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网络文学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来源:文艺报 | 刘虹利 2019年02月27日16:25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过程召唤着作家对其进行有力的表现。网络作家何常在的新作《浩荡》便是对这一召唤的回应,它自身也构成了网络文学与主流现实主义文学靠近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浩荡》以两卷的篇幅讲述河北青年何潮和周安涌大学毕业后从北京南下深圳的创业经历,两年之中,二人经历了爱情与事业的巨大变化,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抉择。小说塑造了一个重情谊、有担当、善决断的创业者何潮。他既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又有准确的分析能力,他看好深圳改革开放的前景,放弃和女友出国的机会,毅然赴深圳创业;他行事磊落、知恩图报,在周安涌设计报复、迫使老板庄能飞破产之时,他则为庄能飞全力奔走;何潮与人为善、交友全凭本心,因此才能绝处逢生地发现商机、获得帮助;他胸襟开阔、眼光长远,对国之经济命脉和产业转型升级有清醒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一股“傻”劲和“倔”劲,对认定的事能扛住质疑、顶住利诱,心无旁骛地全力以赴。何潮所具备的品质是作家从当下无数成功的创业者身上提炼出来的共性,这个人物充分诠释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将一批社会背景、文化层次、性情禀赋迥异之人吸引到他身边——从的士司机到地产大亨,从帮派人物到纨绔子弟,从大学生到拆二代,都认同他、欣赏他,与他同甘共苦、开创事业。与其说作家把一个刚刚大学毕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塑造得过于完美,不如说他是在礼赞这种可贵的精神。另一方面,抛弃何潮的前女友赴美国后生活平庸,香港的豪门千金则对他真心倾慕,从政治隐喻的角度看,作家借此表达的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所具备的发展底气和道路自信。
《浩荡》中故事的开始设定于1997年香港回归之夜也颇有意味,它显示了作家直面时代变迁、讲述中国故事的雄心。春潮浩荡,大历史的潮涌蕴涵着不尽的机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也制造着难测的风险,每一个个体都在经历大浪淘沙的考验。小说以何潮、周安涌、江阔、庄能飞、辛有风等具体人物的命运浮沉来呼应历史的脉搏,通过顾两、江离等人物大起大落的人生来对深圳精神和深圳奇迹予以形象化的表达。同时,小说充满感情地记录了90年代深圳粗粝而生机勃勃的时代风貌:上步工业区、华强北、城中村、握手楼、前店后厂、“关内是欧洲,关外是非洲”、百万人才下深圳、浴血挺进深交所……这是与深圳人的青春和激情血肉相连的个体化的往事,也是作者为深圳乃至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历史见证。
当然,对作家而言,时间的特殊意义还不仅止于此。1997年中国第一家互联网门户网站——网易诞生,次年,搜狐、腾讯、新浪相继开办,这代表着中国互联网元年的到来,也代表着网络文学即将脱胎幻化成形。选择这样的历史节点开始讲述,是一个网络作家致敬属于自己的时代,同时,这也意味着新的怀旧对象开始登场。像何常在这样见证互联网诞生和繁荣的一代人已逐渐步入中年,面对飞速消散的“前信息时代”的生活氛围,有太多细节值得回味:21吋的电视、BP机、小灵通、电话IC卡、高档摩托车,以及翻盖手机、滑盖手机等前智能时代的“古董”物品,都凝结着作家的情感记忆。90年代的大众文化曾将“红色经典”征用为怀旧对象,满足消费社会中人们重温集体主义和英雄精神的渴望,时移世易,20年过去后,作为网络元年和信息时代开端的90年代也成为了新的怀旧对象。
《浩荡》兼具书写时代变迁的现实主义追求和进行怀旧表达的大众文化叙事策略,但其最根本的特征还在于它是一部网络文学作品。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与去政治化的文学潮流和大众文化的勃兴不期而遇,意外地在传统和主流的文学叙事之外开创出一片个性化表达的飞地,可以说“网络文学”这一概念既是一种文学类型的命名,也具备创作上的方法论意义。首先,网络文学创作和消费的“草根”性质历来非常醒目。《浩荡》讲述的就是一个草根人物走向成功的励志故事。何潮的家庭出身、学业背景都十分普通,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哪个方面都不突出”的人,这与80年代《乔厂长上任记》《新星》《三千万》等改革文学的主人公大相径庭,那时候的乔光朴、李向南、丁猛们历经磨难却依然有着钢铁的意志,他们是改革破冰阶段的先行者和推动者,需要迎难而上、果敢坚毅的品质,敢于临机决断、拼搏进取,从而“杀出一条血路”。80年代改革文学将笔墨集中在铁腕人物和政治英雄身上,相对忽略了捕捉社会变革在人民大众中激起的变化和反响。“敢为天下先”的是少数精英,《浩荡》则秉承网络文学的草根传统,注重表现小人物的传奇经历,世纪之交的何潮、周安涌们是改革深化阶段的弄潮儿和受惠者,他们的个人奋斗和成就也更容易在身为“大多数”的读者中形成认同。
其次,网络小说逐章更新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要依靠紧凑的叙事节奏和强烈的戏剧性情节吸引读者,注重以相对均衡的频率设置转折、制造“爽点”,因此其中的人物命运常常是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以便于作者安排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反转局面。《浩荡》中正反面人物二元对立、紧张交锋,主人公何潮一出场就失恋,刚入职就失业,一创业又遭暗算,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何常在有足够的行业经验和生活积累,善写职场和商战,《浩荡》中不乏精彩的片段,如周安涌上下其手、迅速击垮庄能飞的战役环环相扣、干净利落;邹晨晨在几个大老板的力量夹缝之中巧妙地取得平衡,显得颇有智慧;何潮和帮派老大张辰的对决情节紧张、起伏有致,可读性强并富有视觉效果。但整体而言,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和叙事发展的内在动力主要来自人为设计,为了推动主人公见招拆招、升级打怪,作家通过不断制造奇遇和巧合,帮助主人公将难题一一予以破解:何潮巧遇的出租车司机恰好有个哥哥是帮派老大;这个帮派老大恰好替他吓跑了深圳一哥;落魄的复旦才子恰好被地产大亨郭统用所器重,又恰好帮助何潮缓和了郭氏父子的紧张关系;在与江阔的爱情受阻时,何潮恰好解开了江父的心病、使其起死回生……由诸多的“恰好”串起来的草根传奇必须在网络文学生产的逻辑之中予以理解,对比《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二人品格相似,命运却大不相同,除开历史背景的差异,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二者是由不同的叙事逻辑生成的。尤其作为男性主人公,何潮一路收获了美态各异的所有女性的爱慕,这种“开挂”的人生模式,其实与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养成记更具亲缘关系。
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造就了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特点,同时,文学是关乎心灵的事业,与时代浪潮中的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完全无视现实生活是很难的,网络作家同样有关注社会现实的创作热情。在网络文学的类型化范畴内,家庭婚恋、职场校园、官场商战等都是现实题材,但这些作品总是遭受“缺乏现实主义精神”的诟病,其根源就在于网络文学完全自成一体的生产逻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网络小说面向广大草根读者,为他们提供阅读快感和心理满足,其生死存亡系于点击率的多寡,因此,即便是表现现实题材,也很难避免“玛丽苏”“杰克苏”的诞生,毕竟“受阻—巧合—破题”的程序设定对作者而言是叙事的安全区,对读者而言是阅读的舒适区。
最后,网络空间的交互性和开放性特征,导致网络小说叙事呈现出过度的“开放性”特征,即一部作品似乎可以随时完结,又似乎可以永不完结。以《浩荡》目前的两卷而言,主要人物的命运都有了阶段性的完结,但还有许多线索已经埋下并有待接续。小说是形式的艺术,网络小说同样如此。如何在遵循网络文学生产规律的前提下,结构出相对完整的作品是作家需要从观念和技术上予以解决的问题。如果说一部作品是作家对生活提出的一个问题,作品的结尾就是在经过充分的叙事后得出的答案,这既是作者思想的深化,也事关文本本身的自足自洽。现实生活连绵不断,文学作品却应是独立而完整的。
中国的网络文学经历了20年的“野蛮生长”,既在体量上令人叹为观止,也在主题开掘上为当代文学贡献了另类的思路,当前,网络小说进一步向现实题材倾斜,也是其避免在类型化框架内自我复制、自我消耗的有效途径。《浩荡》用网络文学的方式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显示出在现实主义题材领域,网络文学也许同样可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