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彭荆风先生是我崇敬如一的军旅作家。他虽是江西人，但长期在云南战斗、工作、生活，长期用他的笔、心、爱为云南写作，为云南各民族培养自己的作家。因此，每当举行重要文学活动有他参加，我都要去拜望一下这位“老乡”。而彭荆风先生也一直“且把他乡当故乡”，同我们这些云南籍少数民族兄弟格外情深意重，从来没有年龄上的、族别上的、地位上的隔阂，心理上的障碍。

我与彭荆风先生初识是在1983年。那年夏天，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就职不久的我，前去故乡作民间文学田野考察。当我刚从永宁纳西族摩梭人居住区考察归来，便有丽江市委宣传部一位同志告知我，说一位叫单超的北京来客在打听我的消息。我忽然想起，离京前本所单超先生曾说过他有可能不久即赴丽江采风。这是因为，他与时任昆明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的彭荆风先生是好朋友，并已接到请他赴滇考察的邀请。那时，单超同志刚从西藏军区转业并调入我所工作。由于纳西族与藏族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关系，从藏区来京的单超先生自然对我有特殊的亲近感。

当时，从北京到云南丽江的交通极其不便，须连坐三天三夜火车加三个整天汽车。所以我听了单超先生的预告，虽嘴里说“欢迎欢迎，我在丽江等您”，但我心里却想：没那么容易！可是，当我从永宁结束田野作业坐三天公交车回到故乡之际，“没那么容易”的丽江之行却被单超先生变成了现实。于是，我急匆匆前去丽江地委招待所拜访单超先生。

见面之后，得知他这次除了与彭荆风先生同来，还多了一位著名作家白桦先生。这令我十分激动，因为我早已得知彭荆风先生出生于1929年11月，从1946年起便开始文学创作，并于1950年初随军进入云南，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拉祜、哈尼、佤、景颇等民族题材的最早创作者。根据他的文本摄制成的电影《芦笙恋歌》《边寨烽火》，早已在国内家喻户晓，他的中篇小说《蛮帅部落的后代》还荣获过1954-1979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三等奖。他与冯牧先生一道，都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培养者，不知有多少优秀作家作品经他之手走向了全国乃至世界文苑。对于这样一位长者、前辈，我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因为我也是云南的少数民族，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是或直接或间接地享受他们的爱心的人，我更心怀感恩，“吃水不忘挖井人”。至于白桦先生，那时刚因一部根据他的文学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太阳与人》闹得全国舆论哗然。而其女主角的表演者乃是我所副所长冷拙的女儿冷梅女士，我还曾去过她家拜访。故而我当时更多的兴趣在于与白桦先生相谈或叫套近乎，而忽略了与彭荆风先生进行深谈。然而，大家就是大家，彭荆风先生深知我的兴趣所在，在笑问我是不是纳西族、去没去过泸沽湖之类的话之后，把大量的机会留给了我与白桦先生对谈。当然，他也充分肯定我从事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意义，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起源于民间口语创作形式及以人民为本的大众审美，认为我可以像大部分云南少数民族作家那样，走一条先收集整理民间文学再从事文学创作的成功道路，做到两不误、两互动、两促进、两成就。

丽江一别之后，白桦、彭荆风、单超三位先生不顾盛夏路滑泥泞，硬是开了三天吉普车前往泸沽湖，并在不久之后让我读到了白桦先生的长篇小说《远方有个女儿国》。读惯了太多渲染摩梭母系文化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所谓“调查报告”、“学术著作”、“学术论文”之后，仿佛是“天外飞来有鹡鸰”，我立即为作品充满情趣、深度的走婚生活所陶醉，也为作者高远的立意、精彩的审美、对摩梭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充分尊重所倾倒。略感遗憾的是，或许是主要专注于军事题材或拉祜、哈尼、佤、景颇等滇西、滇南少数民族文学题材之缘故，当年我并没有及时阅读到彭荆风、单超两位先生有关泸沽湖及摩梭人的文学作品。而且，自此一别，我虽不断从有关报刊得知彭荆风先生的短篇小说《今夜月色好》《红指甲》连连在全国性评奖中获了大奖，但毕竟已经很久没有谋面。这当然主要由于我先在日本留学、在国内攻读博士研究生课程、从事博士后研究，与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渐行渐远。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于21世纪初调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担任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主持领导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5年后又被调入中国文联任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完全投入到分管的服务管理工作之中，几乎与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绝缘，遑论与彭荆风先生有“把酒话诗文”的良机了。

所幸的是，2009年8月，我受中组部派遣到云南省人民政府挂职锻炼，使我离彭荆风先生陡然大近一步。那时，彭荆风先生已从成都军区创作室离休，并居住在他所钟爱的昆明，享受生命的晚霞时光，并继续从事他心爱的文学创作。由于在省政府负责联系文化、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电，以及社科院、社科联、文史馆、科协、文联等部门的工作，到岗位不久我即制定了一个计划——访问100位在昆明的省直相关部门老同志、老专家、老学者，其中，彭荆风先生是我之首选，诚可谓“心几顽而不绝兮”。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在省政府办公厅领导及省文联党组书记郑明同志的陪同下，如约前去拜访久违却在常念中的彭荆风先生。令我惊讶的是，虽然已经80高寿，头发银白，但彭荆风先生依然精神矍铄，满面红光，神智清醒，还清楚地回忆起1983年曾经与我的一面之缘。他说他一直关心我的动态，包括我与冯骥才先生一起从事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的情况。他认为，抢救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功在千秋、利在当代，是对中华文化的最大积累与传承。他还高度评价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期间所主持全国《格萨尔》等史诗翻译整理工作，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职期间所主持的民间文学三套集后期工作及3000卷“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编纂出版工作，说这是真正的文化奠基工作。从事这些工作，肯定牺牲了个人的创作与研究，但成全了更多人的创作与研究，况且党和人民的事业总得有人牺牲，总得有人奉献。临走前，他让女儿彭鸽子女士取出一部刚刚出版的《解放大西南》给我，并在扉页上端端正正地签上自己的名、盖上朱红色的印章，说不久之后还可再送几部他描写解放滇南的文学作品。手捧着沉甸甸的厚礼，我沐浴在彭荆风先生的化雨春风中，内心的激动不可自已，那一片方方正正的朱红，一如彭先生的丹心热血，至今仍在我眼前灿然生辉，更坚信老兵虽老，但其精魂不死、创造永在，彭老一定能写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果然，不久之后我便喜闻这部长篇纪实作品于2010年度喜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并在其后又连连推出一系列小说、散文力作。

2011年末，结束挂职锻炼回到北京的我被转调至中国作家协会，先后任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终于与彭荆风先生殊途同归，归在了文学这个原点上，使我从事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与研究、文学部门管理与服务完全合一，而且让我的口头文学、经籍文学、翻译文学、作家文学工作浑然一体，令我的纳西族文学、各少数民族文学、外国文学、汉文学众江归海。对于这一切，彭荆风先生十分兴奋，叮嘱我更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做好文学服务，同时不要耽误了自己的专业，创作、评论、研究都要做精做深。

在我代表中国作协前去参加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为他的《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颁发云南文化精品作品奖之际，他得知我一直在关心家乡的文化工作，在继出版《文心滇云》《滇云文化建设践行录》之后还一直在组织“滇云文化丛书”后，赞成我关于当前“云南的发展问题主要是文化问题”的观点，认为这才抓到了根本。他对我正在创作《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姐妹篇《太阳升》以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一事，亦出于老军人、老共产党员、老作家对党和国家的特殊敏感，认为“太阳升”这个名字起得好，大政治、大文化、大艺术、大情感这四大亮点抓得准，中国共产党的继续奋斗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壮大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这“四史”定得准，日出东方、风雨洗礼、伟大转折、灿烂辉煌、走进新时代这五场设计得妙，并预祝它能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表演的黄钟大吕。

想不到的是，正当我继续修改《太阳升》剧本，并将它作为13届全国政协提案提交中央宣传部、中央书记处待批之际，却传来了彭荆风先生仙逝的噩耗。在不久之后，当我收到彭鸽子女士寄来的彭荆风先生遗作《太阳升起》时欲哭无泪，只为我们内心的契合而感慨万千：彭老啊，您是我的良师益友，更是云南文学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界最受尊敬的泰斗，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多么渴望您“而今迈步从头越”，引领我们一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书写更多更好的文学篇章！彭老啊彭老，您虽西归了，但云南少数民族的太阳升起来了，云南各民族作家群的太阳升起来了，社会主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太阳升起来了，并将永远不落。我们追忆您，是因为我们将永远感激您，追随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