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丽贝卡·韦斯特，英国记者，旅行作家，《泰晤士报》，《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日电讯报》和《新共和国》等作者，也曾为为女权杂志《自由女》写书评，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本森奖章的获得者。

1937年，韦斯特前往南斯拉夫地区旅行，她的目的是透过旅行看历史。正如韦斯特所说，“我知道，正是历史造就了现实，但我想看看它的进程是怎样的。”1941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刊登系列游记后，《黑羊与灰鹰》集结上下两册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首次出版。那时纳粹正大举侵略南斯拉夫，韦斯特于是在书的前言里高度赞扬了斯拉夫人抗击纳粹的勇敢无畏，并且写下这样的句子：“致我那些不幸身亡或沦为奴隶的南斯拉夫朋友们。”

同年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书评，认为这本书“以孜孜不倦的洞察精神，从眼花缭乱的博学知识中汲取营养，忠实记述，激情而富有诗意。它探索了南斯拉夫的多面性，城市、村庄、历史和古老习俗，人民及其灵魂，还有它在我们当今世界的意义。”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人都是透过韦斯特的眼睛去认识巴尔干地区的，包括很多有影响力的政客。在美国版豆瓣Goodreads上，这本书的评分高达4.23（满分五颗星）。2000年，美国出版机构现代图书馆（Modern Library）将《黑羊与灰鹰》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非虚构作品。2007年，Condé Nast Traveler将其列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86本游记之一。

洛杉矶书评更是认为此书的分量相当于T.E.劳伦斯的《智慧七柱》和亚历西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将保罗·索鲁和比尔·布莱森远远甩在身后。

书的名字，灰鹰代表手中的抗争选择（在塞族传说中，先知以利亚化身为拉扎尔肩头的一只灰鹰，指派他抗击奥斯曼军队，可惜惨遭对方血洗），黑羊则代表错误的献祭，结合圣经中亚伯拉罕差点用自己的儿子以撒献祭的故事，黑羊和灰鹰指向着巴尔干悲剧的含义，亦即，怀抱仇恨的人已经准备好了杀害无辜并且用其换取利益，而无辜的人又偏偏急于殉道。韦斯特认为，接受悲剧本身，是斯拉夫生活的基调。

与一般的游记不同，这本游记有三个早先就结识的贯穿全程的“导游”朋友。可以说，她和丈夫是透过当地人的眼睛看世界的。康斯坦丁，一位塞尔维亚作家、诗人兼政府官员，格里戈维奇，一位克罗地亚自由斗士，以及一位年轻的克罗地亚科学家瓦莱塔，同时也是个分裂主义者。韦斯特的这些当地朋友为她的旅行增加了哲学历史的深度，也平添了很多快乐。

在这三个人当中，康斯坦丁曾经师从法国哲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亨利·柏格森，是他们中最健谈的，也是最有诗人气质和最具个性的。整本书中，他滔滔不绝如清澈溪流的演讲，时而激荡，时而深刻。他陪伴他的朋友走过波黑、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等地。他自己的背景也相当复杂，血管里流着犹太人的血，情感上忠诚于南斯拉夫，文化品位是国际化的，同时又有个德国妻子。

经三辉图书/ 中信出版社授权，下文摘录了刚刚问世的《黑羊与灰鹰》中文版一书中，韦斯特和丈夫坐火车刚刚抵达塞尔维亚与康斯坦丁接上头的片段。对于南斯拉夫乡间景致的描述，以及康斯坦丁省略客套的演说，让人仿佛窥见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清早，我们小心翼翼地从车站地板上到处躺着的睡觉的农民中间走过， 离开了萨拉热窝。在西方，我们对农民的了解都不真实。我们被教导说他们几乎都是一些扎根土地的冷漠之人，不喜欢人造之物。这一点完全不真实， 因为那些农民喜欢旅行，比起骑马来更喜欢乘坐火车旅行。在英国中部，火车接驳处总是挤满了人，因为有无数商机促使人们出行，但在这里，火车上全是农民，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离开家园的物质动机。

在萨拉热窝审判案的记录中，囚犯和目击证人的流动性远远大于英国任何一个富裕中产阶级以下的人。自从这个国家开始自治，各种限制就变少了，每趟火车和公共汽车都挤满了欢乐的人，就好像他们要去看足球优胜杯决赛。

离开萨拉热窝的旅程很有意思，舒适可爱，却又难以捉摸。火车启程于城市所在盆地的最底部，就像从碗底沿着碗壁向上盘绕，然后从某个边缘的缺口出来。在缺口处有个很高的车站，在那里可以最后一次俯瞰上百座宣礼塔、 白色房子以及绿色火焰般的白杨树。

从那之后，周围的景色让我想起阿尔卑斯山下满是高山松树的的的瑞士乡间，但时不时还会看到一些矗立着宣礼塔的村庄，之后火车进入一个树木繁茂的长长峡谷，迎来一片壮观的景色。两条河流从一块巨大的岩石两侧呼啸而下，交汇到一起，河水多年的冲击将岩石冲出了一个剃刀形状的前突。

我们有时看风景，有时睡觉，还经常听康斯坦丁说话，他在这次十三个小时的旅途中一直在跟我们或者其他乘客聊天。

我第一次来南斯拉夫的时候，康斯坦丁带我去马其顿做一个关于它的广播节目，当我们到达斯科普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逃跑，因为从贝尔格莱德出发的十二个小时里他都在跟我讲话，而我必须一直听他讲。

现在，我知道康斯坦丁聊天的时候就像一个职业网球选手，他并不盼望我们这些业余选手能够一直跟上他，只是期待我们玩接力， 所以我有时候并没有听，直到我听到他开始讲最好的故事的某个惯用语。

“当你到了贝尔格莱德，”他对我的丈夫说，“你一定得见见我的妻子。她是一个德国人。她非常漂亮，来自德国一个很古老的家族。她的家人不希望她嫁给我，所以我拐着她坐飞机离开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跟我的关系都不太好，我努力讨他们欢心，但并不总是那么幸运。要知道，我岳母是一个路德教牧师的遗孀，我很清楚那和我的教派不同，但是我想欧洲只有两个基督教分支，一个是东正教，另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现在我知道我岳母不是东正教教徒，因为她憎恶我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一个东正教教徒，所以， 在我看来，路德教教徒应该是某种天主教教徒。也许是某种天主教分支，允许牧师结婚的那种。有一天，我和我妻子到山里陪我的岳母，我正在阳台上吃早餐，我妻子还没下来。当时阳光普照，咖啡味道很好，周围又有很多鲜花，我觉得很快乐，就对自己说:‘现在是时候对老太太友好一点了。’于是我对她说，我在报纸上看到教皇生病了，这件事让我很难过，因为我对教皇很有好感，然后我告诉她各种让我觉得教皇是一个好人和智者的事例。我指着远处的雪峰，说爬上如此高峰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教皇经常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登山者；我接着又谈到教皇谕令，夸奖它们充满智慧、小心谨慎。 我岳母什么也没有说，我并不惊讶，因为通常是我一直说，其他人什么都不说。 之后，我妻子下来了，我岳母站起来对她喊道:‘看你嫁的这个野蛮人，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上，坐在那里当着我的面赞美教皇，赞美那个魔鬼!’“她尝试对我友好一些，可经常也不太成功，尽管过了一段时间后她开始喜欢我。就拿白啤酒的事来说吧。你知道白啤酒吗?那是世界上最淡最无味的东西了，那些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很喜欢喝它。他们去树林和湖边的露天啤酒店，喝着白啤酒，用他们的小眼睛欣赏着德国美景，那是你能在这个世界上喝到的最愚蠢的东西，因为它一点味儿都没有，也不能让你喝醉。它就像液体形式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只是它的无味让人觉得恶心，所以他们当中有点羞耻心的人就不喜欢喝，会加一点覆盆子糖浆。可也有些对‘淡而无味’不羞愧的人不用任何调味品去破坏它的原味，他们会点‘一杯什么也不加的白啤酒’。’什么也不加’，‘什么也不加’。那些小资产阶级被问到想要什么时回答说，‘我想要它什么都没有’，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东西呢?那是迷失，那是十足的无可救药，但是他们很快乐。他们坐在露天啤酒店里，要上一杯‘什么也不加’。这很有趣，这是宇宙中的某种不和谐，提醒我们上帝在处理令人讨厌的材料时，做得多么出色。有一次，我在岳母面前说起这事，然后你知道吗，她从那以后都给我喝那可怕的白啤酒。我妻子尝试告诉她不应该这样做，而她却说，‘你这傻瓜，我听到他说他很喜欢“什么也不加”’，我妻子说， ‘不，你弄错了，他喜欢的是“什么也不加”这个说法’，然后我岳母说，‘你怎么胡说八道，为什么他要听到别人说白啤酒不加覆盆子糖浆就高兴?’没什么话可说了，所以我必须喝白啤酒，尽管我是个塞尔维亚人，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地主和农民。”

我们正经过木材之乡，在河边，我们看见伐木工人正在激流之上撑着堆满木材的大筏子。“哪天你们一定要这样旅行，”康斯坦丁说，“在河水平静的地方，你能听到他们美妙的歌声。”

我们经过维舍格勒，那个镇子里有很多新木材堆和旧房子，还有一些宣礼塔跟一座宽阔的棕色桥梁。桥上有一个穆斯林正骑着一匹驮马，他一定年纪很大了，或者来自遥远的南方，因为在我见过的所有波斯尼亚穆斯林中，唯独他戴着那种穆斯林头巾，而不是土耳其人戴的那种毡帽。

然后我小睡了一会儿，在一个小镇醒来，那里没有宣礼塔， 也没有其他伊斯兰痕迹，仿佛我们身在苏塞克斯郡的某个村庄。事实上，我们是在塞尔维亚。我们下车站在月台上，呼吸着新鲜空气，呼吸着塞尔维亚的空气。它和波斯尼亚的空气不同，就像在苏格兰，高地和低地的空气也不同。它更干燥、更油酥，就像人们对糕点的描述一样。如果有人不知道在亚伊采或者埃蒂夫湖深呼吸是一种享受，而在贝尔格莱德或者兰莫缪尔丘陵深呼吸是另一种享受，那么他一定是感觉中枢有缺陷，也不能区分不同水的区别。

月台上正举行一个庆典，因为我们火车上有一位军官，一个二十来岁的浅色头发小伙子，他曾经在镇上的卫戍部队服役，之后被调到南方，现在正要回到北方去接受新的更高职位的任命。镇上的人提前听说他会经过这里，于是带着孩子们一起聚集到这里恭贺他晋升。从火车抵达到离开时他们的欢呼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很喜欢他，但是当他站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都羞涩地静静站着，显然是因为军队荣耀的神圣感，因为从他们的说话中可以得知，作为一个如此年轻的人，他晋升到了一个特别高的职位。

他站在他们面前， 非常感动，带着光荣的严肃。长期的训练让他身体坚实、肩宽腰瘦。他有着一张让西方人迷惑的斯拉夫脸庞，因为他的眉眼和颧骨看着刚毅英气，嘴唇和我们预想的一样棱角分明，嘴唇很薄，却饱满，又透着机敏。我喜欢看他穿着整洁的橄榄绿军装站在那里的样子，我喜欢孩子们仰头看着他时的面孔，想到他质朴的、捍卫一切的人生而恍惚。

人生中有比打仗更好的事情，但是只有当做这些事情的人通过打仗赢得选择权，人生才会更好。

“我的家乡叫沙巴茨，”康斯坦丁说，我开始听，因为他的好故事都是以这些话开头，“在沙巴茨，我们都是一些很真实的人。那里不像巴黎、伦敦和柏林，这些大城市很多人的言行举止都很相似。我们就是自己，每个人都不同。 我想，那是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不必去模仿哪个为人称道的阶层来拔高自己。我们只有全心遵照自己的品性，才能使自己变得出色。所有的塞尔维亚乡镇都是这样，沙巴茨大部分人也都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自豪的镇子，我们走自己的路。当年迈的彼得国王来到沙巴茨的时候，他问一个农民日子过得怎样，那个农民回答说多亏了生猪交易和走私，他过得很好。我们完全不在乎，但我们又在乎很多。那个农民会告诉国王他走私触犯了法律，但他会为国王而死。在战争中我们是一个很勇敢的镇子。法国人巩固了我们镇的城防，就像巩固凡尔登的那样。

“我想带你们去看看沙巴茨。但是它跟过去不一样了。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它现在怎样了。你们到了那里可能不会失望，但我应该会，因为我应该没法向你们介绍我年轻时在那里认识的那些人了，他们现在都死了。有的人真的既友善又古怪。我很喜欢一位老人，也很喜欢他的妻子。他靠缝制军装发了财，他做事很实在，因为他是一个善良的爱国者，不会去欺骗那些贫穷的士兵。有了钱他就可以追随他心中的狂热，对新东西的狂热，科学、机器、 人造物、现代的东西，等等。你们可能不记得了，因为你们比我们先经历了那一段对这些东西的狂热时期。一部分是因为你们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他的模仿者们，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我们对美国的看法，那时的我们相信美国到处都是摩天大楼和工厂。我自己也有一点狂热，在他面前我谈论过这些事，所以我和那位老人关系变得很好。

在那之后，他有时会让人叫我去他家吃东西， 因为他去过贝尔格莱德或者诺维萨德，带回了一听蔬菜或者水果罐头。所以我常常和他还有他的妻子一起坐在乡野田间，那里长着世界上最好的水果和蔬菜，我们咂嘴品尝着一些加利福尼亚运来的芦笋酱或者芜菁味桃子，讨论未来的世界将如何得到拯救。到时我们都住在地下城市，吃着腌制食物，在人工水箱里培育婴儿，可以永生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