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发展史上，地域特色或者说地方性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自鲁迅充满浙东风情的短篇小说起，至沈从文笔下神秘辽远的湘西世界，我们已经欣赏了诸多充满地方风土人情的短篇小说。写景或是描人，川西或是黔北，阅读小说的过程有如跟随作者游历了一番，这种“绕室旅行”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年代更是别有意趣。改革开放 40 年来，文学的体例日益丰富，内容渐次多元，地方性在短篇小说中的分量有所下降，反而是在长篇小说中仍牢牢地占据着半壁江山。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莫言的高密乡土，这些地域随着作品的流传而广为人知。但这种具有高辨识度的地方性在短篇小说中则表现得并不明显，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既有人为的主动选择，也有时代发展中的客观造就。

谈到地方性，我们便不可不谈乡土。追溯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彦、许杰笔下的野蛮风俗，彭家煌描绘的乡村闹剧，乃至于废名笔下的田园风光，书写“我乡我土”一直是短篇小说的重要题材。从“十七年”文学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也一直是文学关注的焦点。无论是长篇小说抑或中短篇小说，农民和农村生活都占据着创作的主体。与之伴随的便是小说中地方性的突出，不同地域的气候特征、地理风貌和人情习俗一一浮现于作家笔端，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地域特色，且极具辨识度。读者绝不会将赵树理的“山药蛋”乡土和孙犁唯美的“荷花淀”搞混。

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乡土题材已不再是小说的主流。书写都市生活成为文学新的旋律。这一方面是由阅读对象所决定的，文学的消费者多半是城市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群。另一方面也是与时代发展、经济腾飞伴生的。摆脱了宏大叙事和主旋律书写，人们更关注自己身边的生活，与自身密切相关的都市病痛成为文学书写的母题。现代与后现代、先锋与后先锋，在这 40 年的文学书写中不断地被提出、实践、拓展。都市中的新问题、新景象层出不穷，人们似乎被这股浪潮所裹挟，无暇回顾日渐凋敝的乡土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一种“世界大同”的幻觉，纽约与北京之间的距离似乎也不再遥远。

在城市中一旦老辈人过世，下一代与乡土的联系便彻底切断。而农村中青年一代进城务工定居之后，对往昔的农村生活也逐渐陌生起来，不由得对乡土生出种种隔膜。体会到地方性与乡土之间的密切关联，我们便能够了解近年来短篇小说中地方性的淡出。这种淡出背后实际是乡土的衰落，是读者或者说消费者需求与品位的变化。写作题材向都市倾斜，乡土便隐于霓虹灯后，这一点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城乡冲突、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种种迷茫和大时代的转折其实从未远离文学视野，但正如前文所说，这种充满浓郁地域特色的书写往往出现在长篇小说当中。虽然不能够做出明确的分野，不过也许是长篇小说的篇幅更适于铺陈大时代的历史宏伟篇章，能够有更多的笔墨用于风土人情的描摹。从《平凡的世界》到《红高粱》，从《白鹿原》到《山本》，长篇小说中从来不缺乏地方性。

回顾改革开放近些年以来短篇小说中以乡土体现地方性的作家，我们所能想到的首先是汪曾祺。这位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的高邮籍作家，在他的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富有地域风情的蕴藉的世界。《受戒》里的善因寺、《大淖记事》里的蒌蒿都浸透着浓浓的地方情味儿，饱含着作者的深情。汪曾祺本人认为他写这些小说，是用 80 年代人的感情写以前的旧事。这种追思与回忆，以及作者在创作这些小说时的“高龄”或许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印证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为何会极具地方性，以及其他的年轻作者为何没有选择这样的创作路径。 除开以书写乡土表现地方性，短篇小说中还有另一类表现路径，即以传奇塑造地方。这种承接中国宋元话本小说、明清志怪小说传统的短篇小说，通过传奇人物或传奇事件来表现地方特色。这其中比较典型的作家是天津的冯骥才。他创作出了《泥人张》《神鞭》等富有传奇色彩的小说，通过故事的传奇性传递出了浓浓的津味儿。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民风民俗、市井俚语不但丰富了小说的层次，也凸显了津味小说特有的地方韵味。然而这类小说在短篇小说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并且整体风格偏于传统。

当前短篇小说中占据主体的仍然是书写现代都市中痴男怨女生活的内容，关注的多半是城市人群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这类短篇小说最明显的基调是现代性。李欧梵在《未完成的现代性》一书中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从一个精英的观点来看待，精英只能登高一呼，至于社群共同的想象，其风貌和内容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建立起来的，需要无数人的努力。”[1] 五四运动至今已将百年，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早已摆脱了传统的模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范式和审美。而在言必称卡夫卡、纳博科夫大行其道的今日，从外国文学中学习写作技巧，构建其颇具现代意味的短篇小说文本似乎也早已司空见惯。但在此我们想追问的是：在这些现代肌底的文本当中是否还存在某种地方性？城市风貌千篇一律，都市生活大同小异，现代人背负的压力和心中的困惑似乎都差不多，那么作家们的小说中是否还能够体现出不同地域的差异性？

梳理一下近两年来发表的短篇小说，在都市书写中寻找地方性的存在，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在现代的底色中附有浅淡的地方性，将地方寓于现代之中。没有了我们所习惯的浓郁的地方特色，不是借乡土与传奇来塑造地方性，甚至也没有民族的装点和民俗的包裹，在万千相似的中国都市之中，仍然有着不同地域的特色。这种特色可能通过语言、氛围和风貌表现，也可能潜藏在人物的思维和处事方式当中。但简而言之，这种地方性的表达始终离不开现代的底色，也完全不是过去读者所熟知的那一种。选取西部短篇小说为例。这种极易被赋予地方性的小说也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逐渐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在“甘肃小说八骏”之一的作家雪漠的小说中，西部特色浓郁，大漠、长烟、落日是他笔下西部的风光，黄沙、骆驼、豺狗子是常见的元素。在《新疆爷》中，我们看到了西部农村的老人形象，蕴含着作家寄予在他身上的理想品质；《深夜的蚕豆声》描绘了饥荒年岁人性的扭曲和亲情的泯灭，透露出一股浸入骨髓的寒凉。《豺狗子》讲述了主人公在沙漠里挣扎求生，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脱离险境的故事。雪漠正如他的名字，蕴含着人们对西部的想象：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延绵不断的大漠戈壁。然而这是浪漫的想象还是真实的西部？是作家刻意营造的地方性还是西部人民生活的原貌？答案显然是前者。雪漠的小说固然色彩浓郁，壮怀激烈，但这种动人心魄的书写是因其想象与传奇吸引读者，小说中呈现出的地方性显然是符号化而不是真实化的。

另一位甘肃籍作家马步升与雪漠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的短篇小说也着力表现西部农村生活，洋溢着浓郁的陇东风情。马步升的关注视野始终聚焦于他出身成长的陇东农村，希望能够表现农民生活的苦乐。

他笔下的小说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较为平实的农村书写，一类是充满传奇意味的江湖书写。从短篇小说的名字中我们便能够大致了解马步升的创作路径。《老碗会》《擀毡》《哈一刀》《绣花庙刀客》《一点江湖》等等充满农村风俗和江湖豪情的标题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审美取向，寓地方于传奇是他所喜爱的创作方式。倒是一篇作者写了十年、名为《青白盐》的小说采用了颇为“洋气”的写法，借用了《百年孤独》式的开头，有一点现代派的手法，略为接近上世纪 80年代先锋派的创作风格。作者自陈写得很痛苦，并且无论是从理性上还是情感上，他都十分排斥这种表达。[2] 事实上，这种作者内心真实想法的表达，恰恰能够印证他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与风格。作者在一篇名为《精准扶贫背景下如何精准地书写农村》的文章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乡村书写的关切和认同；在新作《三万盘石磨》中，作者饱含深情地歌颂了在漫长的农业时代中石磨在家庭中的崇高地位。

雪漠和马步升的西部小说地方性浓郁，好看且好读，满足了读者对于狂野西部的想象。荒凉又粗犷的西部世界亘古不变，等待着充满勇气的人们去探索，上演着一桩桩传奇故事。然而这却未必是真实的西部，更不是全部的西部。在现实中，戈壁大漠没有传奇反而传递出生计的艰难，厚重朴拙的石磨早已为现代化机器所替代。东部人民对于西部的想象是骑着骆驼去上班，现实中西部人民考虑的却是买一辆什么品牌的轿车更好。本文无意臧否雪漠与马步升的小说，其文学价值与成就自是毋庸置疑，只是这种地方性的表达仍然借助乡村和传奇，展现的是前现代社会的光景，寄托的是作者年少时对于广袤天地和传奇人生的想象。

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的西部短篇小说则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叶舟和弋舟是另外两位“甘肃小说八骏”，但他们的作品却似乎和西部小说并无紧密的关联。作家本人也并不被西部作家的头衔符号化，反而与现代派、先锋性的联系更为紧密一些。他们的短篇小说体现了某种地方性的最新表现方式。在叶舟近年的短篇小说集《兄弟我》（文汇出版社，2017 年）中与其同名的小说讲述的，是一群已经退休的老工人对于废弃工厂和往昔岁月的深厚情感。小说中没有对西部风光的渲染，也不曾花费笔墨勾勒此地特有的人情特色。但是在文中透过这些“老兄弟”的言谈举止我们却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地方性，它的荣衰和变迁，经济的起起伏伏，从国有经济走到市场经济的时代冲击。

能够让人辨认出这种地方性的，不仅仅是小说中频频出现的黄焖羊肉和面汤，也不是老人随口吟唱的民歌。地方性的表现，更多的是这帮老工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身上深厚的时代与城市烙印。包括作为下一代出场的马骥对父辈的照拂和理解，这种憨厚的人情味儿也是一种地方特性的展现。另外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也能够传递出一种城市的味道，比如《兄弟我》中出现的“尕娃”，《在热烈的掌声中》出现的“嘴夹紧”等等。

与叶舟相比，弋舟的小说更具先锋性一些。《随园》中描写的是河西的荒凉戈壁，讲述的却是十足现代派风格的故事，充满着隐喻的意味，在地方风情中诉说的仍然是现代人的情感困惑。小说《出警》（《丙申故事集》（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描写的是老奎的悲剧人生，里面主人公卷烟和熬煮砖茶的情景还是能让读者心领神会。当警察老郭和老奎一起蹲在墙根下抽烟的时候，浓郁的地方风情便飘散开来。

在叶舟与弋舟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现代人的共性。抛却了西部风情帽子的西部作家，其关注的焦点更多在于当今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都市人群所共有的精神困惑。猛一看小说中的地方性很不明显，但这焉知不是我们太习惯于乡土与传奇？地方性除了以表面上的风土人情来表现，是否更是一种深植于心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

西部小说只是短篇小说中的一隅，但在其发展的脉络中仍可看出时代的走向。或许在乡土和传奇之外，今日短篇小说的地方性还有更多表现的路径，而所谓地方性也并非是我们心中一成不变的模样。

参考文献：

[1] 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2 页。

[2] 周新民：《马步升：潜心书写陇东“文学”地理志》，湖北作家网，2017 年 5 月 5 日。

[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本文是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小说八骏创作中的当代都市小说新拓展”（项目号 YB039）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