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众口难调”“缺规失矩”“标准混乱”……是当下人们批评某些文学现象的常见说辞，譬如文学评论中的良莠不分、譬如作品排行里的主观随意等，它折射出文学体系中的一个紧要问题：文学标准的失范与建构问题。从2018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这一文体的多方探索，力图抵达文学标准的努力；也可以窥见它在这一问题上的茫然，与既有文学标准的很大差距。

在文学理论中，文学标准是一个关乎全局的重要课题。文艺评论家敏泽、党圣元指出：“所谓文学价值评价标准，就是评价文学价值的尺度、依据、准则。它是文学接受主体评价文本客体的根据，或曰是文学接受主体用以判断文本客体是否具有价值的理由。在文学鉴赏或文学批评中，接受主体无不以这一根据或理由为出发点，对文本客体进行评价，并且得出相应的判断结论来。”这里所说的是接受主体——一般读者和评论家，与文学标准的密切关系。同时，对创作主体——作家来说，文学标准也起着重要的、能动的支配作用。一种新颖、高远的文学标准一旦形成，它就会转化为一种文学标尺、追求、理想，引导作家在创作中探索、登攀，达到一种文学峰巅。

小说分长中短几种类型，它们体式不同，但文学标准大同小异。一般来说，短篇小说的标准更灵活、多变一些。某一种文学观念和标准，首先体现在短篇小说的创作和评价中。新时期以来的小说标准，虽然有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但已融合了许多现代主义的因素。我以为当下短篇小说的文学标准，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2018年的短篇小说，体现了作家在这些方面的探索以及不足。

一是对现实的宏观把握。这一标准代表了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尽管这种具有宏观把握能力的短篇小说不算多，但依然可以看到一些作家，特别是年龄较长的作家，在这方面的执着耕耘。

二是对各种人物生存状态的揭示。这一文学追求和标准来自西方现代派文学，现在已成为众多中国作家的创作方法。

三是对当下民众精神变迁的探索。表现民众乃至民族的精神流变，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已成为衡量这类作品的一个标尺。

四是对真善美的发掘。文学始终在倡导对真善美的表现，在今天复杂而严峻的现代社会中，这种发掘和表现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样的作品还不多，却依然有一些可称道的作品。

五是文学观念与艺术形式的创新。尽管当下艺术的变革与创新难成潮流，然而真正严肃的作家并没有停止探索的步子，在短篇小说上的表现尤显突出。

小说标准是一代一代优秀作家创作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是数不胜数的经典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它标志着既往文学的高度，它吸引着后代作家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从当下的短篇小说创作中，看到不少作家对艺术标准的遵循和突破，涌现了一些优秀作品。但更应该看到，短篇小说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形式，继承尚不到位，创新更显得薄弱，还没有超越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所达到的高度。

深广把握现实、历史的深层脉动，参与并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也是一个崇高的文学标准。匈牙利理论家、美学家卢卡契，创建了“总体性”现实主义理论，他说：“对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来说……主要的是，他拥有什么样的手段，他思维和塑造的总体性有多么广和多么深。”又说：小说“不只是创造总体的真正客观性的惟一可能先天条件，而且也由于小说的结构类型与世界的状况基本一致，就把这种总体即小说提升为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所谓“总体性”，是指社会、世界、人类的总体，既包括现实生活、也包括历史生活，既涵盖物质世界、也涵盖精神世界，既具有外在形态、也具有本质规律。总体大于部分，部分服从总体。小说的结构、特性，与大千世界有一种同形同构关系，因此它的内容、形式乃至语言，也具有“总体性”特性，故而它就成为“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这样的“总体性”现实主义小说，就比我们曾经奉行的现实主义，要深广、全面、高远得多。我们应当倡导这样的现实主义。

在2018年的短篇小说中，有些作家努力直面生活，揭示现实问题，宏观把握社会，创作了多篇现实主义力作。徐则臣的《霜降》，从“我”与故乡几位老同学的联系和交往写起，巧妙地引出和展开了农村的严峻现实生活：企业家之间在土地、经济上的争夺、博弈，村镇县各级官员与不法农民企业家的勾结和腐败，处于劣势的农民企业家与官商联盟势力的斗争、妥协，农村生态环境的持续污染，农民企业家的艰苦创业、家庭纠葛以及内心悲苦……刻画了企业家胡天成、胡的妻子李苏红、报社编辑“我”，几位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作品有质朴的农村生活气息，画面和内涵十分深广。陈昌平的《教授与狗》写的则是城市里大学校园的故事，市委李书记教师节访问大学教授卢照田，却误进了大学食堂工友“老娄”的门，由此引出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乃至悲剧。书记例行的节日拜访，却变成了利用老教授、笼络海外著名科学家的功利行为。老教授孤苦伶仃、一心想用自己的真诚报效单位，却希望落空搭上了自己以及爱犬的性命。而事件中的重要人物——老教授的儿子、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卢逸之，对一切却茫然无知。现实社会中，官场的游戏规则、官员的幽暗心理、大学教授的执拗与迂腐、科学家的天真和自尊，行政机制运作的庄严与荒诞的反差，被揭示得淋漓尽致，给人惊心动魄的感觉。朱晖的《午时三刻》，则表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女性的整容，女主角秦梦媞耗费重金二次去韩国整容，不仅严重戕害了自己的人生与精神，同时也给家庭和父母亲带来了一连串悲剧。作家尖锐批评了一些女性虚荣、钻营的性格和心理。这些作品自然不能说已达到卢卡契“总体性”的高度，但都在努力揭示现实问题与矛盾，力图宏观把握社会生活，对广大读者感受、认识当下时代，进而起到参与并推进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还有一些作家，把他们的艺术目光转向已逝的历史生活，把现实与历史融为一体去观照，创作出一些内涵丰厚的优秀作品。莫言在小说创作上歇笔数年，2017年到2018年之交，又以短篇小说重现文坛，《等待摩西》是其中的厚重之作。小说以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柳卫东为主人公，描述了他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折射出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以及农民在其中的曲折命运。莫言以人带史、以史托人，塑造了一个盲目折腾的农民形象。他的写人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张浩文的《鸡蛋花》，以一种面食为切入点，展现了火娃大半生的悲剧命运，树立了一个胆大、叛逆、义气的传奇人物形象，折射出陕西关中农村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历史变迁长卷。其中卖法绳、做涎水面等乡俗，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近年来，有些评论家重新评价、呼唤宏大叙事，引起了众多作家的关注，表现现实生活的力作有所增加。但也要看到，这类小说还存在诸多不足。譬如在表现现实生活“总体性”方面还远远不够，譬如在人物塑造的观念和方法上还缺乏创新，譬如在叙事形式和叙事语言上还鲜有个性，这些都是需要努力克服的。

努力揭示各种人物的生存状态，启迪人们反观自身进而改变环境，这是新时期文学之后作家在创作上的一种新的追求，并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标准。上世纪80年代末期，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以及创作理论被译介过来，引起了众多作家的兴趣和共鸣。

“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小说家是一位发现者，它一边探寻，一边努力揭开存在的不为人知的一面。”

他所说的“存在”，在中国作家那里转换成了“生存”。所谓“存在”“生存”，概括地讲，就是指作为个体的人，他的独特的、隐秘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生命状态。其中既包括人自身，也包括具体环境。中国作家乃至评论家，也许并没有真正理解米兰·昆德拉的文学思想，但却深刻意识到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文学理念，对于表现中国各种人物生存以及环境，不啻是一把“金钥匙”，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二十多年间，这种揭示人物生存状态的小说，不绝如缕、蔚为大观，其中不乏出色之作。

对城市中间阶层、现代人生存的“勘探”，是当下短篇小说的“热点”。范小青的《变脸》，写的是城市人在办理房屋交易、新手机号码过程中，遭遇的一系列麻烦和误会。电子仪器的人脸识别，常常导致与身份证照片的不匹配，而这一关卡住，以后的所有程序都无法进行。小说中的“我”——艾老师，每次验证、屡通不过，引出诸多笑话、恼怒，以至于使“我”甚而妻子，对自己的身份也发生了怀疑、恐慌。故事有幽默、有夸张，在喜剧中让人思索现代社会人的真假、地位、自尊问题。乔叶的《随机而动》，用纪实的手法，写一位离婚女子，从早到晚一整天的生活、工作、社交等“流水账”。而这一切都是由手机来安排、操控的。作为个体的人已没有了自由、自主的权力。现代人活在一个巨大的网络中，活在一种机械的程序里。主人公意识到：“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而“诗和远方”只能闪现在她的梦想中。

老年社会的到来，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对老年人生存状态的关注，成为文学的一种职责。在短篇小说中显得尤为突出。杨静南的《我相》，写住养老院的退休老人叶家愚，孤苦无依、回顾人生，当他偶然看到博物馆里已逝祖父六十余年的肖像展，心灵受到巨大震动。祖父1952年没照相的那一年，正是自己年幼无知、检举祖父偷卖家传换取粮食，而遭到批判的那一年。他在祖父照片前痛切地审视、忏悔自己，写出了一位老人晚年的孤寂、内心的风暴与人格的可敬。宗璞的《你是谁？》在短小的篇幅中，描写了知识分子张过，晚年患遗忘症，不认识妻子、到处寻找妻子的情景。他的脑子里残存的记忆是：浩劫岁月中妻子被赶走的恐慌，是青春年华里在草原上追逐女友的快乐。揭示了老年知识分子现实生存与精神世界的分裂，令人感慨！

关注底层社会民众的生存状态，是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传统。雷默的《盲人图书馆》，以“我”为叙事者，描述了一位年轻盲人在图书馆、在家中的种种遭遇，表现了盲人神奇、特别的人体功能和刁钻、古怪的思维方式，展示了盲人孤独、恐惧、寻找寄托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我们是陌生的。

敏锐探索现代人的精神变迁，烛照国民精神的前行道路，是一代一代杰出作家树立的文学标尺。鲁迅信奉文学可以改变人的灵魂。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他充分发挥短篇小说、杂文等文体的功能，尖锐揭示国民精神的种种劣根性，努力开辟一条闪耀灯火的精神新生之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学思想，已成为后代作家的文学追求和高峰。

在2018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有多篇作品都在探索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世界。李敬泽的《夜奔》，让人联想到39年前王蒙的《夜的眼》，但意味却迥然不同。作品的主人公同样是从事文学的，是一位有着官员身份的评论家——“我”。在短短的时间中，他从到会至离会，一件件人和事让他感慨万端。深夜乘机赴会，会上八分钟的应景讲话，让他有一种荒诞感；朋友的朋友马哥，盗走山中的佛塔卖到海外净赚一亿元，又退款买家索回佛塔，换回了萍水相逢的女人，使他领略了底层人无限的胆量和无穷的折腾；深夜搭车的短裙女人，那滔滔的泪水和天大的委屈，使他体验了普通人的艰难、欲望和不甘……作家并没有赋予作品明晰的思想意蕴，但我们却感受到了一个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那种荒诞感、困惑感和沉重感。这种内心感受与众多知识分子息息相通。邓一光的《香蜜湖漏了》，写深圳第一代打工者“我”对人生的回望和对脚下土地的坚守。当年13个来自不同省份的年轻人聚集一起，艰苦打拼，然后风流云散，只剩了“我”坚守原地，还想再开公司，保护越来越小的香蜜湖；而远嫁丹麦过着富人生活的秋千儿，每次回国途经深圳，都要在香蜜湖坐一坐、等一等。这里曾经是这些奋斗者创业的起点，也是青春燃烧的地方，他们的情感和精神已与这片土地交融在一起。小说蕴含着一种深沉、进取的格调。

城市现代青年精神世界的展示与剖析，是近年来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付秀莹的《春暮》，是这类小说中的翘楚之作。作家不仅表现了女主人巫红在世俗社会中的随波逐流，更表现了她在都市生活中的进取和坚守。这是一个从农村走进城市的现代女子，尽管她经历了与三个男人的爱情、婚姻，尽管她通过努力拥有了一份小康生活，但当她得知自己的婚爱背后，隐藏着欺骗与算计的时候，她依然舍弃了爱她的丈夫和已有的一切。这是一位漂亮、聪明、进取、果敢的城市女性，在她身上依然深藏着真诚、坚贞的传统品格。

精心发掘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滋养民族纯朴健朗的道德品格，既是文学一以贯之的重要标准，又是当下小说匮乏的文化元素。老一代作家孙犁在如何表现生活上有独到见解：

“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看到真美善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

孙犁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个历史时期，他始终以表现真善美为艺术追求，但他对光明的描写，是以艰难、沉重的历史为背景的，因此并没有使他的作品变得轻浮、廉价，反而使人们感受到了社会人生中的那种大美与力量。他的创作经验在今天依然具有价值和意义。

在2018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读到了一些表现真善美的优秀篇章，显得格外珍贵。

“真”指的是生活中那种真实、真诚、朴素、本来的东西，它是文学中的生命一样的特质。刘庆邦的《班中餐》，写的是煤矿工人井下劳动时吃班中饭的故事，写得有趣、温暖、感人。范成书是一个普通的井下矿工，但却喜欢读书思考，特别热衷咬文嚼字，日常生活中的词语和内涵乃至一些形而上的理论问题，他都要品味、思索一番。甚至妻子顾向欣的做饭，他都能归纳出一些艺术规律来。他给家里、班里带来无限的乐趣和知识。特别是范成书的妻子和米传金的妻子，两个媳妇在做饭上互教互学，努力给丈夫带可口、营养的饭菜，表现了矿工夫妻的深厚感情和纯真人性。煤矿生活是艰苦、危险的，但作家却发掘出了真实、温暖的一面。汤成难的《老胡记》，写的是城市底层社会和民众的生活。三个萍水相逢的人开了一个小面馆，竟成为一个暂时栖身、相互取暖的家。一个小小的饭馆，集中体现了底层民众身上真诚、善良、勤劳的性格和乐观、积极、坚韧的精神。

“善”指的是现实中那种善良、仁爱、完满、向善的品格和行为，是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正能量”。津子围的《释兹在兹》，描述了两位住同一养老院的耄耋老人闻道清与伍广辉，“文革”中结下深仇大恨，使他们至老都耿耿于怀，势不两立。但在养老院院长和大夫的启发、撮合、劝慰下，各自反思了自己的罪行，诚恳向对方认罪、忏悔，得到了对方的宽恕，化解了数十年的心结。在他们的晚年，人性的善战胜了人性的恶，人性的美战胜了人性的丑。小说写得深沉而有力。王祥夫的《护工牛秋丽》，同样发掘了普通人身上的善，但这种善最终出现逆转，升华为一种大善。一个普通的家庭，丈夫成为植物人，整整两年不见好转。妻子赵老师肩负全家重担，全力挽救丈夫，内心充满煎熬、绝望。护工牛秋丽，精心护理病人，累得精疲力尽，怀揣着盼望病人活又盼望死的矛盾心理。在她们身上表现出普通人辛勤、善良、坚毅的品格。但在牛秋丽看到赵老师累得倒在地上时，这位护工突然敏捷地拔掉了病人的氧气管。这是一个非常之举，她知道病人会马上死去，她知道自己将受良心的谴责，她更知道自己要失去优厚的工资。但她更明白病人已没有希望，赵老师乃至整个家庭会一步步拖垮。她的人性、人格在一瞬间得到一种逆转、突变，小善升为一种大善。小说手法写实，语言绵密，构思巧妙，是一篇难得的精品。

“美”指的是一种爱美、求美以及人性美、人情美等高尚的情操，是文学中的一种诗意和境界。在爱情、婚姻、家庭中，美表现得更为突出、灿烂。孙频的《在阳台上》，描绘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丈夫对妻子的深爱、怀恋，妻子对丈夫的理解、关爱，表现得动人心魄。但作家在结尾又解构了这种人情人性之美，有人爆料主人公老康一辈子没有结婚，哪有前妻？表现了这种爱情的至美，其实是一种理想之美。裘山山的《曹德万出门去找爱情》，塑造了一位个性特别的老人形象。曹德万住养老院，并不想安度残年。他不顾儿女反对，不顾养老院领导和同伴们的嘲笑，执着地想做好人好事，走遍城郊乡镇寻找钟情的女人。表现出一种不畏人言、追赶新潮、再造自我的性格与精神。美不仅仅属于年轻人，也属于老年人。在一个被称为“神经病”的老人身上，作家发掘出一种耀眼的生命之美。

倾力变革文学观念与艺术形式，创造别具一格的写法和风格，这是小说持久不变的艺术标准。新时期以来四十年的文学历史，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改革创新时期。但到90年代之后，文学逐渐向现实主义、向本土经验回归，艺术创新趋向式微。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在短篇小说中，看到作家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实验。

对现代派文学的借鉴，虽然处于低潮期，但少数作家的“一意孤行”，已然构成一道别样的风景。残雪的《古城墙》，把我们司空见惯的古城墙的残垣断壁，变为一种意象。在老友 “蚕”和“我”的感觉中，古城墙周围还有东西往上长；土墩下面有响动、有人声，甚至冒烟、吐火；这里时间几乎静止，似有古人与今人穿梭来往。其实历史并没有消失，它依然复活在人们的记忆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同现实、今人进行着对话、交融。作家通过一种象征性意象，表现了历史对当下的深刻影响。吕新的《梦》把梦境中的碎片与现实中的图景交融起来，再现了他的童年记忆和感觉，故事情节怪诞、零乱、虚幻，但都折射出特殊年代的历史景象与独特色调。残雪、吕新在现代派领地上的不懈开掘，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现在几近断流了，而在2018年的短篇小说中，有所涌现。哲贵的《骄傲的人总是孤独的》，描述才女梅巴丹与雕刻家的父亲的血缘遗传、与美术史老师崔大仙的暗恋之情、与富家子弟葛毅的世俗交往。在她身上，不仅有父亲的艺术天赋、孤独性格，更有天生的独来独往、不近人情、孤绝执拗的秉性。她把黄杨木雕变成了艺术、变成了工具，乘着木雕的大鸟翩然飞去。作家刻画了人群中那种超然世外，具有特异天赋的人，他们可以凭借艺术创造翱翔在天地之间。世俗社会和芸芸众生，应该宽容和理解他们。李衔夏的《子弹做的刀》，也是一篇“异类”小说，写职业杀手李红兵在追杀目标人物陈葱珩过程中的曲折遭遇。故事本身就具有传奇性，那把子弹锻造的刀被赋予了生命和思想。在作者的叙述中汇入了主人公和那把刀的叙述。作品情节奇崛，叙述多变，意蕴丰盈，把浪漫主义手法运用得纯熟自如。

文学的创新，既包括表现方法的创新，也包括描写内容的开拓。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近年来有所活跃，而且在表现手法上有新的变化。如邱华栋、房伟，在题材上呈现系列化倾向，表现手法愈益纯熟。邱华栋的《剑笈》是一篇新武侠小说，写江湖上武林高手争夺旋风派剑术秘笈的故事。经过众多侠士的争夺、传承、研习、搏杀，最终献给朝廷，编入《四库全书》，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小说塑造了邱伯仁、栾树一正一邪两位武侠形象，融入了关于武侠、关于道技等哲理内涵。曾楚桥的《失语》，描述北宋大儒张载，辞官回乡途中遇到艰难险阻，抵达临潼驿馆，贫病交加而逝，弥留中留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千古名言。小说采用了“穿越”手法，那句名言竟然是写在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的警察手心里，把士人的一种文化精神贯穿在了漫长的历史中。

汪曾祺说：“短篇小说能够一脉相承的存在下来，应当归功于代有所出的人才，不断给它新的素质，不断变易其面目，推广，加深它。”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已经为小说树立了众多的标尺，当下的作家仍在不懈地探索小说的艺术规律，中国的短篇小说总会有“化蛹为蝶”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