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叫她“姆妈”，她和哥哥姐姐叫我“小弟”。

想为母亲写篇文字已很久。母亲活着的时候不喜欢我写到家里的事情，更不要写她。母亲去世后，我想起她就心乱如麻，无法成文。现在，时间到了，母亲将要一百岁了，当儿子的应该写上几个字。这辈子，我不欠任何人文字，但欠妈妈。

母亲叫金惠芳，她说原先“惠”的上面有草字头，后来迁户口迁没了。母亲生于农历己未年正月，即“五四”运动的1919年。她跟那些大事无关，一生犯愁的是日常生活。母亲祖籍南京水西门，生在上海，一生居住上海。那年岁的人结婚早，母亲十六岁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她一生共生育了八个孩子，存活五个。我是最小的。在我出生前的四个多月，我的父亲病故。妈妈三十五岁守寡，带着五个孩子艰难度日。她有时会说属羊的女人命苦。妈妈体弱，开过三次刀，晚年患肺气肿，享年八十三岁。

妈妈是2002年去世的。每年去扫墓，告诉她家人和睦，家人平安。

妈妈一生过着清贫的日子，一生在担忧。她有时会说到以前的事情，我那时不懂事，觉得又要说过去，很烦。现在很后悔没跟妈妈好好聊聊，将她的话记下来，录音下来。1995年她来我家小住，有天她跟我闲谈，我忽然想到用笔记下，她靠在床上，我靠在沙发上，记了一张纸。她说到自己的小时候，她的祖母开衣妆店，喜欢她，吃白木耳也给她吃，带她坐黄包车去大世界看过扬州戏。那是她回忆中最好的日子。但也要干活挣钱，给衣裳缲边，冬天摘黄豆芽，拣茶叶，包糖。那时大约十一岁。帮炒货店剥黄鱼胶，将手上的皮也剥脱了。

妈妈上过几天私塾，没上过学校。她识字是进工厂后扫盲，能看书看报，能写简单的信。

婚后阿娘（祖母）对我妈妈不好，馊的饭菜推到她面前。妈妈多次说过，做宁波人的媳妇是最难的。我父亲是个钟表匠，也曾在德士古轮船公司当过水手、引擎匠。妈妈说，有一次东洋人的飞机在头上盯着轮船摇机关枪，父亲套一只救命圈跳河逃命，身无分文，对着电线杆给家里写信。抗战八年，失业八年。妈妈去轧户口米，买来换成六谷粉，可以多吃两天。吃生虫的户口豆，嘴里吃出血。吃麸皮，一家人吐泻。父亲将汤婆子砸了当铜卖，去买吃的回家。中午吃饭留一个底，晚上加许多水烧泡饭，薄得救命汤一样。买不起煤球，烧饭用申报纸，裁成一方方，一张接一张烧，要是有个破鞋底就开心死了。烧饭时一家人围在炉子边，有饭吃了，开心死了。

我父亲是酒徒，喝酒比吃饭更要紧。妈妈有点钱就给他买酒。他喝酒时抱一个孩子，他喝，给孩子吃菜。

逃难出来，住在汪家弄。房子小，脚也没处放，晚上男的到电车上睡觉。大娘娘出国之前，要妈妈住到她的宏业花园去，那是洋房。妈妈很快住不起了，她没工作，靠里弄发下来的活儿（敲直洋钉一斤一分钱）付不起房租，于是调到延陵村的两间汽车间。我便是生在延陵村。妈妈奶水不够，跑很多路去申请救济的奶粉。妈妈记着延陵村邻居的许多好，帮她介绍打毛衣、洗衣裳的活儿，还有人帮我们拍了照片。妈妈一辈子遇到许多好心人，穷人帮穷人，连卖牛肉的老虞对她也很照顾。

因和延陵村隔墙的公私合营上联电工器材厂要跟我家换房子，邻居教妈妈向厂里要求工作。资方后勤科长赀寿禄先生同意了，进厂试工。妈妈出力工作，她很骄傲自己三个星期就升了长工。家里，五岁的小姐姐管两岁的我。妈妈说，有天下班看到姐姐领着我站在厂门口，很冷的天我光着屁股。姐姐见我拉在身上，给我将裤子脱了，带我去等妈妈。妈妈看见，眼泪止不住地流。

父亲去世后，为谋生，十九岁的哥哥去青海工作。他是妈妈有事可以商量的大儿子。哥哥走后，妈妈常常恸哭。

（“我的妈妈”）

记忆中的妈妈一直和家连在一起。家就是妈妈。最早的愚园路，我还没记事。印象最深的是在江苏路733弄。我家住在假三层上，有个公用的晒台。我很小的时候跟妈妈睡，妈妈半夜发现不对，又尿床了，将我推开，用汤婆子来烘干，上班前恨恨地将棉花胎晒出去。我也不是故意要尿床，只好由她骂两声。后来我一个人睡小床，那时的上海有臭虫，我捉到臭虫就捺死在墙上，想写“吸血鬼”三个字。妈妈见了头晕，好好的白墙弄污了。我喜欢下楼去玩，弄堂的野蛮小鬼玩好人坏人、飞香烟牌子、刮片、打弹子、滚铁圈、叮橄榄核、抽贱骨头、斗鸡，买不起扯铃就扯钢精锅的锅盖，玩弹皮弓会闯祸，“砰”的一声将谁家的玻璃窗打破了。我的一个坏毛病是喜欢爬屋顶，看远方。那时的上海极少高楼，我站在三楼的屋顶可看到人民广场的礼花。屋顶是红瓦的斜面，脚下如果一滑就摔到十几米的下面，非死即伤。我爬过无数次，脚下打滑过，居然没摔下去。我差点摔下去的事情是不会告诉妈妈的。她见我爬屋顶会严厉呵斥。我们在那里安静地过日子，我上学不用妈妈操心，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但冬天会赖学，有次被妈妈扯着耳朵皮拖去学校。学生手册的品德评语中，老师总是要我加强组织纪律性，不要骄傲。后来“文革”了，不必上学了，家长只求小祖宗们别出去闯祸，不管孩子了。

我记着一些零碎的场景。

那时我很小，记得妈妈在桌上摆放了小菜，点上香，要我磕头。是我父亲的生日还是忌日。父亲的坟没有了，我小时候跟妈妈去扫过墓，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就被平了没有了。家里挂着父亲和祖父、祖母的遗像，总像在看我，令我不安。后来“文革”了，改挂毛主席像。

有一年的除夕，我跟小姐姐和妈妈三个人吃年夜饭。吃完饭，妈妈给我和姐姐一人十元钱。妈妈有点伤感地说，秀华要出嫁了，明年我跟你两个人了。话虽这么说，小姐姐和妈妈始终在一起，照顾她，听她的吩咐，听她数落。

妈妈吃菜吃菜梗，吃鱼吃鱼头。她喜欢的东西很少，她没有非要不可的东西。小时候我钻到床底下玩，那里有个小柜子，我在里面发现一管很旧的口红。我不认识它，也从没见谁用过。“文革”破“四旧”，妈妈的老照片都自己赶快烧掉了。

妈妈下班，有时会带几只馒头。我去翻她的包，她教育我小人不好翻大人的包。冬天她有时买一包两只角的老菱回家，热热的，好吃。我从小孔将菱肉掏出来，做个哨子，吹得很响。“文革”的时候，妈妈居然买回家一只四管半导体收音机，三十二元钱，下面有一行金字：“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听它，一直听到夜深所有的电台都没有声音了。

我做过很坏的事。有天妈妈嘱咐我，家里要来人，你不要弄得一塌糊涂。那天是妈妈退休，对她是重要的日子。我家平时很干净整洁，那天厂里的工友们送她回家，家里被我弄得一塌糊涂。妈妈气昏了，实在气昏了！

很长时间，我家挂着“光荣退休”的镜框。妈妈对这份工作非常上心，也引以为傲。有工作她才有资本养家。

妈妈教育我们，公是公，私是私。她在总务科管收发，据说那里库房除了棺材没有，什么都有。“文革”时妈妈每天要发放许多白报纸、笔、墨水。但我们写字的本子、笔、卷笔刀和橡皮从来是自己买的，妈妈连废纸都不带回家当草稿纸。她说，人不可贪小。

我家有“海外关系”，两个孃孃在香港和意大利。尽管我的姑父只是货轮的大副和放射科医生，有这些亲戚也是罪过。小孃孃有时会寄钱来，让妈妈买东西带给阿娘吃，其中也有照顾我妈的意思。国家急需外汇，寄来的港币换成人民币之余还会送一些侨汇券，到华侨商店购买市面上很难买到的东西。“文革”时，我小姑父在上海独居的弟弟自杀身亡。一天，妈妈上班时候带着两个人回家，将孃孃的来信都拿出来给他们检查。官方大概是邮检发现香港的姑父知道弟弟是自杀，要查谁通风报信的。妈妈被他们吓坏了，赶快给香港去信：“你们再也别寄钱来，我们生活得很好，再寄来我也要退回去的。”孃孃收到信非常郁闷。官方可能也有点郁闷，它们喜欢的外汇不来了。这个“海外关系”最终影响了我中学的毕业分配，妈妈再次郁闷。

儿女给妈妈买来大闸蟹，妈妈会说太贵。我给她拍照，她要我拍过就好了，不要多拍，一按就是一元钱。我难得做件好事，给她买过一只空调，她很高兴，但她极少开。她高兴的是儿女孝顺想到老娘，不是暖和与凉快。她会操心儿女们这家那家的事情，跟人家比的不是物质，是孩子们争气。每年的大年初一，全家去给妈妈拜年，她笑嘻嘻给小孩子压岁钱。即便她去世后，家族的三十余人也每年大年初一相聚，怀念妈妈在的日子。

一个人老了病了，足不出户，生活极为单调。妈妈说她像在鸟笼里。那时妈妈虽然气喘气急，日常还没吸氧。有天我跟外甥女陪她坐在出租车上去看上海。妈妈觉得又不为了去哪里，出租车很贵。我们到人民广场，四周看看，转地铁去了徐家汇。让她看看久违的上海街景，看看地铁。给她拍了一些照片。妈妈的床头放着照相簿，里面是她百看不厌的家人照片，她卧床无聊，常拿出来翻看。其中有她去苏州、杭州的留影。小姐姐和姐夫带她去苏州，哥哥和嫂嫂带她去杭州。这是她走得最远的地方。遗憾的是，我走过那么多地方，没想到陪她去看看她的祖籍南京。

妈妈病卧在床，常用一面小镜子。老人家去世后，小姐姐将它送给我留个纪念。我放在电脑前，有时用它看看自己。妈妈脑子始终清醒，眼光明亮，什么都无法蒙她。她说：活着的时候对老人好点，死了就不要猫哭老鼠了。她曾说我：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自作自受。妈妈说得很对。

（“妈妈和我、小姐姐”）

家境始终贫寒，妈妈的工资很长时间一直是四十二元三角，要靠它养我们全家。每月的十五号发工资了，妈妈将柴米油盐先买来，有它们这个月就基本安定了，买菜看钱多钱少，吃好吃差都可对付。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她也会向很熟的友人借钱，发工资赶紧还给人家。上海话叫“调调头”，在老板们就叫“调头寸”。现在想，妈妈的一生就是被钱害苦了。她要面子，借钱是万不得已，想了又想才向人开口。也去当铺，称作“去娘舅家”，有钱了再赎回。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她向亲戚借钱，借给她一只电风扇，她去当铺，当铺不收，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去还给亲戚。我还记得，那时弄堂里的“吉大厂”多次失火，别人家携带细软逃出家门，妈妈慌忙中带着一卷当票。想到这些，为妈妈悲伤。

尽管穷，必须精打细算，家里依然是正常的气象。从没饿饭，从未衣衫褴褛。过年，妈妈会给我做新衣服。家里请来裁缝给一家人做新衣服，或将旧衣裳改一下。给儿时的我买过好看的木头宝剑。我要买书，她给我钱。她有钱了，会给我买饼干，我生病时还买过散装的巧克力。会给小孩子买冷饮。她常常看孩子吃，自己不吃。

大哥去了青海，大姐工作了结婚了，最后二姐也出嫁了，他们多次帮妈妈还债。妈妈的晚年，终于积攒了一些钱。她有退休工资，儿女给她的零用钱，她留着不花，跟她说正在通货膨胀她不要听。我买电脑、买房子时向她借过。能帮上孩子的忙，她很开心。后来，她坚持要自己买坟地，说给自己和你们阿爸买个房子。临终她还留下几万元钱，对她这是巨款，说给儿女，给我的儿子上学。母亲尽管不重男轻女，但喜欢这个小孙子。

妈妈一直教育我们，别人都是靠不住的，一个人要靠自己。她很硬气地一直靠自己。

妈妈有自己的信条和哲学。她要我对人有礼貌，吃饭要捧住碗，饭粒必须吃干净，这是敬重农民。要坐有坐相，立有立相。不可以诅咒天地。不可欺软怕硬。她跟从外婆的回族，户口簿上填写着信仰回教，她不诵经不去清真寺，但遵从清真饮食。她更相信的是“人在做，天在看”，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年轻时最难接受的是她常说的“吃亏就是便宜”。我在外打架吃了亏，回家还得挨揍。她见不得逞强欺负别人。她会说，“吃拳头的时候想想吃馒头的时候”，她吃苦吃亏自己咽下，不会坑害、报复任何人。

母亲在时，我家五世同堂。家人很齐心，兄弟姐妹不生嫌隙，女婿和儿媳妇也都尊她敬她。母亲辛劳一生，终于有些安慰。经过“旧社会”的战乱、失业和饥饿，从自己的经历，妈妈觉得还是“新社会”好，有一份工作就有饭吃，看病有劳保，日子虽然清苦，局势也很动荡，一家人总算都还太平。这就是当年说的“朴素的阶级觉悟”吧，她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在她心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家。家完整，妈妈就完整。

我是母亲最麻烦的孩子，有我，她多吃了不少苦。十九岁那年，我在插队落户的乡下差点死去，后被诊断为“中毒性肺炎”，两个姐夫来接我回家。在电报往来的日子，妈妈几度昏厥。我回家后，她倾家荡产地给我看病。此后我立誓，一定要死在妈妈的后面，绝不能让她送我。

妈妈喜欢孩子，但她又说带孩子带怕了。我家的许多孙辈她都带过，跟她格外亲。我给妈妈增添的又一个大麻烦是我离婚了。离婚不仅对当事人很糟糕，还带累家族。我执意要监护孩子。回家跟妈妈说，妈妈听完，平静地说她帮我。那时妈妈快七十岁了。她一直和小姐姐住，她们帮我带孩子，直到我女儿上小学。我去，见妈妈一手抱着我女儿一手炒菜，见老奶奶捧着饭碗追着孙女喂饭，小孩子吃一口就逃。什么事情到妈妈那里就变得很简单。妈妈曾笑话我们这代人，几个人弄一个孩子都鸡飞狗跳的。幼儿园要讲普通话，妈妈说了一辈子的上海话，跟孙女学说普通话，说得大家笑死：赫的八的（黑的白的）。那段时间，妈妈只有一次严肃跟我说话。那次我要去参与一个她不赞同的活动，她叫住我，要我想一想：小弟，你是一个有小人的人，你要为女儿想想。

我一直觉得自己还算努力，喜欢看书，以小学五年级的底子考上大学，从兴趣开始的写作写成职业作家。对我考上大学，妈妈很高兴，会告诉别人。上学期间，哥哥姐姐给我零花钱，帮妈妈的忙。但对我的写作，妈妈很不喜欢。“文革”时我写诗歌散文，习作藏好也被她找出来，她一看就知道跟市面上的文章太不相同。她央求我千万不要再写了！妈妈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写文章会倒大霉的事情她太知道了。我听见妈妈的话，但还是在写，多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妈妈对此并不开心。她觉得谋生靠出体力的劳动是正当的，写字挣钱不是个正经的工作，还会招祸。她不喜欢家人出名。我跟她说，我这身体，幸好会写字，不写字做什么工作呢？她只能随我去了。

我出了书送给妈妈一本，但印象中她很少读我写的文字。她不喜欢我的小说。她读过我的长篇小说《从前》，那里的一些故事是她知道的。

记得有个拳王说过：这世界上，只有我母亲可以打我。他说得很重，很对。

我的床头挂着一张照片，妈妈抱着幼年的我。只有在她那里，我还是那个孩子，被爱覆盖。

妈妈曾经问我：小弟，妈妈死了，你会哭吗？那时我还小，烦她那样问，我不说话。

为母亲送行的那天，我木木的。朋友帮我拍了一些照片，我至今不敢去看。灵柩被推走时，小姐姐像小时候那样拉着我，她说：“小弟，我们去送送妈妈，你再也看不到妈妈了，妈最喜欢你了！”每每想起，我唯有痛哭。

灵堂挂着我拟的两行字：

严父早逝举家困厄赖妈妈苦承当

慈母西行其子其女去何处话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