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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日本东京国家博物馆先后办了两个十分火爆的书法大展，一个是王羲之《大报帖》的展览，再就是眼下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览，均因为各有争议引起东亚文化圈的强烈反响，观者如潮：日本收藏的《大报帖》是不是王羲之的真迹？这次展览需要探讨的是颜真卿是不是超越了王羲之？“澎湃新闻·古代艺术”（www.thepaper.cn）特约请刘正成先生带来观展体验，他认为，通过这一系列展览可以看出，回归传统是世界文化的大趋势。

对于颜真卿《祭侄稿》的展出现场，他认为，策展方营造出具有悲剧精神的时空环境。展柜之前，既贴出唐朝安史之乱古战场的实景照片，又有书法原迹放大印在血红色的大纸条上，在灯光幽暗的展厅中，从开馆到闭馆总是密密麻麻的排队观众，缓缓静默移动，如同参加一个庄严的祭礼，观赏经典书法也实际上就是对古圣先贤致以文化意义上的敬礼。

颜真卿《祭侄文稿》在东京国立博物展览现场　台北故宫博物院　供图　

我是一个书法家，或者说我是一个中国书法史学者，我从我半个多世纪的阅历来谈一个文化层面的感想，提供大家思考。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著名的安田保险以3900万美元买下了梵·高的《向日葵》，此事当时不仅在日本，也不仅在亚洲，而是在全世界引起了一个新闻风暴。要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书法根本不值钱，如沈尹默、启功先生这样的书法家也只能用毛笔来抄写“大字报”，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天方夜谭！以后又陆续买入西方名画，1990年，大昭和纸业公司董事长齐藤良平以1.606亿美元，收购了雷诺阿和梵高的两幅画，其中雷诺阿那幅7810万美元，梵高的《加歇医生像》8250万美元，创下当时油画交易史上的最高价。这些个新闻风暴也有一个指标性的文化意义，即西方艺术占据了绝对主流的世界文化地位，东方艺术只是一个支流，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可能连支流也谈不上！

近几年先后在日本同一个博物馆所举办的如此轰动的中国古代书法作品展览，是否标志着这个世界已经发生河东河西的变化了？东亚的本土文化、中国的传统艺术是不是重新崛起了，甚至成了当今世界文化的时尚潮流？今天的年轻人怎么想我不知道，而我这样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无可再低的低潮的老人，心里的确洋溢了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今天上上下下都在谈“文化自信”，这不是“文化自信”是什么？这方面的问题我不想浪费大家时间而多谈，我只想谈谈关于颜真卿是否超越王羲之的问题。

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75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常言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化的价值衡量是没有量化标准的，任何比较方法都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的某个方面而已。这次我会见了日本的策展人，他说2012年开始筹备时，曾经考虑了一个展名“王羲之后的唐代书法”，立意是以颜真卿为代表的唐代书法是王羲之书法的发展。我说：这个展名和现在的展名其本意应该是一样的，因为超越就是发展嘛！我又补充道，在北宋初年，对颜真卿的评价并不太高，所以宋太宗时王著主编十卷本《淳化阁帖》时二王占五卷，而颜真卿的作品一件也未选，什么原因？唐太宗定王羲之为“书圣”，而王著持有了初唐的主流观念，没有看见其后颜真卿对王羲之的继承和发展。过了不到一百年，北宋后期的苏轼看到了颜真卿对王羲之的发展。他有了一个著名的论断：

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也就是说，前面虽有屈原、司马相如、陶渊明等等大诗人，但现在的诗歌高峰是杜甫；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均是文豪，但现在的文章高手是韩愈；从前有顾恺之、陆探微，但现在的画圣是吴道子。苏轼当然是“二王”的超级粉丝，《西楼帖》中所刻拓的《文与可字说》等苏东坡年轻时所写二王风格的小楷，几乎可以和二王乱真。然而他在此时没有提到王羲之，仅仅提到颜真卿登上了书法至高之境。古今通人如苏东坡，不可能否定屈原、司马相如、陶渊明，也不可能否定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和顾恺之、陆探微这些诗、文、画史上的古圣先贤一样，去否定王羲之、王献之，当然也包括张芝、钟繇在内这些书法古圣先贤。他在这里所谈到的颜真卿，就是谈到和书法艺术的古圣先贤一脉相承而登上一个时代新高峰的颜真卿。颜真卿既是王羲之书法最好的继承者，同时也是最好的发展者和开拓者！

苏轼，《行书李白诗卷》（局部），1093年，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苏东坡站在艺术发展观的立场来评价颜真卿的这个结论，一千年来几乎已成定论。今天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使用的这个“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名，其实就是来源于苏东坡的。倘若没有苏东坡这个著名论断，敢谈“超越”的人也许更是微乎其微了。李泽厚在他的《美的历程》的“魏晋风度”中谈到王羲之书法时用“人的主题”来命名这个章节，《兰亭叙》中“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是从对抗、怀疑中对个体人生价值的肯定。谈到杜诗颜字韩文时，李泽厚认为是在三曹诗歌、二王书法、六朝骈文之后的“盛唐之音”代表，颜真卿是新时代秩序的建立者。这次展出的《祭侄稿》、《争座位帖》、《三表》、《自书告身》，以及《大唐中兴颂》、《颜氏家庙碑》、《裴将军诗》等均是一种通过个人命运所表现的“雄豪壮伟”的宏大叙事。如果从书体演变的视角来看，王羲之从带着隶书痕迹的钟繇“旧体”演变为“八法”俱备的“新体”，以《黄庭经》、《乐毅论》等作品创立了小楷标准的话，颜真卿在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中楷的基础上创立了大字唐楷的法则，从而成为宋以后一千年来取法的典范。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局部），628-630年，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局部），632年，台东区书道博物馆藏

颜真卿，《千福寺多宝塔碑》，752年，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这次大展对颜真卿作品大量汇集是前所未有的，其墨迹中除了《祭侄稿》外，《自书告身》是殊为难得的唐人大楷书作品。唐人楷书几乎都在牌版中，罕有大楷墨迹传世，仅有两件如褚遂良《阴符经》和颜真卿《自书告身》均被后世鉴家怀疑为伪作。这次有幸得观《自书告身》墨迹深信其非颜真卿而莫办，离开作品书法本体的价值判断，仅以吏部尚书身份而抄写关于有关自家任命公告的可能性来质疑，可以从原件后面历代名家题跋中鲜于枢、董其昌等大楷书真迹来反证：不管从笔法力度和气息风韵均远逊于本帖，可以说《自书告身》墨迹是颜真卿难得传世的大楷书代表作。

颜真卿 ，《楷书自书告身》卷（局部）， 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这个展览很难得地借到了兰千山馆旧藏的黄绢本《兰亭序》，以及《大报帖》等墨迹，让我们很容易记忆起整个东晋南朝时代的书法，这样使我们得以从宏观的艺术史眼光来比照汇集一堂的颜真卿大量作品，更清晰地看到从王到颜的变化与发展。以小字翰札书卷气为主体的王羲之，到以大字碑版庙堂气为主体的颜真卿，不管从作品的书体视觉形式还是精神文化内容来分析，显然既是一种继承，又是一种超越。如果说唐太宗已经一锤定音王羲之为“书圣”，那么苏东坡的结论则可以称颜真卿为“圣之时者也”！

褚遂良，《黄绢本兰亭序》（局部），7世纪，台北故宫博物院寄存

这次展览还有博物馆策展理念中两个学术为公众服务的亮点，其中一个是千古名帖《祭侄稿》陈列的仪式感。策展人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平成馆中专门分隔出一个展厅陈列颜真卿《祭侄稿》，营造出具有悲剧精神的时空环境。在本帖展柜之前，既贴出唐朝安史之乱在河北定州即今天在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县石门古战场的实景照片，给观众提供一个对历史故事真实性的想象空间。又从本帖中精心挑选出一些动人文句按原迹放大印在血红色的大纸条上(并用图解注释文句出于本帖何处)，如同古代举行丧礼时挂在空中的飘飘长幡，张扬生者对死者凭吊的神圣性和神秘感，让人更容易进入艺术作品激动人心的语境中。这个灯光幽暗的展厅中，从开馆到闭馆总是密密麻麻的排队观众，他们均被红绳间隔出一层一层的人流缓缓静默移动，如同参加一个庄严的祭礼，观赏经典书法也实际上就是对古圣先贤致以文化意义上的敬礼！

（编者注：昨天有现场观众反映《祭侄稿》展览现场排队人员较多，有东京国立馆物馆工作人员以纸杵在参观者面前催促不休，如稍做停留，甚至以身体触碰观众，有失礼貌。）

颜真卿《祭侄文稿》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有专门设置的区域进行展示 乐震文 图

另一个策展创意则是一种艺术普及教育的课堂。策展人精心挑出某一个字来，按先后秩序从这个字的结构和点画上，把欧、虞、褚、颜唐楷四大名家原字用动画演示出变化过程来，让人非常直观地去理解颜楷是怎样演变为集其大成的典范。这既让你看到了唐楷四大名家的时代共性，同时分辨出相互区别的个性。这种非常有效的教学式设想，立竿见影地诱导着观众，难怪服务大厅中大人小孩拥挤着购买字帖和习字文房用具。

宋代李公麟《五马图》（局部），11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宋代宋代李公麟《五马图》展览现场

当然这个展览中让你兴奋的热点太多，真令人如入山阴道中，目不遐给。例如惊雷般问世的苏、黄、米等北宋书法家好友李公麟的《五马图》，为了进入“黑老虎”的学术禁区而展示的著名的李宗瀚旧藏四宝名帖，为表现书体演变所展示日本平安时代即中国唐代的宫廷抄经，以及同样是唐代的《世说新书》残卷、《古文尚书卷》、《说文木部、口部残卷》、古琴曲《碣石调幽兰卷》等，这些均是从日本各处搜集而来的敦煌遗书之外的难得一见的文献与书法的日本国家文化财。我在这个短文中就难以逐一点到我之所见，并进而阐释他们给予我的启示了！

空海，《金刚般若经残卷》（局部），平安时代（9世纪），京都国立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