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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鄯善县洋海墓出土的前秦时期《诗经》残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研究新疆历史的重要资料，被誉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百科全书，其学术研究价值不可估量。随着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鲜为人知的吐鲁番珍贵文献也走出象牙之塔，展示在世人面前。如吐鲁番古墓出土的一批古写本《诗经》，虽然保存状况不是很好，但从这些残存的诗句中，能感受到中原文化对新疆的强大影响。

1902年8月至1914年5月，日本僧人大谷光瑞先后三次亲率或派遣“大谷探险队”，深入中国西北地区探险。据记载，仅第三次探险，“大谷探险队”就窃取文物86箱，重达6731公斤。在吐鲁番窃取的文物70箱中，包括一些出土文书。大谷光瑞等盗走的文书在日本被称为“大谷文书”，其中收录与《诗经》有关的纸质文书5片，“桃之夭夭”“薄伐猃狁”等经典诗篇赫然在列。这些有关《诗经》的文字，与中原流传的文本别无二致。

1905年，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墓葬里发现了一批纸质文书，其中《毛诗正义》等文书备受学者们的关注。被标注为“No.54”的写本《毛诗正义·邶风·谷风》书法遒劲典雅，表现出唐朝前期的风范。《毛诗正义》是关于《诗经》的研究著作，简称《孔疏》，共40卷，是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王德昭、齐威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由政府颁布的官书。《毛诗正义》的古写本在吐鲁番出土，为了解儒家经典在吐鲁番地域的流传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1959 年到 1975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喀喇和卓两地共发掘清理了晋唐时期墓葬400余座。在所获珍贵文物中，有 2700 多件汉文文书。其中与《诗经》有关的文书，抄写时间早于敦煌所见的同类文字，因而显得十分珍贵。如阿斯塔那59号墓出土的古写本《毛诗·关雎序》，根据同墓纪年文书，确定为北凉神玺三年（公元399年）至玄始十二年（公元423年）之间的文书，被判断为北凉时期的遗物。1972年阿斯塔那524号墓出土了一批《诗经》残卷，有《周南·关雎序》《郑风·辎衣》，还有《小雅》之《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六月》。卷书题后有“义熙”字样，为麯氏高昌年号，相当于公元510年至525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这批文书中《菁菁者莪》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既见君子，我心则喜”等关于爱情的美丽诗句，无不具有艺术感染力。

2006年10月，吐鲁番文物局对鄯善县洋海1号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的纸质文书十分丰富。《论语》《诗经》和户籍类文书的发现，反映了先秦时期吐鲁番高昌文化的繁荣情况。出土的古写本《诗经》，内容分别为《诗经·大雅·荡之什》之《抑》《桑柔》《云汉》等。其中《大雅·桑柔》是反复劝谏君王要安民保民的长诗，相传为周大夫芮良夫因谴责周厉王用奸臣、祸害百姓和陈述救国之道而作。该诗语言质朴，运用了比喻、反诘、衬托、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显示出诗人高超的文字把握能力。

《大雅·桑柔》有云：“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谷。维彼不顺，征以中垢。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复俾我悖。”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大风疾吹呼呼响，长长山谷真空旷。想这好人多善良，所作所为都高尚。想那坏人不顺理，行为污秽真肮脏。大风疾吹呼呼响，贪利败类有一帮。好听的话就回答，听到诤言装醉样。贤良之士不肯用，反而视我为悖狂。”1600多年前《诗经》中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流传到地处边远的新疆地区，中原地区治国理政的思想也随之传入西域，对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产生深远影响。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战国时期就被列入《六经》，为儒家教育子弟的重要课本。在隋唐科举考试中，《诗经》为必读教本。当时的达官贵人和文人志士以赋诗为雅兴，整个社会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有关《诗经》的纸质文书，反映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