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独特: 王永刚绘画的“四种美”
来源:文艺报 | 李 浩 2019年02月20日09:01
金风万籁
安乐图
国宝图
初心
欢喜春华
中国的绘画艺术、书法艺术与京剧艺术相近似,它们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程式化的审美系统,在这个审美系统里有精致而苛刻的“法度”要求,有自觉的谱系性风格诉求,有强化和不断被强化的“共性趣味”和寓意编码,有它自觉自恰的“言说”样式……这个系统的完备程度让人惊讶,然而也不得不承认,它的“过于程式化、规范化”的程度也让人惊讶。“亦步亦趋”是进入中国绘画艺术、书法艺术和京剧艺术(其他剧种也大抵如此)的必要步骤,它需要学习者要以百分之百的努力钻进去,要获得形似,进而是神似,然后是吸纳到艺术的精髓,体味到高妙。“亦步亦趋”的过程会用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非如此不可,这个过程绝无近路可言。多数的艺术从业者会满足于此,当然他们因为对审美系统的精确掌握也会相应地获得名声、地位和利益,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像李苦禅说的那样“以百分之一百二的力量再打出来”。是的,要打出来,我极其认可这个“打”字,它完全是一个化蛹为蝶的过程,是以一种最为柔弱的状态向坚硬和固定发起的冲击。它,实在是太过艰难了。
具体到中国工笔画,它的程式感则更强,鸟的画法、兽的画法、花和叶的画法都有一套成熟而严苛的要求,对它的半点儿“变更”都是冒险性的,很可能会遭遇传统审美系统的“排异”;然而更为固定和强化的是它在审美性的“共性趣味”:典雅、安静、超俗,一种非物质性的、略有装饰意味的幻觉之美。它所折射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诉求。在这样的绘画中,鸟是静的,鱼是静的,流水是静的,它排拒着一切的喧嚣和世俗气。在题材的选择上它也有自己的严格,入画的人与物、花与草都指向精神,都是具有高洁、祥和与美好寓意的……是故,中国绘画的象征性很强,精神指向很强,寓意性很强,因此选择性也很强,尤其是工笔画。
无疑,王永刚是曾经“亦步亦趋”进入到中国绘画的审美系统并经历过刻苦训练的那个人,他有精湛严谨的绘画技术,有准确灵动的造型能力,也熟谙传统绘画的种种设置和“计白当黑”的经营——在对传统系统的进入上可以说他是用足了“百分之百”的力气并且深得其法,没有任何的匮乏。然而。在这里我要谈的,或者更要谈的却是他的“出”和“变”,那种“以百分之一百二的力量再打出来”的努力,以及个人系统的标识性建立。
王永刚不希望自己困囿于一个缺乏时间和时代感的旧有程式系统,他希望有种博采,希望有新的纳入。是故,在他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笔画和技法的影响,但我想我们还可以看出来自于刘奎龄、郎世宁和日本绘画的影响,来自于西方绘画的影响——他学习了其中的技巧,是的,王永刚的动物绘画明显借鉴了刘奎龄,花鸟和树石、动物身体的明暗则有郎世宁和西方绘画的影响,那种氤氲着的、推向远处的背景性构成,则是对日本画的吸纳(《露华浓》中花树的画法,《仁者无敌》中柳叶的画法等等)……在绘画中(尤其是规范性最强的工笔画中)所谓的“兼容中西”其实是说易行难,因为它们之间的审美趋向不同,审美样式不同,内含负载不同,构图和透视方法不同,而在这些不同中有些点甚至是完全相悖的,王永刚当然了解这一点。他要的、取来的,是可以兼容而并不构成“破坏”的因质。我相信,现在我所见到的王永刚的工笔绘画,是他不断调整和实验之后逐步完善的结果。传统的中国工笔,因为寓意上、趣味上的限制多是绘画一隅的小景,多绘花和鸟,动物题材很少而且集中于牛和马,王永刚则多以动物绘画为主,让传统中少见的题材居于主体与核心。传统的中国工笔,追求的是典雅、安静、超俗,它有一种非日常性和幻想性,其中的鸟、虫、鱼和兽都是静态的,有一种“不亵玩”的装饰性成分:它折射的更多是传统理念中的儒、道思想,是人的自我精神塑造和预期。而在王永刚的笔下,他让自己绘下的动物有了动感,有了活泼和“日常性”,有了更具体的亲近和可爱。他为中国工笔画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
因此上,王永刚的绘画是传统的也是独特的。
是故,在我看来,王永刚的绘画在褒有传统笔墨意趣的基础上兼有“四美”。这四美分别是:灵动之美,精确之美,寓意之美和亲近之美。
先说灵动之美。王永刚的绘画中,居于核心的那些动物,或禽或兽,都有一种灵动的、让人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活力”在,他弱化了旧有传统绘画中的程式感和装饰意味,而将它们的“活力”呼唤了出来。在观看王永刚的绘画的时候,我们似乎面对的不是平面的、二维的画稿,而是一个多少具有3D效果的“场景”,而这种场景性又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绘画表现,它仍然是东方式的。王永刚为自己笔下的动物们(尤其是兔子,狗和猫)赋予了极为可爱的活力,它们似乎随时可以跳出画幅。这种可爱的灵动取自于民间绘画,也取自于刘奎龄和米春茂,而王永刚则更为“风格化”地强化了这一点。王永刚为自己笔下的动物们注入了很个性的“气息”和“表情”。而且,必须要谈到王永刚的绘画艺术在题材上的开拓,他的工笔绘画的题材选取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性的选取,而是可以将之前陌生的、不被注意或有意剔除的动物、禽兽纳入自己的画幅,并让它们能够保持妥帖、灵动和美感,这当然尤其不易。《五瑞图》,蛇、蟾蜍、蜈蚣、蝎子和灵芝同居于画幅之中,蛇、蟾蜍、蜈蚣、蝎子都是传统工笔绘画中被有意剔除的,它可以见于民间美术,偶尔会有写意绘及,但工笔画则几乎从未表现。《仙境修身》中是两条蛇,一幅只有穷款的绘画中则有三只鼠……在赋予这些动物以灵动的同时王永刚还赋予它们可爱的美,让它们在画幅中的再现能够被我们接受,并且乐于接受。
之所以有这样的灵动之美,一是和王永刚的心性、审美趋向有关,更为重要的则是,王永刚具有极为准确的造型能力,在造型上的精确之美使得他所欲求的灵魂之美才得以更好的表现,更为有效的保证。这是绘画的“内功”,但并非所有的绘画者都具有这样的内功,尤其在中国绘画轻写实、重写意的文化氛围里。这一点,王永刚表现得极为突出。他画的牛、马、鹿、猴,都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它们有明确的骨骼和血肉,有重量,有呼吸。造型上的精准是王永刚绘画耐看、经得起推敲并具备强烈立体感的重要组成。《安乐图》,两只白色的兔子,其中一只踮起脚似乎在试图够到高处的竹叶……且不说这只兔子让人可怜的神态,单说它落在后腿上的力量支撑,透过它身上的长毛你甚至能感受到肌肉的绷紧;《仁者无敌》,柳岸旁,一只壮年的卧牛和一只带有忐忑眼神的牛犊,在王永刚笔下,卧牛的身体重量是能让我们感受得到的,它卧着的动作中那些骨骼的支撑和弯曲也是我们能够确切感受到的——我甚至以为,有过西画训练的王永刚真的解剖过牛,他熟悉牛身上的骨骼和肌肉,懂得关于牛和每一种动物的解剖学。
是的,灵动往往以准确为基础,即使我们写意,即使我们只抓住其中的一点而“不计其余”:问题是,那种准确必须事先地了然于心,胸有成竹。在所有的美中,精确往往是基础也是最为有力的保障,也是艺术变化得以施展的前提。但这一点儿,真的不是每个画家都具备的。
寓意之美,它所映射的是中国民族传统中对于生活富足、家庭和睦、平静安康和一切美好的期待,映射的是精神上的高洁诉求,超脱和坚守,映射的是精神向往和对家人后辈的期许……是故,中国绘画中的事和物并非是单纯的事和物,而往往具有教化和愿望的多重含意(也正因如此,中国绘画对事物的描绘趋向了规范化、程式化和装饰性,它并不特别地要求相似,准确)。无疑,在王永刚的绘画中有意保留了这一点,他往往在自己的绘画作品中赋予寓意之美,彰显寓意之美。《仁者无敌》表现的是亲情与呵护,画有两只猴子和一株桃树的《硕果累累》自然有收获丰硕的象征,而猴和“侯”的谐音则暗示显赫的期许,《金鸡报晓》《马到成功》更无须多言……具有寓意之美的绘画,在王永刚的绘画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亲近之美,是王永刚在工笔绘画中的个人特点,是他的绘画非常具有独特性的地方,在这点上,它和传统的中国工笔绘画略有拉开。中国的绘画艺术,甚至中国的诗歌和文学多数都是有距离性的,它要求庄重甚至包含着敬畏地“观看”,它重教化,而传统的教化中包含有师道的尊严,距离感便由此产生。而王永刚的工笔画则强化了观画者和绘画主体的亲近,那些跃然纸上的小动物们,它们那种具有强烈真实性的毛发,它们身体里活跃着的灵动,它们眼神里充溢出的可爱和可怜,自然会拉近你与它的亲近,甚至让你忍不住想走近它。它是另外一种唤醒,它不以一种庄严感完成教化而是采取亲近的方式,强化你感受力的方式……这份亲近之美的出现,或多或少会减弱它的超拔性,甚至会引发“轻微媚俗”的诟病。是的,毋庸讳言,这种相互的对立性王永刚自然想得清楚并且经历了取舍,或许在他看来,由亲近而唤醒的悲悯心和对美的感受力,更是他的绘画所要传达的。这其实也更符合现代人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