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

来源:中国社科网 | 詹玲  2019年02月19日08:23

21世纪初以来,随着现实主义文学重归文坛主流,当代文学重构宏大叙事的冲动和愿望逐渐涌现,主流文坛集中出现了一批带有强烈“史诗化”追求的长篇创作。在此期间,科幻小说创作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史诗性规模的长篇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但可为研究这一叙事类型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文本。

广阔时空中的科幻精神与理性之美

讨论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作为科幻的宏大,二是作为文学长篇叙事的宏大。先来看前者。作为一种能够以宇宙为空间尺度、以万物起源与终结为时间尺度的小说类型,科幻小说天然地具备史诗气质。“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句出自田中芳树《银河英雄传说》中的名言,简洁形象地概括出了科幻小说拥有的广阔时空维度。它使科幻小说得以跨越个人、家庭乃至民族、国家的边界,想象整个人类种族的兴亡全景。

相比现实主义小说,科幻小说凭借现代科技的力量,获得了重述过去与铺演未来的可能,这使科幻小说在描绘长篇历史画卷时,气势更为恢宏。此外,由于真实历史事件被放置在可逆性状态下重新认知,或现实有了虚构的未来发展并结构出动态的因果关系,科幻小说往往能够更为深刻地揭示历史本质。“虚构现实或可能世界,尽管有着种种的移置和伪装,却始终反映着特定社会文化阶层的隐含受话者的愿梦和梦魇”(达科·苏恩:《科幻小说面面观》)。科幻小说一方面将目光投向宇宙或世界的永恒,另一方面也始终牢牢把握着时代的精神。正是这种被达科·苏恩称为“现代科幻小说特有的史诗性”,使宏大叙事在长篇科幻小说中屡见不鲜,如艾萨克·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三部曲》、弗诺·文奇的《深渊上的火》、丹·西蒙斯的《海伯利安四部曲》等。

当代中国的科幻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种为现实服务的创作。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直至80年代,我国科幻小说的题材内容多局囿于生活生产中的问题解决,想象一些可预见的应用性小发明。即使一些将眼光投向太空的幻想,也是出于科学知识普及的目的。进入新时期后,尽管在一些作家的努力下,科幻小说创作与当时文学思潮接轨,文学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科幻小说仍未有效地建立起自身的文学特性,这使得一些小说虽将时空延展至千年之后、宇宙之间,却仍然因为缺少对历史本质的深入观照而缺乏宏大感。

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王晋康、刘慈欣、江波、阿越等人的笔下,中国科幻小说的时空维度才真正较为充分地得到了延展。从早期的《亚当回归》开始,到后来的《水星播种》《百年守望》《天父地母》《逃出母宇宙》等小说,王晋康科幻小说中的世界倏忽千年,动辄万里,故事中的人物或穿越到原始社会,或用星际冬眠的方式抵达遥远未来,通过这样的时空穿梭,与当下形成一段跨越千年的历史时空,从而得以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思考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太空开发等前沿科技对于人类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刘慈欣的《三体》,时间上一直延伸至数百年后的未来,空间上则拓展至整个宇宙,除此之外,还有下至一维,上至十一维的多重时空维度。在这样极为复杂的时空里,作家展开一重又一重思想实验,宇宙文明间的“黑暗森林”法则背后,是对进化论思想的深层思考。

除却广阔的时空维度,科幻小说独具的科学精神与科学美学,也让这一文学类型本身具有宏大的特质。王晋康说过,宏大、深邃的科学体系本身就是科幻的美学因素。科学所具有的震撼力,使宏大不需要长篇就能达到。但由于文理分科而导致的学科壁垒,使科学之美很难在文学中被表达出来,这就需要小说家兼具文学与科学两种素养。英国的阿瑟·克拉克就是这样的代表。他的《2001太空漫游》《与拉玛相会》等作品,用流畅、极具画面感的文字为读者描绘出外太空极致的理性之美。刘慈欣也在这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的《地球大炮》里穿越地心向太空发射的地球大炮,《流浪地球》里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的地球发动机,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科技铸就的机器美学。同样是充满力量感和惊奇感,但与自然山川河泽的雄浑壮美完全不同,这是一种融合理性美、秩序美和逻辑美的“人类世”之美,冰冷、肃穆而崇高。但像刘慈欣这样,能够将科学与技术的宏大美学通过文字展现出来,让读者被这种人工制品的强劲张力震撼、感动的作家,在目前中国科幻文学界还不多。

文学叙事中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

科幻小说宏大叙事的第二个层面,即作为文学长篇叙事的宏大,也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分析:一是叙事的宏大,二是宏大的叙事。先来看叙事的宏大。在科幻小说家中,王晋康、刘慈欣努力以科技文明为内核书写价值信仰。王晋康的《豹人》《癌人》《类人》等“基因人”系列,既对基因技术、人工智能产生的道德伦理问题展开重新思考,又对这些科技手段保持了乐观、坚定的信念。同样,在刘慈欣的《三体》里,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作家的科学乐观主义,以及由此而生的理想主义情怀。

受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当下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信任模式遭到严峻挑战,生活世界、自然世界发生异化,而王晋康、刘慈欣等人在科幻小说中对科技信仰的重建,是在尝试为处于焦虑中的国人寻找新的心灵依靠。但是对科学的坚定信仰并不能够支撑起人的全部价值理念。科幻既然是一种文学类型,我们就必须按照文学的标准来讨论这个问题。时至今日,重视人的尊严和个体价值已经成为文学的宝贵传统,换句话说,今天的文学是建立在坚实的现代人本精神和人性探索的基础上的。所以,只有有效地将科学精神与现代人本精神、人性探索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在这方面,有些作品表现出科学精神有余而人本精神不足的缺陷。相形之下,刘慈欣在《三体》中尽管也表现出从科学理性出发的功利价值观,但由于故事中程心这个人物的存在,让这种功利价值观变得不那么冷酷,从而使文本传达出的价值追求实现了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合一。

接下来再看宏大的叙事。科幻小说是文学,所以必须强调文学性。场景铺展得再宏大,精神提得再高远,如果叙事能力跟不上,那么这个宏大叙事依然是有问题的。很多科幻小说宏大有余,叙事能力不足,可以轻易地把时空范围延展到星际之间、千年之外,但在基本的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方面,仍然比较单薄、生硬,观念化的痕迹相对明显。而另外一些科幻小说,则是叙事技巧到位,对人性、人情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为主流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比如陈楸帆的《荒潮》,韩松的《地铁》和《医院》系列等。但这些作品因为价值观念问题方面的原因,又比较难以展开宏大叙事。或许正由于此,刘慈欣的《三体》才始终会让人觉得难以超越。《三体》中的每一个人物,章北海、程心、云天明都各具个性,尤其是章北海身上体现出的传统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为人类献身的大无畏气质,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但是,难以超越并不意味着无法超越。仔细梳理“宏大”与“叙事”难以两全的原因,比如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的历史缺陷,作家对科幻文类功能认识的偏颇、自身的科学素养和文学能力的不均衡,以及科幻叙事学批评的落后等,然后去思考如何克服这些难题,都是提升科幻小说宏大叙事水平的可能性路径。现在科幻小说创作处于发展的好时机,好好利用这一时机,提高科幻小说的创作质量,是每一位科幻作家和研究者亟待思考的问题。

(本文系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项目 “建国初期小说中的城乡关系书写研究” (13ZJQN003YB)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