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小说的地方性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热点。显然，仅仅从你写“北方”我写“南方”、他写“乡村”她写“城市”，或者地域文化、地域风格、方言土语等内容来探讨小说的地方性，未免蜻蜓点水、难逃窠臼。

于是乎大家继续掘进，深挖小说地方性的建构语境、书写机制及其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盘根错节，乃至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关系。地方性成为文学研究大戏里的重要角色。这背后的导演不只是学者们，还有激活它的另一个庞然大物——现代性。

现代性席卷世界，吞噬和同化着不同的地方。没有现代性的“蛮横”日甚一日，地方性不会凸显。但我们不得不面临现代性这一未竟的事业，它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处于剧烈的变动中。文学就在我们遭遇现代性的每一时刻、每一瞬间扮演着“书记官”的角色。面对“现代性”这一方程式，我们渴求多元答案而不是唯一解；而地方性就是文学改写现代性程式的重要参数，它也许无法重写，但总会以独特的视角折射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100 年前，《狂人日记》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震撼中国。“狂人”透彻打量四千年来生活的地方，向“黑屋子”发出挑战，表达了启蒙者忧愤深广的心态。从此以后，现代短篇小说成为书写现代性的一扇窗口。从鲁迅的绍兴、老舍的北京、沈从文的湘西、沙汀的四川、艾芜西南边陲到“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再到汪曾祺的高邮、林斤澜的矮凳桥、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香椿树街……直到当下的短篇小说，地方性的声音婉转悠长、如歌如泣，在现代性旋律中演奏出多样的音调。

在此过程中，地方或被刻画为封闭保守之地，等待现代性的救赎；或被指认为世外桃源，拒绝现代性的入侵；或在历史与人性的变迁中铭刻独特的文化记忆和生命轨迹。从这些书写模式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百年中国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张力，那就是在现代性与地方性的二元结构中不断探寻和营构新的文学空间。

100 年后，短篇小说仍在两者的复杂纠缠中书写新的故事。只是，今天我们认为现代性不再那么“美丽”，随之现代性也疑点重重，而地方性则成为文化身份的明显胎记。我们在对地方性的不断发明和体认中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掘进。当代短篇小说在地方性的书写中破除现代性的“美丽传说”，在对现代性的诘问中绘制当代人的精神图谱。这既是现代文学传统的内在延伸，也是以地方性改写和超越现代性的努力。

从当下一些短篇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一努力及其所具有的精神向度。面对现代性的冲击，无论是城市的日新月异还是乡村的翻天覆地，时空的改变令人目不暇接，由此带来种种复杂的心理蜕变和情感畸变。王祥夫的《怀鱼记》，让人想起李杭育的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李杭育笔下的福奎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弃儿，一个传统捕鱼生活的“守夜人”。小说既写出福奎面对新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也对其表现出深深的同情和惋惜。

《怀鱼记》写胖江沿岸渔民生活的变化。江里已经很久看不到鱼了，人们只能在江边种菜或者搬去县城。而这里的捕鱼能手老乔桑却无法接受这一切，他歇斯底里地咒骂现在的生活，怀念成群游来游去的鱼。作为村里最会看水和打鱼的人，老乔桑毫无用武之地，形如槁木。一个消息令昔日的小渔村兴奋不已：下大雨水库泄洪时鱼就会回来。但雨终究没有来，人们看不到一条鱼的影子。老乔桑此时精神崩溃了，他幻想着到处是鱼，而且有一条钻进了自己的肚子。小说后半段写儿子和朋友如何设计哄骗老乔桑，到医院取出肚子里的鱼。从某种意义上说，老乔桑是精神上患病的福奎，他的生命时钟停留在过去打鱼的生活里，而内心积压的焦虑和愤懑最终击垮了自己。小渔村的变化似乎有着不可阻挡的外力，但其他村民又何尝不怀念那条满是大鱼的胖江呢？江变“瘦”了，水变坏了，鱼没有了。这一切抽空了老乔桑的精神支柱，把无奈、焦虑还有对过去的无限怀想留给村民。

弋舟的《但求杯水》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刻画了现代人的情感孤独。女主人公与丈夫生活越来越好，感情却所剩无几。丈夫的灵魂在外游荡，而她也通过微信找到了一个年轻的男性伴侣，但他们始终无法排遣空虚茫然的内心。小说中城市的雾霾、街道、快餐店、宾馆等生活空间与人物的情感波动融合在一起，显示出另一种意义上的荒凉和寂寞。小说中人物要一杯水的请求，正是情感饥渴和困顿的生动隐喻。弋舟的另一篇小说《出警》则以普通警察的日常工作淋漓尽致地展现某种社会心态。出狱的犯人老奎是辖区内的“重点人口”，师父老郭让“我”留意老奎。但“我“接手之后，老奎报假案、自首、接受媒体采访，给“我”找了不少麻烦。“我”带的徒弟小吕多次接到一位老校长举报邻居制毒，跑了好多趟却始终没有获得任何证据。最终“我”明白了：敢杀人、敢卖闺女、敢当钉子户的老奎承受不了老了的“孤单”。他想和人说话，所以才不断地给“我”制造麻烦。而小吕从这件事上深受启发，通过和老校长的交谈，知道他是受不了邻居一家其乐融融而报的假案。出警没有碰到惊心动魄、曲折离奇的大案子，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苦涩和现代社会的孤独。无论是多凶狠和多有修养的人，最终还是受不了孤单的折磨，还是需要一个可以聊天的人。

一方面是社会的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一方面是焦虑、孤单和心理扭曲。小说捕捉的心理和情感内容并非抽象地呈现，而是与当下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由人们生活的时空所引起和激发出来，这就为心理描写赋予了地方色彩。某个地方的风俗人情和生活样态并不是小说地方性的重点所在，而是要深度开掘现代性冲击下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变动。

因此，短篇小说的地方性朝向当下社会人的复杂心理感受以及由此呈现的整体社会心态。一方面是小说为心理描写建构了真切可感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是读者对当下社会问题共同感的代入，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的重叠交错使小说中的心理表现有了坚实的时空载体，从而为阅读营造出熟悉的地方感。

所以，无鱼的焦虑、老了孤单的焦虑就不仅仅是写某种社会心态，而是在叙事中勾连现实，由此引起人们对现代性的深入思考。朱辉的小说《七层宝塔》，写农民上楼的故事。由原来的平房庭院住进楼房，空间的改变造成乡村伦理关系的变化。新房子有种种便利，但却给主人公唐老爹的生活带来种种不适。过去是种菜、读《三国》《西游》、接待街坊、出门拉呱，现在唐老爹旧有的生活经验不顶用了。小说以唐老爹和楼上邻居阿虎夫妇的冲突为线索展开。几个回合下来，唐老爹夜晚突发心脏病，却要靠楼上阿虎的车去医院。小说中的七层宝塔是唐老爹从过去的家里看到的地方，悠扬的塔铃声让他心安、踏实。但这样一座有着千年传统的宝塔也遭遇了拆除和损毁，最终不复存在。急速的时空变化让老人们难以适应，作为过去善于处理乡村事物的“乡贤”，唐老爹却陷入了楼上楼下的无休止争吵和对立中。

冯俊科的小说《大马士革来信》讲述了农民进城务工遭遇的不幸。建筑公司艾董事长偷工减料，致使工地塌方掩埋了进城务工的柳成发。他的妻子麦花进城没有见到丈夫，却与艾董事长发生了关系。麦花通过手机短信与丈夫联系，得知丈夫去叙利亚大马士革承接工程。原来这都是艾董事长企图掩盖罪恶的诡计，他与柳成发的徒弟郑闹联合起来用死者的手机欺骗麦花，让她一直以为丈夫在异国施工。

小说在城乡差异中描写金钱对伦理的腐蚀，罪恶对善良的欺侮。麦花与老实本分的柳成发始终没有孩子，却怀上了奸诈凶狠的艾董事长的孩子，这是对当下社会伦理关系的极大讽刺。除了以伦理关系的变异书写现代性的问题，当下短篇小说还以“神秘 / 日常”“虚构 / 真实”的重合交叠在小说中存留地方性。这类文本往往在叙事形式上带有某种互文性或“戏中戏”结构。

卫鸦的小说《小镇拳师》具有一丝武侠小说的色彩。“我”和马一鸣总是想成为武功高强的人，为此在小镇惹了不少事。小镇改革开放前尚武成风，而“我”爷爷是拳师，他的故事成为小镇的传奇。父亲也是自小习武，但多次试探后，“我”最终认为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直到“我”在一次斗殴中身陷危机，幸亏父亲出手相救才平安无事。而父亲在一次醉酒时的话，使“我”得知爷爷被父亲失手打死，平凡的父亲似乎还连接着一个遥远的江湖世界。小说没有让武侠消失于日常生活之中，而是始终留有那样一个神秘的空间。父亲身上体现了江湖世界和平常世界的奇异混合。张世勤的小说《聂小倩》借用《聊斋志异》中的同名故事写当下城市社会。聂小倩、宁采臣、燕赤霞化身为当代城市打工者，历经生活艰辛。《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迎来了大团圆结局，与宁采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小说中的小倩却是公司销毁假账的受害者，葬身火海而成为孤魂野鬼。小说既写出这些城市底层打工者的漂泊无依之感，又写到他们的正直善良和努力生活，但他们却被城市的魑魅魍魉所伤害和吞噬。现实与虚构、神秘与日常混合在一起，使小说整体上氤氲着浓重的“鬼气”，充满了奇幻悲情的色彩。

双雪涛的小说《北方化为乌有》从出版人饶玲玲与作家刘泳关于小说创作的对话开始。饶玲玲收到的一个故事竟然和刘泳写的犯罪故事大体相似，因此刘泳找来了投稿的女孩米粒。米粒说是从姐姐那里听来了这个故事，一个东北工厂里发生的恋爱和犯罪故事。小说在米粒叙述中展开了刘泳父亲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亦真亦假，是由米粒和刘泳共同叙述完成的。

小说混淆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一如其名，北方的故事在叙述中自我解构。但东北的时空与工厂的兴衰以及领导的贪污问题又是如此真切，令人真假难辨。刘泳和米粒的虚构可能子虚乌有，但化为乌有的北方（东北）却从虚构中浮现，使人身临其境。小说的地方性借助于神秘、虚构的力量，与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奇异地混杂在一起，塑造了自身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形象。

当代短篇小说的地方性也许不在于发明或建构了什么样的独特的“地方”，而在于以什么样的心理、记忆和文化铭刻了现代性历程中的自身形象，以此提醒人们 ：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现代”？这样的“现代”能让世界更好吗？从文本对于当下人们的心态、伦理关系和现实问题的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性的现实底色以及顽强凸显自身的努力，这种努力最终可能随着历史化为乌有，但其留存下来的文学记忆正是我们企图改写现代性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