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谁才是真正的吴王

元朝时的南京，最值得说一说的，应该是人口迅速增加。人口统计在古代中国，并不是件容易事，很难找到准确无误的数据。《南京通史隋唐五代宋元卷》中，有两张南京人口统计表，可以用来作为参考：

据这两张统计表不难看出，南京虽然是六朝古都，在繁华的六朝时期，人口其实不是很多，到宋元以后，才突然增加。增加原因也很简单，在宋元时代，江南经济迅速发展，老百姓生活相对稳定，江南越来越富，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已开始移到长江南面来了。元朝时南京平民生活，谈不上多好，谈不上太坏。毕竟经济发展与和平环境有很大关系，只要不打仗，没有天灾人祸，老百姓日子基本上就还能过下去。

说穿了，和平才是人口增长关键，元朝时的赋税，各个地区并不相同，有的地方按人口交税，有的地方按土地交税，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而江南则取之于田亩。具体到南京，就是你有多少土地，就得老老实实交多少税，夏秋两税都是土地税，又以秋税为主，《元史·食货志》上说：

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

元朝时的南京城，与南宋时并没太大区别。集庆路的城墙，完全沿袭南宋规制，没做什么改动。有变化的只是南京城垣周围市镇，数量上明显增多，热闹程度也与以前不太一样。在宋之前，市和镇是两回事，市就是市场，人们在这儿互通有无，做买卖。镇则为军事戍守之处，部队驻扎的地方。到了宋元时代，市镇并称，基本上一回事。元代市镇发展变化，繁荣程度，可以说是人口数量有较大增长的依据。

《马可·波罗游记》描述当时的江南，“商业繁盛”，老百姓“皆良商贾与良工匠”，“恃工商为活”。在他眼里，江南到处都是市镇，到处都是能工巧匠，都是做买卖的人。学术界对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否真正来过中国，有很大争议，怀疑者认定他根本就是个小说家，就是个段子手，全凭道听途说，用的都是第二手资料。然而道听途说也好，用了第二手资料也罢，元朝时南京的市镇特别发达，数量很多，却是不争事实。

专家根据元人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上的记载，将元代南京地区的市镇情况整理如下表，先说市：

江宁有江宁市、秣陵市、金陵市，上元有淳化市，句容有东阳市、下蜀市、长宁市、靖安市，溧水有孔家冈市、固城市、高淳市，溧阳有举善市、社渚市（皆见镇内）

从字面看，“步”与市应该相当，都是可以做买卖的地方。接下来再说镇，镇显然要比市大得多：

宋朝南京地区许多市镇，到元朝成了向民间收税的地方。当时的税收分点，大部分都分散在市镇和交通要道上。元朝疆域太大，根本管理不过来，为了能保证税收，为了国家安全，除了设立许多税收分点，还离不开行之有效的驿传制度。也就是说，在南京城市周边，到处都有驿站，通过这些驿站来传递消息。驿站之外，交通线上设有专门传递令旨的急递铺，也就是快递公司。根据记载，每铺相距大约十里，急递铺上设提令，每十铺设一邮长，每铺有铺兵五名，日夜守候，随时准备接转邮件。记收发邮件的时间，接递人名姓，以及绢袋封记必须完好。

元朝政府管理国家，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驿站和急递铺，通过这种制度，保证物资运输及信息往来，《元史》上也有明确记载：

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

以南京地区的上元县东路为例，就有东门铺、双牌铺、蛇盘铺、麒麟铺、东流铺、张桥铺、昆仑堽铺。江宁县南路有土门铺、夹堽铺、迟店铺、清水亭铺、玄武桥铺、秣陵铺、李村铺、路口铺、乌刹桥铺。江宁县西路有越台铺、石子堽铺、官庄铺、板桥铺、三城湖铺，江宁镇铺、青松林铺、铜井铺、葛家堽铺。因此元朝在政治上看是松散，其实管理还是很有效。

元朝的强盛并不长久，南京人喜欢和平，祈求太平，依靠中央政府的红头文件，就可以管理得很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很快进入了元朝末年，乱世又一次不可避免地来临。天下又开始大乱，蒙古人对华夏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所谓乱世，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天灾和人祸不绝。而且问题总是首先出现在内部，早在元朝中后期，二十多年间，朝廷连换八位皇帝，如此频繁的帝位更迭，想不乱都不行。

于是就有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未必都是农民，反正天下是乱了，大乱，乱得不可收拾。好在南京暂时还没有乱，只有一些关于乱的消息，不断从北方传递过来。躲是躲不过的，风声越来越紧，到了1356年的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渡过江来，攻克了南京。元行台御史大夫福寿死，水军元帅康茂才投降，元朝在南京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攻进城的第二天，朱元璋下令，改南京的名字集庆路为应天府。“路”和“府”在建置上，级别其实一样，在当时却昭示着新旧朝代的更迭，应天二字意味深长，隐含了“应天之命”的意思。

进入南京，对朱元璋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史书上说，朱因此得军民五十万，军队已达到十万人马，而水军元帅康茂才的归附，颇有戏剧性。康茂才本是一个乡村读书人，天下乱了，农民军四起，攻陷了他的家乡蕲县。于是康召聚兵马，保卫乡里，被朝廷所用，被封为镇抚，然后官就一级级升上去。1355年，朱元璋率军渡江，当时康屯驻采石，扼守长江。朱几次派军攻打，都被康击退。后来，朱的手下将康茂才诱出采石，以伏兵将其部下精锐尽数歼灭。康茂才被打败，聚集残军，又在天宁洲设立营寨。

结果朱元璋攻破天宁洲，康茂才逃到南京，朱立刻又追到南京，康茂才又一次被打败。康茂才屡战屡败，难免灰心丧气，便决定率部归降，《蕲国武义康公神道碑铭》上有这么一段记叙：

甫月，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师追及之。公度天命有归，乃率所部余兵三千解甲来附，免冠顿首，言：“前日战，各为其主；今日屡败，天数也。事至于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马之力，以图报效。”上笑而释之，仍许统所部兵从征。

康茂才日后成为朱元璋手下的一名重要将领，几乎逢战必胜，屡建奇功。他归附朱元璋之后，建立的第一项功勋，不是打仗，而是在南京城西的农田开发。朱元璋刚进入南京，羽翼尚未丰满，他的手下朱升献计，让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于是任命康茂才为秦淮翼水军元帅兼营田使，守御在今天的龙江附近。当时的军队都是农民出身，种田都是一把好手，朱元璋还向手下宣布：

古者寓兵于民，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辑为户，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还为民。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

康茂才很听朱元璋的话，在龙江及金川河中下游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开发，这些地段平坦低洼，开耕起来也不难，非常适合种粮食。经过五年耕耘，收获稻谷一万五千余石，扣除所部的军饷，竟然还库存了七千石。

进入南京的朱元璋，把维稳放在了第一位，坚定不移地把“缓称王”当作基本策略。他知道只有保持一种低调姿态，才可以让自己不成为众矢之的。南京成为朱元璋赖以生存的根据地，渐渐地，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元兵已不足为威胁。位于楚头吴尾的应天府，东边有占据苏州的张士诚，西边有占据江西九江的陈友谅。都是势力越来越大，与朱元璋一样，都是起义军领袖，都是元末枭雄，都比朱更强大，他们才是朱元璋你死我活的真正对手。

1360年，陈友谅在采石矾称帝，国号为汉，改元大义，率部攻打南京。南京与采石近在咫尺，陈部在兵力上又占着优势，顺流而下，志在必得。结果却出乎意料，就在南京城郊，就在今天的江东门附近，朱元璋大败陈友谅，陈不得不退兵西去。这以后，朱元璋与陈友谅多次交手，陈友谅拥有江西和湖广的地盘，实力仍然还在朱元璋之上。

双方你来我往，此消彼长，1361年，面对已称帝的陈友谅，朱元璋依然保持低调，只是在南京改称“吴国公”，依然还不敢称王。两年以后，反倒是张士诚在苏州先自立为吴王，他与朱挨得也近，当然会更加觊觎南京，不时地派兵攻打朱元璋。朱元璋两面受敌，就在张士诚称吴王的这一年，陈友谅又一次亲率六十万大军东征，朱元璋率军迎击，双方在鄱阳湖大战，结果陈友谅大败，陈在突围时被乱箭射死。

击溃了陈友谅，朱元璋实力大增，这时候，他再也憋不住了，不甘心做一个“吴国公”，也自立为吴王。这样一来，在当时的江南一带，就同时出现了两个吴王，究竟苏州的那个吴王厉害，还是南京的这个吴王更胜一筹，最后只能在战场上决出胜负。1366年，朱元璋封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统兵二十万，与张士诚决战于太湖和湖州一带，仗打了整整一年，最后徐达攻入苏州，生擒张士诚。至此，朱元璋称霸江南，成为独一无二的吴王。

值得再说一句，在南京归附朱元璋的康茂才，无论是与陈友谅绞斗，与张士诚决战，还是参加后来的北伐，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古典小说《英烈传》中，康茂才攻重庆，在瞿塘关被飞炮击杀，葬于大溪口山坡之麓。单田芳评书《燕王扫北》中则说，康茂才外号花刀将，封蕲春侯，随开明王常遇春驻守雁门关，后回朝搬兵，为救李文忠，被朱元璋金瓜击顶而死。太平歌词中有传统曲目《挡谅》，讲述元末群雄混战，康茂才打赌要擒拿陈友谅，结果在南京江东桥，念及同窗之情，又放走了陈友谅。

这些故事都不靠谱，都是民间演绎，康茂才随徐达夺取定西和兴元，在回军途中病逝，时年五十七岁。根据明初的功臣表，按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排列，共有二十五位公爵，七十九位侯爵，十二位伯爵，十一位子爵，二十三位男爵位。在这些明朝开国功臣中，康茂才被封为蕲国公，位属第一序列，与徐达和常遇春这些人物并列，可见朱元璋对他的重视。

南京历史上，有过太多的人，自称为吴王。不只是在南京，在苏州，在扬州，自封为吴王的也有过好几位。早在南宋时期，在南京担任军政要职的史正志，写过一首咏《新亭》的诗，既叙说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又借古讽今了一下：

龙盘虎踞阻江流，割据由来起仲谋。

从此但夸佳丽地，不知西北有神州。

自从孙权割据江东，“吴”就成为南方独立和自治的一面旗帜。事实上，朱元璋并没有满足于只当一个地方割据的吴王，消灭了张士诚，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正式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立朱标为太子，改相国为丞相，以李善长和徐达为左右丞相，以应天府为南京，以开封为北京。

从此，虎踞龙盘的金陵，正式有了“南京”这个名称。金陵王气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南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一统天下，第一次告别分裂，第一次成为大中国的首都。事实上，此前史书上出现的南京字样，通常与金陵的这个南京，没有多大关系，或者说，根本没有关系。

2．南京的城垣

公元1328年，朱元璋出生在家境贫寒的农家。在元朝年间，这一年真是足够混乱，既是泰定五年，又是致和元年，又是天历元年，又是天顺元年。一年里竟然会出现四个年号，东汉末年有过一次，除此之外，大约也只有元朝的统治者，才能做出这种荒唐事。朱元璋原名重八，后改名叫兴宗，又名元璋，字国瑞。三岁随家人离开泗州，流离颠沛，辗转穷乡僻壤。十六岁家庭遭遇不幸，短短十六天，“连遭三丧”，父母和兄长先后病亡。

走投无路的朱元璋，出家当了八年和尚。到1352年，赖以栖身的皇觉寺毁于兵火，又一次走投无路。好在伽蓝菩萨的一卦“从雄而后昌”的吉兆，给了他很大启发，朱元璋跑到濠州，投奔郭子兴的农民革命军。从军不到一年，获得红巾军将领郭子兴器重，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便由普通兵卒，升为九夫，升为百夫，又转为亲兵，然后就是“镇抚”，到渡江攻占皖南的太平时，朱元璋已经出任大元帅。

刚进入南京，作为元末群雄之一的朱元璋，恐怕也不会想到，自己未来会那么美好。他会成为吴王，会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要说朱的最大幸运，还是过去这些年，手下攒积了一批人才。譬如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拥有人才重要，能够识别人才，敢于使用人才，更重要。又譬如会打仗的康茂才，他与朱为敌，打仗总是要输，跟了朱元璋，打仗便一直是赢。

当时南京人的想法，大概也和朱元璋一样，并没有想到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城头变幻大王旗，老百姓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姓朱的人以后会当皇帝，因为有了这个人，南京会成为大中国的首都。历史上，南京已不止一次成为京城，有过六朝繁华，有过南唐风光，然而都只是割据的半壁江山，或者说连半壁江山都谈不上。南京作为京城的历史，说过来说过去，吹得再好听，也就是割据，格局都不够大。

情况总是在变化，最初只是想以南京为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基本思路还是割据一方。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目的仍然以守为攻，天下已大乱，真能守住南京这个根据地就相当不错。随着形势不断变化，形势对朱元璋越来越有利，对未来的诉求，显然也与刚开始不一样。他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不能满足仅仅做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做个乱世枭雄。既然短短三年时间，他能从一名普通士卒，晋升为大元帅，为什么不能再创造更大的奇迹。

朱元璋确实创造了奇迹，借助南京这个平台，借助金陵王气，西边平汉，东边灭吴，称霸江南，然后雄赳赳气昂昂挥师北伐，从一个真正的吴王，进而成为大明王朝的明太祖。王者之师不可阻挡，1368年正月，四十岁的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同年八月，徐达率领大军攻进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结束了元朝的统治。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南京人真有点目瞪口呆。

南京人开始享受首都人民的荣耀，此时之南京，既“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业”，已经是天下归为一统的大中国首都。在首次享受大首都荣耀的同时，南京人民开始感受到种种不痛快，开始感受到大有大的不妥，皇城有皇城的麻烦。明朝初年的南京城，说白了就是个不断在建设的大工地，有着没完没了的劳役。那时候还不像今天这样讲究环保，也没有雾霾，然而没有节制地大修城墙，大家开始受不了，叫苦不迭。在古代中国，老百姓首先害怕战乱，其次便是永无止境的劳役。

大修城墙，不仅让南京人民受累，全国老百姓都跟着遭罪，“民力有限，而徭役无穷”。明朝初年，基本上可以算作太平无事，朱元璋的军队打遍天下无敌手，许多部队闲着也闲着，干脆轮换着拉过来修城墙。明代一个重要特点，永远在修城墙，最显著例子莫过于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今天所见城砖砌的城墙，仿古和假古董不算，无论南北，基本上都是明朝遗迹，譬如大家熟悉的北京八达岭长城。

南京的明城墙是人类建筑史上一个奇迹，它的规模之大，总长度之长，都让后来的南京人引以为豪。这座由四重城墙组成的旷世城垣，占地面积居然达到了230平方公里，若以外郭长度和郭垣内面积计算，南京明城墙绝对属于世界之最。不过这个世界之最，肯定会有惨重代价。

大修城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朱元璋刚进入南京，谋士朱升提出了“高筑墙”，那时候，想法很简单，目的也明确，就是积极做好防御准备，非常现实。高筑墙更多只是一句象征性口号，它所隐含的意义是要以退为进。因此，大明王朝建立以前，朱元璋即使已有了设想，已经下达过造城令，但并没有来得及大修南京城墙，在四面受敌形势下，也根本没那个条件。明朝建立前的南京城墙建设，基本上只是为了应急，都是急就章，都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军事需要。

类似高筑墙的建议，也不只是朱升一个人提出来，朱元璋重创陈友谅后，当时元朝曾派人过来拉拢，向朱封官许愿，有个叫叶兑的宁海人写信给朱元璋，劝他不要接受元朝官职，在信中是这么说的：

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规模。韩信初见高祖，画楚汉成败；孔明卧草庐，与先主论三分形势者是也。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南并张九四。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借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

叶兑说的张九四，就是在苏州自立为吴王的张士诚，察罕是察罕帖木儿，当时最著名的元军将领，击溃过多支农民起义军，可以说是红巾军最大杀手。朱元璋自己就是红巾军出身，当年追随的郭子兴，是红巾军领导成员之一。叶兑给朱元璋写信时，北方红巾军遭受重大打击，已经失败了，没办法再恢复元气。元朝气数也差不多了，在与红巾军作战中，两败俱伤。叶的这封信很长，对形势分析很到位，很深刻，所谓“一纲三目之天下大计”，深得朱元璋赏识。

事实上，静观其变的朱元璋，并没有一味想到防守。1358年冬天，他由宁国府转道徽州，朱的手下邓愈在当地筑城，劳民伤财。朱元璋向老百姓询问，对修城墙有没有意见，老百姓回答说意见很大，朱为了笼络人心，立即下令停工。这种情形，建造南京城墙初期，也曾发生过。

在派徐达东征张士诚的同时，当时还是吴王的朱元璋下达了造城令：

丙午八月庚戌朔，拓建康城。初建康旧城，西北控大江，东进白下门，外距钟山，既阔远，而旧内在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庳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故增筑新城，东北尽钟山之趾，延亘周回凡五十余里，规制雄壮，尽据山川之胜焉。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家可以说朱元璋是抱着必胜的信心与张士诚决战，也可以认为是在赌一把，如果战败，所谓“造城令”便成为一纸空文。这个造城令更多地显示了朱元璋的决心，已经不是缓称王，而是要把称帝的野心诏告天下。这个造城令不局限于战争需要，它的规模严重超标。一般府县这级的城垣，至多在二十里到三十里之间，而中国古代都城，也很少超过四十里。如果真是旧宫稍微小了一点，只需要稍作扩大即可。

很显然，朱元璋意识到自己可以打败张士诚，江南的真正吴王非他莫属。如果说大明王朝成立之前的造城，仍然还是一种割据思维，仍然是一种吴王之争，等到朱元璋当上皇帝，情况完全不一样，他身上土豪气开始显露出来。朱元璋农民出身，太知道大规模造城会劳民伤财，看《明太祖实录》，可以看到许多他在这方面的担心，然而中国文化有个最大特点，就是会忽悠人，就是嘴上说一套，实际操作又是一套。

南京明城墙的浩大工程让人叹为观止，光是它的长度，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多少年来，一直众说纷纭。即使同一本书上，也往往会有不同记录。1935年，在南京国民政府主持下，一批著名历史学家编撰了《首都志》，前后也难免自相矛盾，互相拆台，譬如引用顾炎武的《肇域志》记录，“城周围五十七里五分，垛口一万三千六百一十六个，窝铺二百座”，《首都志》给出的数据则是：

【南京之地理环境】南京城周旧称九十六里，其实只有六十一里，但其长度已为世界第一。城之高度有在六十尺以上者，最低亦有二十尺，平均在四十尺以上。垣顶之阔，除一小段外，皆在二十五尺以外，最广处达四十尺，且已铺石为道。城以花岗石为基，巨砖为墙，又以石灰秫米锢其外。故任指一处击视之，皆作纯白色。是以崇垣屹立，历数百年巍然无恙。

九十六里这数字最大，《首都志》与《肇域志》结论接近，相差三里多，也就是不到两千米。美国汉学家牟复礼先生在《1350年至1400年的南京》一文中说，通过他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好像更喜欢引用那个错误数字，更喜欢九十六里之说。事实上比较科学的结论早有了，1945年，美国军事地图局拍摄空中侦察照片，通过修正的南京地图，已得出精确数字。该资料显示，南京明城墙长度是39500码，23.2英里，大约74里。根据同类地图计算，北京明城墙总长36500码，大约21英里，相当于67里，南京明城墙只比北京长了将近四千米。

南京的明城墙形状很怪异，曲折视地形而变化，不像北方城市那样方正。好事者穿凿附会，说它像个葫芦，像个壶，所谓“壶中有天地”。又有人提出南京城墙是“南斗星和北斗星的聚合”，究竟怎么样，说不清楚，反正尽量在“天命”和“皇权”上做文章。研究了南京历史不难发现，“金陵王气”从来就是别有用心。如果仅从实战出发，南京的虎踞龙盘完全不靠谱，它几乎很难完成一次像样的保卫战。

说南京明城墙更多只是一个摆设，似乎有点夸张，但真实情形也相差不多。它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一种国力象征，不只南京的城墙如此，大到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万里长城，小到一个普通的县城，甚至一个小山寨，也是一样道理，因此，牟复礼的解释就是：

所有这些好像都反映了一个民族，或至少可以说一个王朝对军事防御的关注，然而，这或许不是问题的正确答案。从纯粹的军事意义上讲，明代中国的长城并不非常有效，明王朝更多地依靠深入到草原上蒙古人的背后、主动出击的办法，或者通过外交、贸易手段，来使蒙古人陷于分裂、满足于现状和不愿或不能进行战争。长城本身并没有多少战略上的意义；它的真正意义莫非在于它对敌人造成的心理影响。或许从广义上讲，南京和其他城市的城墙主要是发挥着重新确定中央政权存在的心理功能，而不是纯粹的使城市和它们的居民免遭可能的危险的实际功能。

很显然，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并不一定比没有城墙的城市更安全。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真遇到了战争，广大的乡村才是更安全，才不会被防守方裹胁成人质，被进攻方当作泄愤屠城的目标。南京城墙是不是世界第一，并没有太大意思，一点都不重要，然而因为有了高大雄伟的城墙存在，作为一种象征，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在心理上，它始终保持着一种虚拟的不可战胜的神秘魅力。

明城墙所围起来的大南京，仿佛一幅简略中国历史地图，六朝和南唐旧城，形态上很像割据的江南，拥有的是半壁江山，而城区新增加的广大面积，新增加的皇宫和新城，大片的农田，起伏的山峦，代表着广袤北方领土。有了这些，朱元璋似乎还不满足，还有一个更庞大计划，要在京城之外建造一座更大的城垣，也就是南京的外郭，要再包一层饺子，再建造十六座城门。

十六座外城门分别为驯象门、安德门、风台门、双桥门、夹岗门、上坊门、高桥门、沧波门、麒麟门、仙鹤门、姚方门、观音门、佛宁门、上元门、金川门、江东门。外郭长度旧称一百八十里，实际长度约六十公里。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只有城门的名称，实际城墙并没有最后完成，这个工程太浩大了，如果完成，也就不是什么中国地图，而是接近一幅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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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

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很久以来》《刻骨铭心》，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