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深刻认识“时代”之新变与“中国”之恒常之间的辩证关系，要历史地呈现中国的丰富和纵深，还涉及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问题。

“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包括文学文化在内的各项事业发展的崭新历史坐标。对于文学来说，如何认识新时代之“新”的丰富内涵，如何认识“新时代”与“中国故事”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理论课题。

对于文学来说，“新时代”意味着由波澜壮阔的新现实、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千载难逢的新机遇和瞬息万变的新挑战所构成的崭新存在语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代”的中国人，和绝大部分世界人民一道，正面临着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新经验、新局面。但文艺家面对时代又有着自身的特点，正如铁凝同志所说：“作为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我们更愿意去辨认人们的表情、神态、语言与行动，以及隐藏在其下的思想、情感与精神图景。”文艺与伟大时代息息相关、肝胆相照，但文艺认识时代的方式并非由形形色色社会表象和方方面面的经济数据构成。中国文艺家从新时代中国现实中提炼出“中国故事”，是一个披金沥沙、去芜存菁、由表及里、从事相到精神、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深刻认识“时代”之新变与“中国”之恒常之间的辩证关系。刘勰的《文心雕龙》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提出了文学与时俱进的特点，“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认识。我们要看到，文学既存在于“时代”的变量中，也必存在于“民族文化”的常量中。对我们来说，这个常量就是“中国”。不能把握住时代的变量，文学就会在日新月异的新经验面前惊慌失措、孤芳自赏而故步自封，被时代所淘汰；不能把握住民族文化的常量，文学就会在瞬息万变的新事物面前方寸大乱、随波逐流而丧失初心，丢失了来路和根据地。铁凝指出：“有时只有进入到更大的历史尺度中去重新观照，我们才会蓦然意识到，某些根本性的变化已经或正在发生。”当今之世“人与文字的关系、书写与传播的基本形态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其规模与深度也许至今仍是初见端倪”。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新生活、新技术和新矛盾正在打破原有的文学想象：“变化远远溢出了我们过往艺术经验的边界，大量几乎从来没有被命名和表现过的生活和经验，在短时间内涌进我们的视野。它们体量巨大，覆盖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深入到人们意识甚至无意识的精神层面。”任何文学想象都来自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身处这个万物生长的时代，文学在很多方面也需要重新被定义。越来越多的人们，乐于寻找新的文学观念装置，来显影新时代的文学之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在趋时以应新变之余，也要守望来路以寻民族文化之根。对于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来说，“中国”不仅是当下的，也是历史的；不仅是变动不居的，也是具有坚韧根性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时代巨浪召唤定海神针。让我们在时代之巨变中始终成为我们的正是“中国”这一份精神共同体的认同。在《作为价值和方法的文学中国》一文中，我曾谈到“文学中国”的三个层面：作为一种民族国家认同的中国；作为审美风格、文化资源的中国；作为一种方法和价值观的中国，这其实是三位一体的。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不仅在变，也在常；不仅在新创，也在守望。只有不断将新时代中国故事编织进并充实于“中国”浩浩荡荡的精神河流中，才能更有效地“以中国为方法”，在中国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中诠释“新时代”的独特风采。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历史地呈现中国的丰富和纵深。历史地呈现“新时代”，意味着要在文化和时间的连续性表现流变；历史地表现中国，则意味着既要站在“新时代”观照历史，又要引几千年中国文化河流以灌溉“新时代”的精神园地，使“历史”成为照亮新时代的重要精神资源。我们不提供一个西方视野中的景观中国，我们必须提供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综合的中国。我们不但要阐释中国传统的浩荡江河，也要阐释这种传统江河的丰富构成。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精神，不应把传统作为一种僵硬的知识，而应讲透传统背后的幽微，触摸知识背后的人心。在这方面，李敬泽的《小春秋》《青鸟故事集》《咏而归》等写作就提供了书写中国传统独特而有效的路径。而张定浩、黄德海等批评家，近年也深入到中国历史的腹地，去重新阐释中国复杂的文化精神。这种从中国表情到历史化的中国精神的对照和辩证，无疑也是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有益探索。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还涉及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问题。1936年，卢卡契在《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与形式主义而作》一文开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彻底就是从根本上认识事物。而人的根本就是人的本身。”在卢卡契看来，过分沉溺于“描写”的自然主义，被现象的细枝末节一叶障目，以至于在事无巨细的现象罗置中淹没了那些更具根本性的实质。卢卡契认为，左拉的《娜娜》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都描写到赛马，“左拉描写的这场赛马，是他的艺术造诣的光辉例证。凡是在一场赛马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都被精细地、形象地、感性地、生动地描写到了。左拉的描写可以说是现代赛马业的一篇小小的专论”。可是，这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却是“非现实主义”的。因为左拉的“描写”放弃了主体对现象的甄别、判断和立场。换言之，“自然主义”是一种被现象所宰制的叙述。相比之下，“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赛马却是一篇宏伟戏剧的关节”，“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全部关系通过这场赛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场赛马因此决不是什么‘譬喻’，而是一系列真正戏剧性的场景，是整个情节的关键”。卢卡契以下的结论如今依然值得倾听：“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塑造出活生生的事物，如果他完全避免了偶然性。另一方面，他又在创作过程中必须超越粗野的偶然性，必须把偶然性扬弃在必然性之中。”让写作接受现象的支配便意味着写作者没有能力把偶然性安置在通向必然的途中，实质上是一种不可知论或认识力匮乏导致的结果。回到书写新时代中国故事这一议题，无论是时代之新变还是中国之辽阔，都决定了其催生的经验必有驳杂含混及尚未获得充分理性观照的特点。因此，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讲述发生在当下时代、当下中国的故事，而是要在形形色色的中国表情和来来往往的中国经验中由偶然抵达必然，有机地融合偶然与必然，从而提炼、捕捉和定格真正具有内在性的“新时代中国精神”。这既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现实主义的要求。

人们常说“新时代”是一个未来已来的时代，人们曾经在科幻文学中所设想的未来景观正在纷纷变成现实。在《山河故人》这部电影中， 2025年一方面是一个技术使世界全面扁平化的时代；另一方面，却又是人们的心灵交流面临巨大挑战和危机的时代。电影中，逃到澳大利亚的那个中国商人拿着最新的透明超薄平板电脑，却不能摆脱跟儿子无法交流的困境。贾樟柯这里焦虑着的正是在全球化、科技化的背景下“中国性”的丧失导致的交流溃败，电影的未来叙事因此呈现出浓重的文化乡愁。时代一往无前，而“中国”则是中国人必须共同添砖加瓦的家园。有一天，技术新时代把我们带到不知所终的所在，而依然有文化中国、精神中国给予我们精神的漂泊之舟以坚固的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