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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广受赞誉的《祭侄季明文稿》在日本展出，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书法展的范围。

其实就专业领域而言，日本在中国文物的研究和保护方面一直卓有成效。最近，有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的专家表示，“他们（日本人）很细致扎实，每件作品都研究得非常透彻。他们的装裱、保护技术都不比我们差。”

通过网络查阅日本方面的报道也能发现，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这次展出，把颜真卿的地位抬到了新的高度：此次展览被冠之以《书圣之后——颜真卿及其时代书法特展》，特展还有一个副标题“超越王羲之的名笔”。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于颜真卿书法艺术的评价，褒贬不一，特别是在颜真卿生活的唐代，他并未受到后世如此之高的评价，只是在北宋，因为特殊的社会思潮，颜真卿的艺术才逐渐被人们所推崇。

通过颜真卿的“封神”之路，也能看到古代社会思潮的流变。

颜真卿与王羲之一脉相承

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在《书跋》中称：“唐太师鲁公颜真卿书《祭侄季明文稿》，天下第二行书。”自此，王羲之的《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颜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又称《祭侄文稿》）为“天下第二行书”的评断几成公论。

日本此次展览冠之以《书圣之后——颜真卿及其时代书法特展》，为了制造文化热点，曾在中国留学的策展人富田淳为这个特展增加了一个副标题“超越王羲之的名笔”。这次展览不但搜罗了多幅颜真卿真迹，还有多幅唐代及其之前珍稀名帖展出。查阅东京国立博物馆官网可知，此次展出，王羲之名下的名帖有4件，而据信是颜真卿真迹的作品，共有27件，除两件（包括此件《祭侄季明文稿》）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件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其他24件，均来自于日本各公立或私人收藏。

本次展出，还有据信是智永亲笔的《真草千字文》两帖，据信是虞世南亲笔的《孔子庙堂碑》3帖，据信是欧阳询亲笔的作品3幅，据信是褚遂良亲笔的作品5幅。

另外，孙过庭、张旭、怀素、柳公权、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傅山等人的书法作品，也都齐齐出现。可以说，此次书法作品展，称得上是一部小型的中国书法史。

这也能看出日本方面的思路：把目光聚焦唐代书坛，探究颜真卿“取代”王羲之的时代背景，研讨颜真卿书法的巨大成就，分析唐代书法及颜体书法对后世的影响。

颜真卿“超越”王羲之，只是日本的一个学术探讨，事实上，颜真卿一向所学，仍是王羲之。所不同的是，王羲之擅用侧锋，而颜真卿则惯用中锋。

很多人并不知道，颜真卿与王羲之之间，有着明确的师承渊源：颜真卿以王羲之为中心，建立了一条脉络可循的草书传承谱系。

这条传承谱系最早始自汉代，代表人物是杜度、崔瑗，然后传到张芝这里。接着，就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使中国书法之美成为典雅文化的王羲之和王献之。“羲献”两位大师之后，便是王氏家族的若干传人。

如今可以将这条传承谱系作简略的梳理：王羲之把书法精髓传给了自己的后代包括王献之，此后，书写的秘密开始从家族内部向外部世界传递，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他把这个秘密首次传给了家族外部的年轻书家虞世南，虞世南又把秘法传给了自己的外甥和书法家陆彦远，陆彦远则把秘密倾囊传给自己的外甥张旭。

颜真卿不是张旭的外甥，也不是其他亲族。但张旭的好友贺知章与颜真卿的父亲颜惟贞、舅舅殷践猷均属好友，因此，张旭得以把自己的绝学传递给颜真卿。颜真卿直接与自己的师承相勾连，“虞（虞世南）陆（陆彦远）相承，口诀手授”，到乃师张旭，则是“恣性颠逸，超绝古今”。

从张旭、颜真卿开始，书写的秘密，跨越了“亲”的血缘内层，开始向“友”的血缘外层，进行社会传递。从如上的梳理，不难看出，颜真卿与王羲之，其实是血脉相连。后世通常把颜真卿目为“楷书四大家”之一，但颜真卿自己，似乎更愿意把自己称之为草书传人。

当时，人们对于王羲之的书法评价极高。梁武帝这样评价：“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而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崇尚，更是完全排他性的。据说，唐太宗在遗诏中提到，他死后要将《兰亭序》放在脑袋底下，他要永远拥有这件宝物。

在颜真卿自己看来，他的书法是王羲之书法传统的延续，学习与致敬是永远的追求，并不存在“主动的超越”。

颜真卿在唐代声名不显

日本东京此次展出，冠之以“超越王羲之的名笔”，也绝不是故作姿态，制造噱头。在后世，颜真卿的确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今人大多知道楷书大师唐代占有三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有意思的是，如果回到唐代，书法家并不完全认同这个榜单。

有唐一代，欧阳询都名声彰显。

唐代政治家、书评家李嗣真在《书后品》中，为上至李斯，下至初唐的书法家做了一个排行榜，榜单分十个等级，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被评为第四等（上下品），而智永，仅被排为第六等（中中品）。需要指出的是，李嗣真去世的时候，颜真卿还未出生，因此，《书后品》不可能对颜真卿做出分类。

唐初是欧阳询的天下，而中晚唐以后，又是柳公权的天下。

柳公权整整比颜真卿小了69岁，《旧唐书·柳公权传》记载，“当时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意思是说，公卿大臣家倘有长者逝去，如果不请柳公权来写碑铭，就会被人视为“不孝”。而外国人来大唐做生意，会事先留出一笔钱，专门用来购买柳公权的书法作品。而颜真卿的书法成就，终唐一代，鲜有提及。

《旧唐书》在谈到颜真卿时，吝啬地给了三个字：尤工书。

到了《新唐书》，则说颜真卿“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需要注意的是，《新唐书》的作者是欧阳修，而欧阳修是负责把颜真卿“捧上神坛”的主要人物之一，因此，他在《新唐书》中对颜真卿的评价，似乎难以客观公允。

即便是到了宋代，仍然有人对颜真卿评价不高。晚于欧阳修的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载：“江南李后主善书，尝与近臣语书。有言颜鲁公端劲有法者，后主鄙之曰：真卿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扠手并脚田舍汉耳。”将颜真卿的楷书比作种庄稼的老汉，可知评价一般。

而明代的状元杨慎（号升庵）在《墨池琐录》一书中，也慨然写道：“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至五代，李后主始知病之。”

杨慎还透露了米芾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至宋米元章评之曰：颜书笔头如蒸饼大，丑恶可厌。又曰：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品。”而杨慎自己也认同米芾的这一评价，说“米之言虽近风，不为无理。”

争论王羲之行书第一还是颜真卿行书第一，并无意义，时代不同、观赏者不同、对书法之美的理解不同，则对两人的评价，也会截然不同。但颜真卿后来的评价为何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用现在的理论来分析，这涉及一个名词：文化政治。

解释“文化政治”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但举个例子来说明，就很简单。南宋理学家朱熹少年时学书，曾以曹操的书法为楷模，在《题曹操帖》中，他这样写道：“余少时喜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父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余嘿然无以应。”意思是说，朱熹一开始学曹操的字，他的同学刘共父学颜真卿的字，朱熹认为学颜真卿的字不够古雅，但刘共父却说：我之所学是唐代的忠臣，你之所学是汉代的篡贼。

朱熹听了这番话，也只能用一句“流行语”回答：我竟无言以对（“嘿然无以应”）。

颜真卿书法在北宋成为显学

探讨颜真卿的“封神”之路，离不开唐代中期开始的“古文运动”。韩愈继李华、梁肃之后，再度推动“古文运动”，首先对王羲之提出非难，他在《石鼓歌》中，首次打破数百年来朝野上下对王羲之的崇拜，代之以猛烈的批评：“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王羲之俗气的书法炫耀媚人的姿态，书写几张纸尚且可以换到一群白鹅）。”

但谁来取代王羲之？韩愈只破不立，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人选。到了北宋，欧阳修的“朋友圈”开始推崇颜真卿。

北宋初，书坛上形成一股追随名人的风气。当时，韩琦与范仲淹一起推行“庆历新政”，虽然不久即告失败，但在政坛拥有广泛的影响力。黄庭坚说“韩琦好颜书，士子皆学颜”。

颜真卿的书法，一时成为显学。

而韩琦的政治伙伴范仲淹深知韩琦心意，创造性地把柳公权与颜真卿捆绑在一起，提出了一个书学新名词“颜精骨柳”。到了南宋，陆游进一步把这个名词规范成“颜筋柳骨”，从此成为评价楷书优劣的标准，向来在书坛声名不彰的颜真卿一下子与唐代大师柳公权齐名。

欧阳修的门生、文坛领袖苏轼说：“诗至于杜子美（甫），文至于韩退之（愈），书至于颜鲁公（真卿），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经过几代政治家以及文人的推崇，颜真卿到苏轼这里被封了神，变成了与杜甫、韩愈、吴道子齐名的“唐代四杰”，代表了唐代在书艺方面的最高成就，颜真卿的影响力也把欧阳询、柳公权完全甩在了后面。

颜真卿走上神坛，并不是偶然的，这还是与前面提到的“文化政治”有关。在古代，宗室、外戚、贵族、军阀、世家，一直是皇权力量的主要竞争者，到了宋代，儒家知识分子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开始与皇权展开竞争，他们不但要求皇权置于儒家道统即“天理”之下，同时要求皇帝与皇族都要接受儒家知识体系与道德体系的约束，成为与普通知识分子一样的“学者”。

在审美上，儒家知识分子们也理所当然地向皇家提出挑战，对从南朝到唐代直至宋初，皇家奉为金科玉律的“二王”典雅书风，予以污名化，重新制造自己的审美标准。而颜真卿书法的庄重厚朴，与宋初儒家知识分子“尚古”的价值观相匹配，因此，颜真卿的书法风格恰好入了韩琦、范仲淹、欧阳修们的法眼，在书坛新的造神运动中，颜真卿得以横空出世。

当然，这只是颜真卿走上神坛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另一重深刻的背景。颜真卿是唐中期古文运动倡导集团的中坚力量。他的好友圈包括萧颖士、李华等一时名士。萧、李二人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反对浮夸学风、骈俪文风。他们影响了韩愈的叔叔韩云卿和兄长韩会。李华是唐古文运动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人物梁肃的老师，正是他的学生梁肃，擢拔了韩愈、李观、李翱等多位古文运动干将。

而颜真卿自己，也积极践行“倡古”，比如，现存颜真卿的11篇表，除了一篇用骈体外，其余全部使用散体（古文运动提倡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颜真卿写的33篇碑志，也仅有一篇属于骈体，余皆为散体，改变了六朝以来碑志皆用骈体的旧习。

此外，颜真卿的家世，也可上承儒家先贤，孔子有多名颜姓弟子，据说其中之一就是颜真卿的远祖。他的五世祖是北齐著名学者颜之推，著有盛行于世的《颜氏家训》，对于北宋儒家学者构建地方性政治和文化权力，深有启发。因此，韩琦、范仲淹、欧阳修们选择颜真卿，远比选择欧阳询、柳公权更有“政治意义”。

当然，颜真卿独特的人生经历，也是北宋儒家争相标榜的原因。经历了五代之乱，人们已经习惯了国家更替，而不再以“忠义”为尚，五代时期的“奇人”冯道，先后历经五朝之相，成为美谈。

宋代皇帝崇文抑武，而“文”对于政权的维护，表面上显得非常羸弱，难以奏效，因此，宋初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为了维持这样的局面，不得不发挥“文化政治”的作用，他们与皇权既对抗又合作，希望依靠对国家和君主强有力的意志凝聚，来实现武力所不能达到的境界。

因此，欧阳修评价颜真卿书法时，使用了“性格论”的方法，即好人品才有好书品，“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

颜真卿一门忠烈，又以身殉国，其方直书风，便成为忠烈之性的外在表征。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颜真卿的书法，比如《祭侄季明文稿》，还能从艺术的角度来评价吗？

答案是肯定的。元代的张晏在此帖上的题跋说：“以为告（告身）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心手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大意是说，颜真卿的楷书（“告”指其楷书经典之作《自书告身帖》）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草书（《祭侄文稿》是其典范），原因大概是因为草书“心手两忘”。

此为至论。

颜真卿凭借着自己在艺术以及性格上的独特性，在他死后数百年，得到了极大的推崇。这既有艺术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诚如美国学者倪雅梅在《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一书的结尾说：“颜真卿殉难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无可挑剔的正直，使得关于他的一切都变得无比高尚，因此，宋代文人之所以仿效他的书法风格，正是为了从这位英雄般的艺术家那里，借取‘文’与‘忠’的剑和盾牌，为己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