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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长篇小说《北上》中，徐则臣重写了“到世界去”的小说主题，并以叙事的方式精心演绎作为历史遗存的运河文化。小说延续了《耶路撒冷》对叙事形式的探索，以“藕断丝连”的“整体感”呈现不同时空的“运河与人”，从而有效沟通了古与今、中与外。小说通过讲述时间与河流的秘密，呈现“运河上的中国”，进而也呈现“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

关键词：徐则臣 长篇小说《北上》 大运河 世界

1981年生于湖北，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有评论集《虚构的仪式》等。

坦率来说，《北上》之于徐则臣，更像是一篇自我设定的命题作文。

据说长久以来，徐则臣梦想着写作一部关于运河的大书。不仅写它的历史，也写它的当下。这也难怪，伟大小说的诱惑，是任何作者也无法抵御的。于是经过多年的等待，当《北上》被郑重地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一点也没有诧异。在此，小说的主人公——那条奔腾的运河——被突出地标识出来，并被赋予生气。而围绕这条大河，作者选取的时间节点也极为巧妙：从漕运废止的1901 年，到申遗成功的2014 年。小说如此这般，便轻易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叙述与百年现代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就小说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建构固然显而易见，但小说并没有简单导向一种应制之作。相反，借助“非遗”的“加持”，徐则臣成功地将“运河”汇聚到故乡与北京的两种写作脉络之中。如此看来，这既是关于故乡的小说，又是一则别开生面的北京故事。然而无论如何，通过讲述时间与河流的秘密，经由“运河上的中国”，最终导向的是“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

一 重写“到世界去”

我们知道，从《午夜之门》（2008）到《夜火车》（2009），再到《耶路撒冷》（2014），徐则臣的小说有一个念兹在兹的重要主题，那便是“到世界去”。这位曾经的河边少年，对“到世界去”充满了探究的欲望。关于“到世界去”，徐则臣曾这样解释，“眼睛盯着故乡，人却越走越远。在这渐行渐远的一路上，腿脚不停，大脑和心思也不停，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变迁构成了完整的‘到世界去’”。①某种意义上，要想获得这种“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变迁”，就必须出走，从旧有的世界跨出去，执着探寻一种新的生活。

为了完整阐述这种“到世界去”的意念，在一篇谈及火车与出走的文章中，徐则臣曾这样谈到，“多少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和一列列火车斗争。登上一列火车，继续寻找另外一列火车；被一趟车拒绝，又被另一趟车接纳。周而复始，永无尽时。对我来说，火车不仅代表着远方和世界，也代表了一种放旷和自由的状态与精神，它还代表了一种无限可能性，是对既有生活的反动与颠覆——唯其解构，才能建构，或者说，解构本身就意味着建构。出走与火车，在我是一对相辅相成的隐喻”。②在此，火车只是出发和抵达的工具，而内在的诉求则近似于鲁迅所说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尽管到了《耶路撒冷》，徐则臣才陡然发现，“回故乡之路”同样也是“到世界去”的一部分，甚至是更高层面的“到世界去”，但远方的自由与放旷，始终令人牵肠挂肚。而在这部《北上》中，徐则臣再次延续了这一小说主题，只不过这一次，运河与航船取代了火车的位置。

在《北上》中，运河成了沟通自我与世界的重要媒介。正如小说所言的，“运河不只是条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地跑；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它是你认识世界的排头兵，它代表你、代替你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上。它甚至就意味着你的一辈子”。③小说中，1901 年的运河与航船上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过往，又各自奔向未定的前程。他们共同遭逢晚清的乱局：八国联军和义和团。但毕竟在他们的面前，世界正轰轰烈烈地向外扩展和蔓延。

小说之中，几乎所有人都在持久地渴望一种开阔的新生活，为此怀抱着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来自意大利维罗纳的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了中国。这位意大利人崇敬他的前辈马可•波罗，并对中国和运河有着特殊的情感，故而自名“小波罗”。“小波罗”“人不坏”，只是“有点没正形”，他“文化考察”的排场足够铺张，在他周围，船家、翻译、挑夫、厨师、向导和保镖，各色人等忙作一团。尽管他“从南到北顺水走一遍”，寻找弟弟的愿望至死也没有达成，但终究获得了某种欣快的自由，这不仅只是遥远的东方世界所带来的新奇，从未见过的运河与人群，而是对旧的生活世界的否定，获得一种将他从过去的生活连根拔起的力量。

“小波罗”的翻译谢平遥亦是如此。作为那个时代愤怒而又彷徨的青年，谢平遥时常感到有一种“悲凉的沦陷感”，“仿佛内心里长满了齐腰高的荒草，他觉得自己正一寸寸沦陷在丧失了切肤之痛的抽象生活里”。④所以，他想“干点实事”，为此他从翻译馆“逃离”到漕运总督府，又从漕运总督府来到“小波罗”的船上。为了准确描绘谢平遥的心态，小说多次提到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谢平遥非常喜欢这首诗，这或许正好切合了他的心境，“悲凉黯淡又夹杂了挫败之伤痛的中年心境”⑤。尽管生活中有如此多的艰难和痛楚，但正是河道和野地，让谢平遥获得了多年来从未得到过的如此开阔的放松。

当然，“到世界去”并不总是意味着逃离与拯救，有时候，世界的狰狞同样让人心惊。在1901 年的运河故事中，马费德和他的妻子秦如玉就没有那么幸运。作为马可•波罗的崇拜者，马费德逃离了旧世界，兴冲冲地来到东方，却在这里被世界无情驱逐，求告无门而不得不在世界的边缘困守一隅。也就是说，因为时局和生计，他们被排除在了世界之外。然而正是在这里，上演了世界边缘最令人感念的爱情故事，这也是大历史中最令人揪心的个人命运。他们从战场逃亡，从义和团的追捕中逃亡，走投无路之际，毅然决定从世俗生活中逃逸出去，在世界的边缘隐姓埋名。这种绝境中的幸存，也终究让他们收获了生活的洒脱与安宁。这便就像小说所言的，“很多年里我们躲过了无数次战争。我们缩在家里，看着战争穿过运河，从蛮子营的村口走，从我们家门口经过”。⑥

二 作为历史遗存的运河文化

以“小波罗”和谢平遥为首，《北上》中的那群人在奔腾的河流上相遇，他们虽各怀心事，却也坦荡无邪。他们相扶相守，同舟共济，终于将最初的偶然固定为一种“命运”，而在他们身后，一种全新的时间性也就此铺展。

关于这种时间性，徐则臣早有交代。在《北上》的扉页中，他引用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名言：“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在伯格森那里，时间是绵延的洪流，总会为我们的今天带来些许回响。而在《北上》中，这种“时间的回响”，则主要体现在小说中时时出现的作为历史遗存的运河文化之上。

在谈及《北上》的创作时，徐则臣曾庆幸自己找到了“文化”这把钥匙来“唤醒”运河。在徐则臣看来，正是文化的厚重，让他在一己的天马行空的虚构中，将文化建设者们要求的步步为营落到实处。就整个小说而言，徐则臣巧妙运用了“文化”这把钥匙，最大限度地榨取“运河文化”的方方面面。小说里，几乎所有人都在操持着各种文化活动，或是为河流做一些文化记录的工作，或是搜寻关于河流的文化遗迹，以至于无处不在的文化建构令人目不暇接。好在运河所包含的文化是最容易让人肃然起敬的因素，而对文化的敬畏便是对运河本身的敬畏。

《北上》瞩目于作为历史遗存的大运河，关注的正是作为一条河的历史，以及千百年来这条河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塑造。《北上》里的人物大多以河为生，比如谢家从先祖谢平遥开始便将个人命运与河流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此后，“几代人或为事业，或为志趣，或为生计，谢家的经历竟一直不曾远离运河左右”。⑦甚至谢仰止唱的淮海戏《长河》，都表现出文化的多种形式；更别说拍摄《大河谭》的谢望和了，后者执着以纪录片的方式更为直观地呈现大运河的文化形态。而在邵常来的后人那里，馈赠于“小波罗”的意大利罗盘成为家族的传世之宝。因而在小说“2012，鸬鹚与罗盘”的故事中，“罗盘”的传承、变卖与复得，便有了更为丰富的意涵。它一方面是要讲述朴素的人间伦理，如小说所言，“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想法，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这个世界在变，年轻人就应该按年轻人的想法去活，去干……年轻人的事让他们自己决定”。⑧但另一方面，故事的发展也不出所料地导向了对自我心灵羁绊的执着坚守，即对于邵家而言的，去重拾一个世代船家的信仰世界。后一点无疑显得极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邵秉义父子执意要赎回罗盘，而周海阔也甘愿出让的重要原因。

当然，小说最有意思的当属周海阔的“小博物馆客栈”。这家客栈属于集博物馆和客栈于一身的创意文化产业，它专门收集运河沿线散落的老物件，挖掘运河沿线丢失的历史细节。“这些老物件曾经深度参与了当地的历史发展、日常生活和精神建构，在它们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之前，‘小博物馆’尽力将其留下，为本地存一份细节鲜活的简史”。⑨作为历史的遗存，这里还有费德尔•迪马克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老秦家的杨柳青年画和《龙王行雨图》雕版；孙宴临用来呈现“一条千年长河的历史感、沧桑感和命运感”⑩的那些照片；以及考古学家胡念之勾连起的沉船、信件和陌生河道的悬疑……

这种文化的诸种形式，突出地强调了大运河所呈现的历史遗存。这也充分表明小说的叙述依凭所在，而背后潜藏的理念则在于：运河文化带应该是一段高度浓缩的、与运河相关的本地史志与生活志。正是在这样一个“运河与人”的文化格局中，京杭大运河之于整个中国的重要影响和现实意义，才能如此深切而精准地突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以认真审视作为历史遗存的运河，领会“运河与人”的深切联系，“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11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看，这里的文化也是被刻意突显和强调的。比如，小说稍具讽刺意味的，就是那位上岸失败的邵星池。这位船家的后代，想必早已厌倦了古老的生活，想摆脱家族束缚谋求更大发展。为此他孤注一郑，甚至变卖了传家之宝，然而时运不济，创业失败的他不得不重操旧业，重新投入到已成夕阳产业的船运行业。小说在此，叙述者只求让人见证家族背叛者的幡然悔悟，却并没有在周海阔“慢就是快”的人生哲学中提炼太多的产业启示。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模糊地看到叙述者给邵星池安置的前景：“在适宜船运的范围内找到最佳货物”12，却并没有如人所期待的，看到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诞生。如此一来，人物的生活选择，其实并没有支撑起新的文化主体性，而是败给了有关历史遗存的文化情怀。

三 “藕断丝连”的“整体感”

在谈到《北上》的创作时，徐则臣曾提及虚构与纪实的关系。在他看来，“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源于虚构，那么只有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秘密”。13如其所言，“我要把所有人的故事都串起来。纪实的是这条大河，虚构的也是这条大河；为什么就不能大撒把来干他一场呢？”14 这种自我暴露的“虚构性”，提醒我们注意《北上》在小说形式方面的探索。确实，从上一部小说《耶路撒冷》到如今的《北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徐则臣对于小说形式的探索，而形式背后的写作野心也昭然若揭。其实一直以来，徐则臣都对传统小说的故事整一性心存怀疑。在他看来，“用显见的、可知的逻辑呈现世界的同时，也是在简化和遮蔽世界与人心的复杂性”，因此，应该有一种新的“故事”，以及新的“对故事的认知”，并将这种认知践行于小说创作。惟其如此，才能“帮助小说家逼近和发现我们习焉不察和依然身处幽暗的那个世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则臣执着地认为，“传统的故事的黄昏也许应该来临”。这不仅仅是要重新回到当初先锋小说家的问题视域，重提讲述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如何讲述这些故事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这个时代的小说是否应该具有“另外一些面孔”，并且让这些面孔“与我们躬逢其盛的时代有出人意料的契合”15。

面对传统故事的黄昏，徐则臣竭力让他的故事呈现“另外一些面孔”，这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呈现。那部《耶路撒冷》便让我们领教了形式探索之于小说叙事的重要意义。小说每个章节都以主要人物“初平阳”“舒袖”“杨杰”等命名，同时又以第六章“景天赐”为中心，前后章节首尾对称，故事也遥相呼应。这些同代人的故事，被彼此独立地拎出来，得到郑重其事的讲述。而与此同时，在小说每个章节的最后，又穿插着总题为“我们这一代”的专栏文章，以主人公初平阳的名义，进一步记录和探讨“70 后”这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于是，这种叙述的叠加效应，便让小说的意义变得清晰可见了。关于这种叙述形式的灵感来源，徐则臣曾坦言，这是受到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的启发。“我以为，和库切、波拉尼奥他们一样，大卫•米切尔在用《幽灵代笔》和《云图》回答同样的问题；长篇小说如何及物、有效地介入和表达时代与时代感，他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16 当然，米切尔的灵感则来自卡尔维诺的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只不过米切尔较之卡尔维诺更为大胆的是，他以大回环的方式，补齐了卡尔维诺那些没有结尾的故事。

看得出来，新作《北上》延续了《耶路撒冷》对于小说叙述形式的探索。就目前小说呈现的样态来看，大卫•米切尔依然是极为重要的借鉴之源。然而如我们所见，小说既不像《幽灵代笔》那样每章独立，也并非《云图》那般用六个故事构建起对称的叙事结构。它显得更加散乱自由，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小说并没有拘泥于独立或者对称，不同的故事安置得错落有致。从小波罗、谢平遥、邵常来，到邵秉义、周海阔，到谢望和、孙宴临，再到马福德和费如玉，浩荡的运河将那些相互独立又藕断丝连的故事片段巧妙连缀到了一起，竟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这种点面结合的方式，恰恰构成了一种破碎的整体感，“仿如亲见，一条大河自钱塘开始汹涌，逆流而动，上行、下行，又上行、下行，如此反复，岁月浩荡，大水汤汤，终于贯穿了一个古老的帝国”。17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上》其实用一条运河将不同时空里的故事串到了一起，奇迹般地沟通了古与今、中与外。如此来看，大运河作为中国的一面镜子，中国地理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它既在传统与现代的意义上，见证了一个古老国度的现代变迁，也在中国与世界的维度中，哺育了一代代独特的中国人。这或许正是《北上》经由“运河上的中国”，通过讲述时间与河流的秘密，展现我们的“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

注释：

①游迎亚、徐则臣：《到世界去——徐则臣访谈录》，《小说评论》2015 年第3 期。

②徐则臣：《出走、火车和到世界去——创作感想》，《南方文学》2018 年第5 期。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 12 13 14 17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第177、12、37、409、188、117、197-198、196、466、212、464、464、464 页。

15徐则臣：《小说的边界和故事的黄昏》，《文艺报》2013 年9 月6 日。

16徐则臣：《与大卫•米切尔对话》，《文艺报》2012 年10 月22 日。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