湾一周，黎明之前返回虎头山。

离开闽安村回城之后突然想起，忘了到炮台看一看大炮。根据记载，闽安炮台最初配备的是佛郎机大炮。佛郎机大炮明朝自葡萄牙引入。当时的官方文书记载：“西夷善大铳，铳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其铳用铜铸，大者千余斤，因名佛郎机。”事实上，“佛郎机”是明朝官员对于葡萄牙、西班牙的称呼。当时，两个不可一世的蕞尔小国坐上冒着浓烟的军舰，运用这种威力骇人的大炮丈量偌大的海洋。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与西班牙在里斯本郊外举行一次谈判，两个国家如同切西瓜一样在地球上划一条线，东面归葡萄牙，美洲归西班牙，这些野心勃勃的家伙依赖军舰与大炮描绘自己的霸业蓝图。一次小规模的战争之中，明朝军队挫败了葡萄牙军舰的挑衅，并且缴获二十多门佛郎机炮。朝廷立即敦促一批工匠仿制。不长的时间里，明朝军队开始大量配备佛郎机炮，刀斧、弓弩这些冷兵器开始落伍，至于剑术或者拳脚上的功夫只能留给那些热衷于单打独斗的武侠们了。明朝的一场抗日援朝战事之中，佛郎机大炮大显神威，轻松地将平壤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

然而，佛郎机很快被荷兰——当时的另一个海洋大国——手中的前装滑堂炮超越。荷兰人被称为“红毛夷”，这种大炮则命名为“红夷大炮”。明朝军队仍然从葡萄牙人手里购得若干“红夷大炮”，继而再度仿造。崇祯帝启用德国籍的著名传教士汤若望负责这一项工程。这个虔诚的信徒居然成功地造出二十尊“红夷大炮”，并且在《火攻挈要》一书之中详细记载了制造各种火器的技术。对于汤若望说来，笃信上帝创世与嘘嘘乱飞的炮弹屠杀生灵不存在矛盾，犹如他自己既是明朝军械工程师又是清朝一品大臣不存在矛盾。明朝军队配备“红夷大炮”的首要功绩是大败努尔哈赤的骑兵。那些驰骤于北方大地的骏马在巨雷般的轰鸣和此起彼伏的爆炸之中惊惶失措，溃不成军。努尔哈赤的后代意识到“红夷大炮”的厉害，他们开始如法炮制。一批被俘的汉人工匠乐意效力，皇太极迅速拥有这种大杀器。他甚至组建了一个火炮部队。当清军可以一字摆开百来门“红夷大炮”轰击城墙的时候，明朝的江山社稷终于彻底垮塌。

回家之后核对若干资料，居然没有找到闽安炮台。一种说法是，闽江口两岸的炮台群统称闽安炮台，另一种说法是，闽安炮台即是现今的亭江炮台。闽安村与亭江镇近在咫尺，如此之短的距离似乎不可能另设炮台。亭江炮台呈半圆形结构，炮台前方一堵半人高的护墙，山巅的主炮台之外，同时还有前沿炮台、临江岸炮台群及山后的弹药库。亭江炮台上摆放了两门锈迹斑斑的“红夷大炮”，据说是几年前修缮的时候从泥土之中发掘出来的。那些厚厚的土层下面是否还找得到当年的佛郞机大炮？不得而知。我们与历史正在互相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