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谋求真正的发现，长盛不衰的“现实主义”必须包含积极的探索，理想的表述、历史逻辑以及历史预言均是探索的主题。生活的表象层层叠叠，激情、欢乐或者痛苦、愤怒彼此激荡。然而，这时的“现实主义”不再仅仅忙碌地记录经验。作家的目光必须超越经验的拘囿，力图提出深刻的历史展望。对于那些胸怀大志的作家说来，只有巨大的未定空间才能满足他们的艺术雄心。这些作家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意图——他们塑造的文学形象将为未来的理论总结提供重要的依据。

作为一个文学术语，“现实主义”似乎从未遇到冷场。“现实”是一个巨大而坚硬的存在，文学无法也不该视而不见地绕道而行。作家必须勇敢地直面“现实”，这个简单的理由是支持“现实主义”长盛不衰的基本事实。然而，进入众多文学术语共同组成的理论场域，“现实主义”是否存在更为严密的理论涵义？如果浪漫主义或者现代主义声称它们从未放弃直面“现实”，“现实主义”可否提供另一些独一无二的内容？对于许多人说来，这时的“现实主义”多少有些面目模糊、边界不清，如同一把由于过多的使用而磨损的理论钥匙。

另一种辨认“现实主义”的方式并非围绕文学术语展开理论思辨，而是依赖文学阅读经验。例如，文学阅读很快察觉，福楼拜或者巴尔扎克笔下的生活场景或者人物性格存在某种共同的意味，人们倾向于将这种意味视为现实主义的风格标志。窄窄的街道两旁一排倾斜的、污迹斑斑的木板房，一个秃头男人正在超市货架上挑选便宜的婴儿奶粉，教室里趴在座位上的女生装着没看见邻桌的男孩抛来的小纸团，弄堂里一个正在给煤炉引火的妇女指桑骂槐地讽刺那个穿皮夹克骑摩托车的少女，刚刚收摊的小贩神情疲惫地在饭桌上抚平一张张皱巴巴的纸币……这些带有烟火气息的日常景象形成了粘稠的生活洪流缓缓移动，人们可以从中掂量出现实的重量。现实主义不仅栩栩如生地再现这些日常景象，同时还无形地维护某种稳固的基本逻辑：一日三餐、朝九晚五，所有的事情都在按部就班地发生，因果规则稳定地控制着生活的基本节奏和人物内心的起伏。历史可能缓慢地酝酿一场必将来临的风暴，人们可以从各种生活细节提前发现众多的征象。总之，没有匪夷所思的奇迹。没有哪一只猴子拔下一根毫毛吹一口气，一群活蹦乱跳的猴子出现于四周——《西游记》称之为“神魔小说”而非现实主义；没有哪一个美少女踏上一块毛毯，悠然飞向空中，《百年孤独》在“现实主义”之前加上“魔幻”的形容词；当然，也没有哪一个小伙子跌落悬崖，中途被一棵松树托住，然后爬入一个隐蔽的山洞，意外地发现失传已久的武功秘籍，多年之后这个小伙子再度现身，他已然是天下无敌的一代大侠——这种奇幻的情节属于金庸和他的同道热衷的想象方式。

的确，金庸不屑于追求“现实主义”的桂冠，他更愿意纵情挥洒自己的不羁想象。金庸的文学江湖没有那么多限制。那儿的人物可以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为人处世更为恣意潇洒，许多小概率的可能总是令人惊喜地成为幸运的现实。相形之下，那些现实主义作家远为拘谨。他们兢兢业业地再造一个可信的生活环境，所有的性格必须与生活环境协调一致。所谓“可信的生活环境”，通常表明的是一个凡夫俗子可以自如生存的空间。因此，不止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表示，必须知悉小说之中每一个人物的经济收入，否则，他们无法构思这个人物出门要去哪一个饭馆，或者给岳父大人送的是什么礼物。当蔬菜价格、办公室的飞短流长、商务客户的弦外之音或者如何对付周末那一张请柬共同挤入视野的时候，一个人物的性格将逐渐丧失单纯的品格而显现出多面特征。然而，金庸的武侠轻松地甩开这些俗不可耐的烦恼。他们纵横天下，出入客栈酒肆，大块肉、大碗酒，从来不需为经费发愁。他们的躯体隐含了惊人的能量，特殊的经络修炼将这些能量汇聚于掌心，足以开山裂石；他们的内心具有极为充沛的情感库存，各种恩怨情仇数十年持续不已，甚至愈演愈烈。这些人物身怀异秉，干的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侠肝义胆，快意恩仇，华山论剑，独孤求败，没有人愿意提到洗浴更衣、挑水劈柴、头疼脑热这些日常的琐杂。在我看来，武侠小说的首要文类特征，即是剔除日常生活。许多人说，金庸的小说是“成人的童话”，没有必要到“成人的童话”之中迂腐地核对各种生活细节。

“童话”这个概念是否缺乏足够的分量？许多人宁可挑选“历史”一词组织褒扬之辞——金庸拥有丰富而扎实的历史知识。不论是宋金冲突还是满汉对抗，众多武侠频繁穿梭于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金庸的叙述开阖有度，游刃有余。从民间习俗、边陲风貌、江湖帮派到皇家王族的礼仪与人情世故，种种景象纷至沓来，汇成古色古香的逼真气氛。然而，历史表象未必指示历史逻辑，历史知识未必带来历史感。当文学与历史成为两种相互衡量的文化门类时，我愿意深入“历史”概念，进一步对“历史表象”与“历史逻辑”稍作区分和解释。从服饰装扮、风俗礼仪到官吏制度、武器配备，丰富而扎实的历史知识指导金庸准确地描述一系列历史表象。然而，历史表象的静态堆积无法显示古往今来演变与沧桑。历史运动的解释必须诉诸连缀历史表象持续延展的历史逻辑。换言之，历史逻辑是历史运动依循的方向、轨迹、时机和规律，带有相当程度的必然意味。不论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简单概括还是“凡是合乎理性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合乎理性”的历史哲学，或者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种种观念无不表明了思想家预设的某种历史逻辑。相似的是，许多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满足历史表象的复制，他们的作品时常形象地寄寓了历史逻辑的独特理解。卢卡契在《现实主义辩》之中指出：“每一个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其所经验的材料进行加工（也利用抽象这一手段），是为了揭示客观现实的规律性，为了揭示社会现实的更加深刻的、隐藏的、间接的、不能直接感觉到的联系，因为这些联系不是直接地露在表面，因为这些是相互交错的、不平衡的，它们只是有倾向地发生作用的，所以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在艺术上和世界观上就要进行巨大的、双倍的劳动，即首先对这些联系在思想上加以揭示，在艺术上进行加工，然后并且是不可或缺地把这些抽象出来的联系再在艺术上加以掩盖——把抽象加以扬弃。”不论卢卡契是否低估了文学构思之中的汹涌激情以及形象的独立繁衍，人们至少可以发现，许多现实主义作品的确隐藏了一副洞悉历史逻辑的深邃目光。可是，金庸并没有展示出这种雄心——他的历史知识没有转换为独到的历史判断。那些武侠仅仅在教科书提供的背景框架内部活动，大部分剧情局限于民族与皇权的古老主题。他们仿佛大动干戈，搅得满城风雨，然而，围绕武功秘籍或者华山论剑的情节从未真正撼动历史，改变什么或者增添什么。

对于这种异议，金庸的拥戴者可能嗤之以鼻：所谓的历史逻辑那么重要吗？金庸的作品风靡汉语世界，又有哪一个号称发布了历史信息的现实主义作家可以望其项背？在我看来，这个事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如果“历史”这个主题乏善可陈，那么，金庸的巨大感召力源于什么？悬念、惊险、奇幻，曲折的情节令人欲罢不能，这些仅仅是暂时的原因；真正的感染来自那种血脉贲张的人生：笑傲江湖，壮怀激烈，坦诚无忌的爱或者光明磊落的恨，不必掩饰隐瞒，不必委曲求全。与郭靖、洪七公、萧峰这种人为伍，叱咤风云，悲天悯人，哪怕遭到九阴白骨爪或者蛤蟆功的荼毒也比一辈子混迹于世俗的家长里短有趣。总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举杯邀明月，得意须尽欢，对于日复一日匍匐于风尘之中的庸常之辈，这种人生理想令人神往。的确，“理想”这个久违的词语出现了，这是比拘谨的历史记载多出来的那一部分内容。历史只能以纪实的形式在地面爬行，文学可以追随飞翔的理想自由虚构。日常用语之中，“虚构”包含了杜撰、臆造、谣言乃至信口雌黄、制造骗局之意。无论是联合国大会发言还是同仁之间的彼此商讨，断言对方虚构通常意味了谴责。然而，文学享有虚构特权。现代社会仿佛设置了一个必要的道德缺口，文学的“不实之词”堂而皇之地获得了合法性，甚至倍受赞誉。尽管作家和读者共同承认文本之中的事件从未发生，他们仍然倾情投入，悲喜交加。金庸在虚构的武侠江湖寄存了至情至性的理想，强烈的光晕甚至让那些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黯然失色。

从陶渊明简短的《桃花源记》到托马斯·莫尔洋洋洒洒的《乌托邦》，人类时常借助文学虚构表述社会理想。作家通常想象一个与世隔绝的特殊空间：令人向往的社会制度、财富分配方式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完美的教育体系，拔地而起的海市蜃楼往往将卑微的现实反衬得庸俗不堪。然而，由于理想的社会模型不得不依赖众多社会条件的配置，更多的作家乐于虚构某种理想的人生：万贯家财，绝世武功，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娇妻美妾，白马王子，功成名就，儿孙满堂，隐逸田园，吟风弄月……另一些时候，种种依附于个人境遇的理想被称之为“欲望”。社会理想具有普遍意义，“欲望”更多个人化的内容。

对于文学想象说来，按照“欲望”提供的原型构造若干心旷神怡的情节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金庸的答卷赢得了交口称赞。许多作家擅长叙述曲折而紧张的情节：一代武林宗师暴毙。武林秘籍重现江湖。茶楼的角落一个瘦瘦的中年人正在品茶，双目精光四射。街道的拐角，一高一矮两个戴斗笠的汉子鬼魅般地闪出来……好了，故事已经开始，情节内部的巨大惯性带动作家轻盈地御风而行，甚至把他们拖得跌跌撞撞。事实上，作家需要提防的往往是事情的另一面：不要过分纵容虚构的夸张与神奇，以至于不慎滑入可笑的荒谬，例如“抗日神剧”之中的“手撕鬼子”，或者将手榴弹抛到空中炸毁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可笑的荒谬通常来自这种状况：夸张与神奇完全丧失了历史逻辑的支持，以至于找不到任何现实接口。

事实上，现实主义从不反对显现理想，只不过这些理想必须接受历史逻辑的审核。“希望”与“欲望”的区别恰恰是，前者与历史逻辑存在重要的联系，后者仅仅是幻想构成的廉价安慰剂。如果理想即是历史逻辑展示的未来图景，现实主义文学将会成为历史的预言。的确，卢卡契就是如此形容他心目中的现实主义：“伟大的现实主义所描写的不是一种直接可见的事物，而是在客观上更加重要的持续的现实倾向，即人物与现实的各种关系，丰富的多样性中那些持久的东西。除此之外，它还认识和刻画一种在刻画时仍处于萌芽状态、其所有主观和客观特点在社会和人物方面还未能展开的发展倾向。掌握和刻画这样一些潜在的潮流，乃是真正的先锋们在文学方面所要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

也许，现今已经没有那么多人关注卢卡契，这个理论家似乎有些过时。然而，卢卡契对于现代主义的厌恶可以视为一种狭隘，卢卡契对于现实主义的要求毋宁是真知灼见。尽管人们可能指出，卢卡契的相当一部分理念并未兑现，历史远远脱离了他的预想，但是，这个事实并不是证明卢卡契现实主义观点的失败，而是揭示现实主义文学的难度。如果卢卡契充当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理论思辨无法成功地兑现为文学实践。也许，我还可以引用《乌托邦之概念》一书序言之中的一句话作为这个事实的一个后续补充：“乌托邦思想，在想象、希望和致力于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样的意义上，是人类的抱负和政治文化中永远存在的基本要素。”当然，人们不仅可以看到成功的、不那么成功的乃至失败的努力，同时还可以看到不同的工作方式。对于现实主义作家说来，他们的工作方式是潜入现实谋求真正的发现。

谋求真正的发现，长盛不衰的“现实主义”必须包含积极的探索，理想的表述、历史逻辑以及历史预言均是探索的主题。现今，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察觉中国大地的灼热温度，最新的一页历史充满了喧哗与骚动。无数迥然相异的人生故事不断涌入视野，前所未有的经验纷至沓来，“沙尘暴”一般的海量信息突如其来地淹没了作家。还有多少人踞守在寂静的象牙塔之中？事实上，现实主义口号又一次获得广泛的回应。许多作家的突出感受是，社会现实造就的素材前所未有地丰富。生活的表象层层叠叠，激情、欢乐或者痛苦、愤怒彼此激荡。然而，这时的“现实主义”不再仅仅忙碌地记录经验。作家的目光必须超越经验的拘囿，力图提出深刻的历史展望。当然，许多现成的公式已经纷纷失效，当代作家不得不与现实短兵相接。或许，这种状态同时意味了另一个事实：现实主义文学拥有巨大的未定空间。对于那些胸怀大志的作家说来，只有巨大的未定空间才能满足他们的艺术雄心。这些作家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意图——他们塑造的文学形象将为未来的理论总结提供重要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