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在历史总体性意义上全景式地书写现实，且于大历史变革的整全视域中深度观照普通劳动者的精神困境和现实遭际，为路遥文学的基本特征。路遥对文学传统、理想读者、1980 年代的总体文学状况及现实主义的可能的系统思考，无疑表明其文学观念扎根于《讲话》所开启的思想视域之中，与人民伦理及其价值关切密切相关。而以路遥为个案对“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1942 年以降之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以及与之相应之文学评价标准等问题论域的再思，涉及当下写作中若干迫切问题，有着值得深入论析的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路遥 文学观 《讲话》 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文学

杨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大文学史”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等。编选有《贾平凹文论集》（三卷本）。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评论》《南方文坛》等报刊发表论文及访谈八十余篇。曾获第十六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陕西文艺评论奖一等奖、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奖、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入选“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扶持计划”。

自1980 年代中后期迄今，围绕路遥作品尤其是《平凡的世界》的文学史意义的论争无疑关涉到“重写文学史”以降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此种变化亦与新时期以来社会核心主题的转移密不可分。以之为视域对两个“三十年”的区分因之包含着极为复杂的思想史问题，其间观念分歧远非文学之问题论域所能囊括，而是关涉到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变革的内在理路。文学史关于“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时间至今亦可下延为40 年）、“民国机制”和“延安道路”、“革命”和“改革”①、意识形态的治史标准和审美价值的“重建”等等不同观念的论争，亦不脱1942 年迄今思想观念转换所涉之基本范围。在“断裂”的意义上建构两个“三十年”的精神分野亦源出于此。是为路遥及其作品在1980 年代必须面对的精神环境。身处诸种新思潮、新观念风起云涌且形塑了彼时文学批评的核心“语法”的文学及文学史观念的易代之际，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遭遇极具症候意义。一向以现实主义重镇著称的《当代》“错失”这一1980 年代的现实主义力作的原因即在于此。在《当代》编辑周昌义的历史性回顾中，置身以“新”与“变”为核心的1980 年代，《平凡的世界》叙述之“慢”“啰嗦”以及故事的无“悬念”，“实在很难往下看”。时隔近20 年后，周昌义已然意识到“那些平凡少年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追求，就应该那么质朴”，此亦为“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价值所在”。然身处1980 年代的观念氛围之中，个人并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而有更具前瞻性的理解。“可惜那是1986 年春天，伤痕文学过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正流行现代主义。”②当此之际，即便出身底层，且属矿工子弟，周昌义仍然未能从《平凡的世界》中体会到路遥超越时代局限的真正用心。他对该作的“随意”处理（退稿），不过是1980 年代如泰山压顶般的文学形势给予路遥写作的巨大“压力”的冰山一角。在“重写文学史”及其所开启之若干核心观念延续性的意义上，《平凡的世界》及路遥至今仍然面临着诸多评价的“困难”。若无更为宏阔之文学史视域，且在历史化的语境中重启《讲话》以降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及其解释当下文学问题的理论效力，则关于路遥的文学史评价问题，仍会因视域的偏狭而难有质的“突破”。也因此，对路遥的文学观及其所属之思想和审美传统的历史性考察，较之在既定的视域中作评价的“反复”，无疑更为紧要。

历史地看，路遥的文学观念，“起源”于1960-1970 年代之交，与《延安山花》及《山花》文艺小报关联甚深③。在1970年代初独特的历史氛围中，《山花》文艺小报与彼时潮流化观念之间内在的关联自不待言，其所刊发之部分作品虽有对若干历史现象的些微“补正”，但核心思想，仍不脱《讲话》所开启的基本思想范围。其时政治与爱情均遭遇挫败，身处精神与现实双重困境的路遥因偶然的机缘通过文学改变了个人的命运。“文学”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历史性关联，因之形塑了路遥此后在写作题材及笔法选择过程中一以贯之的现实考量。即如沈从文所论，“把工作贴到国家需要上使用”，可得社会重视，甚而“一举成名天下扬”④。早期作品《南湖的船》《老汉一辈子爱唱歌》等因高度契合1970 年代时代对于工农兵写作的巨大召唤而为路遥赢得了最初的声名⑤。嗣后，在1970-1980 年代写作转型之际，路遥关于题材及笔法的选择几乎很自然地延续了1970 年代初的根本路向，其间虽不乏与时推移的观念调适，但路遥并不简单认信1980 年代作为“新时期”所被赋予的超越此前“三十年”的意义，因而坚持历史和思想内在的连续性，以及文学的经世功能。以1978-1980 年创作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为转型的标志，路遥的写作伦理及其总体考量初步确立：“站在政治家的高度选择主题，首先取得高层认可，然后向民间‘倒灌’。”其政治视野和文学才能藉《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写作得到了具有融汇意义的发挥。沿此思路，《人生》所要配合的是“正在全面展开的农村改革”，而《平凡的世界》则“试图展现农村改革的全貌”。⑥出自农村，“从感情上”视“广大的‘农村人’”为“我们的兄弟姐妹”，并能“出自真心地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非“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⑦的路遥，显然无须如柳青和丁玲等作家一般⑧，需在《讲话》所申论之立场、态度和方法问题的指导之下完成个人思想的“改造”与“转变”，方能进入《讲话》所敞开之历史及政治的核心情境之中。毛泽东《讲话》等论著关于“农民”动员以及“工农兵”作为“历史主体”的政治构想包含着极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寓意。此种构想及其在1940-1970 年代的现实化无疑改变了路遥的个人命运。质言之，“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路遥个人命运的变化高度关联着1960-1970 年代的历史想象。其在政治受挫之后对文学的选择必然内含着对时局及个人奋斗之可能性的洞见，即便身处1980 年代变化了的历史氛围中，他对《讲话》传统所开启之思想视域以及与之密切关联之人民伦理的价值坚守，因之并非“文革”精神“残留”所能简单论定。他对现实主义及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坚守，也包含着更为复杂的问题，不独技巧的选择这样简单。正是基于对《讲话》所关涉的重要问题的“庄严地思考”，路遥并未被1980 年代初诸种思潮挟裹而去，以至于对过往历史采取“轻藐的嘲弄态度”，而反复申论在历史连续性的意义上思考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其所秉有的“深沉的历史观”，以及并不简单地在潮流化的意义上对1960 年代和1980 年代作“断裂”的处理，与其藉对柳青传统的延续而接通《讲话》的精神传统密不可分。考虑到工农兵写作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想象与建构的重要一种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以及其所关涉之新的历史主体独特的解放价值⑨，则路遥延续《讲话》传统的根本用心及其意义遂得以显豁。因是之故，即便在完成进城这一重要的命运转变，且可以知识分子身份重建自我的文学观念之际，路遥仍然反复强调写作作为“劳动”之一种，与普通劳动者基本境遇血肉相关的具体性和经世功能，无疑表明其对《讲话》所包含的人民伦理及其意义的价值坚守。是为“精英”与“大众”两种立场的根本分野⑩，亦是路遥不同于1980

年代潮流化写作的重点所在。其对柳青传统及其所依托之思想的历史性延续，要义亦在此处。

经由对1950 年代国家创业与个人（集体）创业的总体性描绘，《创业史》成为彼时新的历史主体创造新的世界的伟大历史进程的重要表征。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意义无疑包含着《讲话》所开启的重要历史问题。《讲话》之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创造与影响”，乃是“促成了人民文化权力的产生”，是为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要义之一。身处底层的普通劳动者“首次获得了主体性，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力量，与现代历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是故，“以崭新意义上的‘人民’为核心，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拒绝并颠覆了几千年中国既有的传统权力谱系”以及“来自西方的现代权力谱系”11 。其之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巨大影响力自不待言。然身处1980 年代变化了的历史氛围之中，“‘人民性’是否可以延续”这一《讲话》留给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性难题，成为路遥文学无法绕开的重要论题。作为1950-1970 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心”，农村和农民无疑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徐改霞在城与乡之间并不算艰难的选择与1950 年代的总体性氛围密不可分。乡村在彼时无疑可以容纳一代青年人对未来的希望愿景，他们可以如梁生宝一般体会到作为历史主体的重要价值。他们的个人命运同样是高度历史性的。但1980 年代以降，社会核心主题由“革命”转向“建设”，农村原有的优势渐次消失。城乡问题也随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相较于《创业史》中新的乡村秩序的稳定结构，高加林所面对的高家村已发生极具历史意味的重要变化。高加林需以“离乡”（进城）的方式完成对高明楼所代表的乡村新秩序

的超越。其处境如论者所言，“在去除了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虚幻性之后，‘十七年’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也开始蜕变出新的历史面貌”。12 “农村”作为“新世界”的想象与实践的象征意义随着历史新问题的产生而被逐渐“祛魅”。依托此种想象获致历史主体性的普通劳动者随之需要面临新的现实问题，并需要重新调整自我与世界的想象性关系的基本模式。

如论者所言，高加林乃是“正在探索社会主义新人的道路”的典型形象。《人生》亦应被读作“在建设‘四化’的新时期，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为青年人探讨‘人生’道路的作品”13 。其与“潘晓讨论”所引发的关于理想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讨论如出一辙，共同表征着转型之际两种世界“规划”之间的观念纷争。由此可知路遥对一代青年人命运选择的探索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意义14 。如果说《父子俩》《不会做诗的人》以及《在新生活面前》尚有两个时代“过渡”阶段的探索特征，《人生》及此后的《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你怎么也想不到》则同属探索“新人”在新的语境下的精神和现实难题。此种难题已非既往的思想和理

论话语所能解决，须得依赖新语境所敞开的结构性力量，个体方能获致自我的圆满。而在1980 年代的语境中，孙少平、孙少安们已无可能如梁生宝、高增福们一般，迅速从历史的宏大进程中找到自我作为历史主体的价值。他们已由“劳动者”沦为“劳动力”15 ，需要承担新的历史难题。当此之际，“社会主义实践力图压抑的各种社会要素”重新“破茧而出”并成为“新秩序的基础”，“仿佛从未经历革命时代的冲击与改造一般”16 。历史的反复与议题的转换使得孙少平们重归“底层”，必须面对新一轮的几乎更为艰难的人生选择。

对历史与现实有着极为深刻的洞察的路遥充分意识到，个人无法自外于时代而获致想象中的成功。他们必须依赖时代可能存在的成就性的力量。“城乡交叉地带”的独特发现因具有表征1980 年代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总体性面貌的重要价值。作为一时期社会的核心结构，“城”与“乡”内涵着指称“中国”，乃至于标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论效力。 如柳青以蛤蟆滩—中国—世界的视域展开对1950 年代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性观照，路遥亦尝试在总体的世界格局中深度观察1980 年代中国的历史性变迁及其意义。其文学世界所展开之问题论域，无疑深度切近1949 年以降中国社会的核心。如论者所言，“城乡二元结构”乃是“新中国60 年取得成就的最基本的基础”。其意义并不仅止于前30 年，“在改革开放后的30 年”以及“将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发挥过并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模式”的实践，甚至“中华文明的复兴”，无不与此种结构密不可分。是为“中国模式”之“核心”18 。稳定的农村既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亦成为“进城失败”的农民的生活“退路”。因是之故，新农村建设便包含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建设低消费、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包含着维系城乡结构模式良性运转的重要意义。此亦为“中国道路”的内在要求19 。1980 年代批评界对《人生》“回归土地”的责难因之涉及更为重要的问题。基于对其时社会历史环境的深刻洞察，路遥并未为高加林“安排”一个理想的结局。《人生》第40 二章以“并非结局”为副标题，无疑表明高加林命运朝向未来的未定的开放性。作为高加林的生活选择在1980 年代中后期的延伸，《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扎根农村经由个人创业应和大时代的主题的方式，以及孙少平始于揽工历经艰难终于成为煤矿工人的个人选择包含着同样的意义。而在路遥的观念中，人物与土地难以断然决裂并非仅涉及到如何面对土地的问题，而是关涉到“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大众的问题”。即便彻底改变中国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和陈旧习俗，并最终“填平城乡之间的沟壑”为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伟大目标”，但置身城乡转型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对土地的情感及其所蕴含之重要意义并非“进步”与“落后”的单向度的判断所能简单概括。将城乡问题转换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路遥的目的仍在历史具体性中总体性地思考中国问题。自整全视域观之，“农村的问题也就是城市的问题，是我们共有的问题”20。农村的“落后”与城市的“进步”之间的张力及其间底层在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命运的起废沉浮，恰为路遥文学着力点和用心处，亦是其与柳青传统及《讲话》以降之思想流脉的内在关联的根源。进而言之，其对人民伦理的价值坚守，就其根本而言，乃是基于对关注“社会最低需要”这一社会主义原则的根本认同的自然选择。21

作为系统“回应”《平凡的世界》出版之后所面临的种种不同意见的重要文本，《早晨从中午开始》追叙了路遥对《平凡的世界》的“理想读者”的自我设定。依路遥之见，《平凡的世界》的“理想读者”显然与“现代派”作品的“理想读者”存在着“差异”。“路遥的‘读者’和先锋文学的‘读者’不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读者想象’，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想象’的背后隐藏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运行机制。”22 此种差异因之并不仅止于数量的多寡，而是关涉到“精英”与“大众”、“人的文学”与“人民文艺”的内在分野。此种分野，某种意义上表现在写作题材和叙述重心的差别。路遥的读者想象及其对“反潮流”的自我设定，无疑包含着对人民伦理的价值坚守。如万斯洛夫援引的别林斯基的说法所示：“如果对生活的描绘是忠实的，那么，这种描绘也就包含着人民性。”而“人民的生活提供给诗人以内容”，这内容的深度、价值、范围与意义“不是直接依赖诗人和他的才能，而是依赖于他的人民的生活的历史意义。”23 路遥对农民命运的深度关切，其以城乡交叉地带重新标识出农民身处的历史境遇及其现实难题的种种努力，在1980 年代精英文化“主导”文坛的语境中，无疑

有着极具历史症候性的重要意义。此亦为深度理解路遥的文学观念及其在1980 年代写作的选择时无法绕开的重要前提。

依照罗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关于“张承志难题”的一封通信》的逻辑，较之起笔于“新时期”的张承志，路遥更为符合竹内好“现役文学家”的提法。无论与“‘20 世纪六十年代’的深刻联系”，还是在后来的创作中“鲜明执着地保持着这种联系”，进而从“这种联系中不断获得进入新的思想与艺术领域的力量和能力”，还是作品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动荡、曲折与前行”以及其从历史本身的能量中吸取“将‘历史’‘形式化’的动力”24 ，均属路遥作品意义和价值所在。作为改革年代的重要文本，《平凡的世界》聚集了总体性的历史在1975-1985 十年间自我革新、不断“试错”和内在调适的能量。其要义还在于，从“20世纪六十年代”思想资源中汲取回应1980年代现实的可能，或者，1980 年代原本即属1960 年代的“延续”。本乎此，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选择，便包含着远较“技巧”更为复杂的思想和审美意涵。他感念于批评家蔡葵对《平凡的世界》“大胆的褒词”以及对其努力基于了解之同情的“肯定”，也同时意识到彼时批评界对该书“冷淡”的深层原因，与“现实主义”的评价问题密切相关。即便如此，路遥仍无顺应潮流改弦更张的欲念。如李星所论，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几乎是路遥“无法回避的选择”。此种选择自然包含着路遥对文学及其价值不同于1980年代潮流化观念的独特理解。此种理解无疑扎根于《讲话》所开启之历史的希望愿景之中，并与人民伦理有着内在的根本性的关联，非此，便不能理解路遥在现代主义观念形塑了文学评价标准的1980 年代坚守现实主义的根本原因。

循此思路，则路遥在为《平凡的世界》做写作的准备过程中对现实主义的选择的根本思想脉络便不难辨明。即如苏契科夫所论，“围绕现实主义而进行的争论极其鲜明地揭示出争论双方立场和审美观的分歧”，就其根本而言，关涉到如何理解文学及其与时代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与不同的意识形态及其所开显之世界想象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歧，乃是在“理解艺术的社会使命”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25 。是故，苏契科夫并不赞同弱化甚或消解现实主义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而将其扩展到“无边”的程度的理论构想。路遥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若干辨析，理路虽略有不同，但根本观念则内里相通。秉有一种更为宏阔的文学观念的路遥，并不在非此即彼式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思考“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他反对将二者简单对立的思路，认为无需因学习新的表现手法而忽略现实主义的价值，何况即便“现代派所表现的生活也应该是现实的”。而无论以何种方式表达，最根本也最紧要的仍然是“对生活认识的深度”26 。因为，“如何认识我们这个时代，并能对这个时代作比较准确、深刻、广泛的反映和概括”，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此亦为现实主义内在规定性的要义之一。

要言之，“生活和题材”决定了一部作品所应采用的“表现手法”27 。而“把现实主义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乃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客观要求。进而言之，捍卫现实主义这一文艺流派的若干重要原则，并非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个人气质及艺术好恶使然，而是“这些原则渗透着公开地和真诚地为劳动人民的解放服务的愿望”28 。延续《讲话》以降，中经柳青实践的现实主义传统，属强调文学的经世功能，不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把“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作为写作目的的路遥的必然选择。更何况，如其精神导师柳青所论，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要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作品既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29 。1980 年代社会文化阶段性主题固然重要，但也需要放宽历史的视界，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中历史性地观照文学及理论主题之价值和意义。是为路遥为现实主义“申辩”的要义所在。在根本性的历史范畴连续性的意义上，路遥所论之“深沉的历史观”密切关联着“正确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30 。文学既非吟风弄月式的个人感怀的自然表达，也便秉有着与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血肉相关的具体性。作家的劳动也自然和“全体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并获致其意义。《平凡的世界》基于人民伦理的崇高风格，无疑与此密切相关。依路遥之见，作家的全部工作都应该“使人和事物变得更美好”，从而“让生活的车轮轰隆隆地前进”。也因此，其道德理想主义便包含着从总体的、肯定性意义上回应时代的精神疑难的现实功能。路遥抵御来自1980 年代文学形势重重压力的基础，便是其文学观念内在的人民性及其与复杂广阔的生活世界的根本关联。自《讲话》以降之总体视域观之，《平凡的世界》作为1980 年代现实主义典型文本的“反潮流”意义，表征的是对更为宏阔的思想和审美传统具有历史意味的“潮流化”表达。要言之，对柳青传统的赓续、内在的人民性以及对有倾向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坚守，均关涉到《讲话》所开启之历史的问题论域。作为“弱者的武器”以及“人民文艺”的重要思想资源，《讲话》所包含的历史构想的现实效力并未衰微，而是有着向未来敞开的丰富意义。路遥的文学观念及作品的诸多品质的意义，亦需在1942 年《讲话》以降更具历史性的思想和审美传统中得到解释。

1988 年12 月31 日， 也就是《平凡的世界》创作完成的半年后，在写给批评家蔡葵的信中，路遥再度表达了他对彼时文学界的“不满”，这种不满中自然也包含着些许无奈。但他仍然“初心”不改，始终拒绝写作的“潮流化”：“我们和缺乏现代主义一样缺乏（真正的）现实主义”，而《平凡的世界》正是在“这种文学历史的背景下努力的，因此仍然带有摸索前行的性质”。而“反击”文学界观念及视域偏狭的最好方式，便是用“作品来‘反潮流’”31 。时至今日，路遥关于彼时文学界观念偏狭的洞见及其意义已渐次显豁。而与三十年间文学潮流此起彼伏且大多各领风骚三五年不同的是，《平凡的世界》作为现实主义经典文本始终常销不衰。此一现象形成之根本原因并非自明，亦不能以读者的阅读偏好为由规避其所涉及之重要问题。虽然批评观念有限度的变革仍不能更为深入地阐发《平凡的世界》的全部意义，但该作作为改革年代重要作品的意义却日渐凸显。文学史观念的“反复”亦从另一侧面说明路遥关于文学评价的历史视域（来自后世的超短时段狭窄视域的历史性评判）的重要性的“前瞻”价值。话题最后或许还要回到路遥的精神导师柳青晚年对于社会及文学观念的如下判断，“下一个时代，你们会右，也许会右得不能再右了，走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再寻找正确的路”。32关于“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及其所依托之思想和审美传统的历史性“再思”，或许也需要在这样的长时段的历史视域中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33 路遥的文学观及其之于社会主义文学在1980 年代的延续的重要意义，亦会因之得到更为准确深入的阐释。34

注释：

①参见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文明•国家•大学》（增订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18 年版。

②周昌义：《记得当年毁路遥》，《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 年第6 期。

③对此问题的进一步申论，可参见拙文《路遥文学的“常”与“变”——从“《山花》时期”而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2 期。

④转引自谢保杰《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232 页。

⑤⑥详情可参见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十月•长篇小说》2012 年第4 期。

⑦20 26 29 30 31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年版，第62、60-63、123、

91、109、602 页。

⑧对丁玲个人思想的“转变”及其意义，何吉贤有极为深入的分析。参见何吉贤《“流动”的主体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1940—1950年代转变之际的丁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4 期。柳青1940 年代至1950年代的“转变”，核心义理亦与此同。

⑨参见钱理群《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与实践》，《钱理群讲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⑩对此问题更为深入的论述，可参见张均《“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分歧、陷阱与重建》，《文艺争鸣》2015 年第2 期。

11卢燕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人民文化权力的兴起》，刘卓编《“延安文艺”研究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 年版，第261-262 页。

12徐刚：《“十七年文学”脉络中的路遥小说创作》，程光炜，杨庆祥编《重读路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34 页。

13阎纲：《阎纲致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年版，第594页。14阎纲在革命现实主义的连续性意义上，肯定《人生》的价值，并进一步认为“革命现实主义生命长青，现在还不到革革命现实主义的命的时候。”革命现实主义与时俱进的自然调适，《人生》无疑可作参照。阎纲：《阎纲致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年版，第595 页。

15黄平对此种转变及其历史意义有极为精到的分析，参见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 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 年第3 期。

16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 世纪的终结与90 年代•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版，第2 页。

17参见杨晓帆《路遥论》第四章“城乡之辩、中西之辩与1980 年代的现实主义危机”，作家出版社2018 年版。

18贺雪峰：《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与基础》，《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2 页。

19参见贺雪峰《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山东人

民出版社2007 年版。

21参见甘阳《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关于中国的软实力》，《文明•国家•大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版，第23 页。

22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 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重

读路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52 页。

23转引自万斯洛夫《艺术的人民性》，刘颂燕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 年版，第6 页。

24罗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关于“张承志难题”的一封通信》，《文艺争鸣》2016 年第9 期。

25[苏] 苏契科夫：《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246 页。

27董墨：《灿烂而短促的闪耀——痛悼路遥》，《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5 页。

28[苏] 乔•米•弗里德连杰尔：《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郭值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192 页。

32转引自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470 页。

33参见罗岗《“人民文艺”的历史构成和现实境遇》，《文学评论》2018 年第4 期。

34秉有此种文学观念的写作者代不乏人，且有重要文本的不断创生。可参见拙文《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陈彦兼及现实主义赓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10 期。

[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