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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值麦尔维尔诞辰200周年，麦尔维尔的短篇小说集首次在国内译介出版，让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作家的精神世界。

麦尔维尔，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作家。他的代表作《白鲸》在生前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关注。如今，除《白鲸》之外，人们对麦尔维尔的其他作品也了解甚少。

事实上，他的短篇小说同样具有很高的文学地位，他的诗集也在出版后备受瞩目。今年，正值麦尔维尔诞辰200周年，麦尔维尔的短篇小说集首次在国内译介出版，让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作家的精神世界。

赫尔曼·麦尔维尔（1819-1891），美国小说家。他在作品中所描述的场景也来源于个人的水手生活，包括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压迫，十九世纪的殖民地政策等等，小说中所出现的水手暴动，也与其1842年所经历并参与的一场船上暴动有关，暴动被平息之后，他被扔在南太平洋岛屿上，和当地的食人族度过了一段时光。因此，麦尔维尔的小说中也随处可见对野蛮、文明、宗教、海洋生活等问题的反思。但由于其生前过于默默无闻，导致并没有一本优秀的传记讲述他的个人生活。“在大多数已有的传记中，麦尔维尔的形象总是一片浓重的黑影”。

麦尔维尔所有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条比人物本身更明显的、颀长的影子，至于这影子的源头，可能是小说中人物本身（例如亚哈船长疯狂追逐那就在他脚边徘徊的白鲸），某种宗教信念（大量出现的《圣经》人名），但也可能是作者本人。一种激进的形而上学。麦尔维尔无意征服它们，但他无法抑制地走进了那片漩涡。漩涡的边缘充斥着上帝、以利亚、圣约翰和圣保罗——且不论它们会出现在小说的哪一艘塞满坏血病的船上干什么水手营生，以及最经典的那句，写在《白鲸》开头的“管我叫以实玛利吧”，仿佛他从写作一开始就笃定了要在世俗生活中同这些形而上的面孔厮混。但这个漩涡的中心到底有什么，谁也无法理解。它的任务就是把自由海面上的水手拉向自己的深渊。麦尔维尔的文学生涯，也就此落入了一片“无涯”。

先是他的小说，然后连带着他自己。可以想象麦尔维尔在写作中面对的是一个何等没有回应的世界。死寂，真正的石沉大海。他写出了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白鲸》，但在当时没有获得任何成功（哪怕是非商业意义的）。《白鲸》在当时的读者及赞誉者几乎只有纳撒尼尔·霍桑一个人。他只能去和影子击掌，但问题是，影子往往会把麦尔维尔给击倒。出版商先是因为冗长的结构而拒绝了这部作品，而后，在1876年，这本小说总共卖出去了两本，导致没有获取任何成就感的麦尔维尔走向了自我怀疑，他在给霍桑的信件中声称，那本《白鲸》纯粹是一本“坏书”。在这之后，他又动手写出了一本真正的坏书来——《皮埃尔》。这本书在国内尚未有译介，但从国外的评论来看，研究者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这本小说让人读不下去。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就是，这纯粹是麦尔维尔在灰心丧气中创作的一部想要迎合读者口味的作品，但同样失败了。接着，在《白鲸》出版五年之后，麦尔维尔写完了《阳台故事集》（又译：《广场故事》），里面收录了六个短篇。《本尼托·赛莱诺》（又译：《班尼托·西兰诺》）的篇幅要长一些，算是中篇。其中的几个篇目则是短篇界的经典杰作。

这些短篇的解读与评论向来各异，大多数评论家都认可它们为杰作，但大多数人也没办法对这些作品的意义给出清晰的解释。唯一可以从形式上得到的结论是，与追逐白色阴影的《白鲸》不同，五年后，在船上旁观的麦尔维尔本人也逐渐变成了一道影子，投射在这些短篇的字里行间，非常浓烈，但未必明显。哈罗德·布鲁姆在评论麦尔维尔时，认为他在文学上继承了与莎士比亚相同的理念——裁剪。很多场景和对话被简化，用平实的句子描述，一笔带过，然后留给读者大量值得玩味但终究不可解的段落。麦尔维尔或许有着与莎士比亚相似的艺术原则，但在具体的写作中，他却走向了维克多·雨果式的宏大结构。《白鲸》的美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结构。而《阳台故事集》的短篇中，也能看到在几十页的篇幅中，麦尔维尔依旧没有放弃自己对小说结构完整性的追求。其中，《巴特比》（又译：巴托比），《本尼托·赛莱诺》和《钟楼》是最值得关注的几篇。

可以说巴特比表现得太像是在投身于资本积累。弗洛伊德的自杀理论可以用在这里。这一观点指出，自杀者的首要意图（尽管是无意识的）并不是毁灭他自己，而是那些已经被他嵌入精神结构之中的他人和他感觉意图对自己施加恶意权威的人。巴特比，通过逐步的自我毁灭行为，毁灭了存在于他身上的社会秩序。

——莱昂内尔·特里林《缮写员巴特比：一个华尔街的故事》

《巴特比》

《巴特比》在外国文学中成名已久。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曾以此为名创作《巴托比症候群》，探讨文学创作的痛苦本质。在国内，《巴特比》也是一个很容易被读者接受的人物，他似乎代表了上班族的心声。这个名叫巴特比的抄写员坐在自己的角落里，除了抄写工作外拒绝所有额外的要求。叙事者（即雇主）想让他跑腿去拿个快递，他回答说·“我不愿意”（“I would prefer not to”）。每个抄写员被要求重新校对一遍自己誊写的稿件，巴特比对此也冷冷地回应同一句话，“我不愿意”。他看起来像是个抵抗者，如特里林在《文学体验导引》中所述，一个抵抗在工作中被资本异化的人。然而巴特比的“我不愿意”所具有的意味绝非如此简单。否则，他就不会在被忍无可忍的雇主开除、给他加倍的薪水并要求他离开办公桌的时候依旧回答“我不愿意”，他应该很高兴才对。小说中的巴特比在说话时没有任何情绪，换句话说，他是个长在“我”身上的影子。他可以向你说无数遍“我不愿意”，但你却不能用同样的话语来摆脱他。

关于巴特比的“我不愿意”，我们无法把这句话无差别地应用在任何场合。它有着小说环境特定的意味。我们无从得知假如有人说“街上有很多需要帮助的难民，巴特比你去开一下门”的话，他是不是还会回应一句“我不愿意”，也无从得知如果同事对他说“办公室起火了，巴特比你快拿一下灭火器”的时候，巴特比是否还会说“我不愿意”。这句话是内向的。它不是被用来在对话中表达任何立场，或者宣示自己的某种社会选择，尽管它看起来的确是一种否定世界的态度，但我们根本无从知晓人物否定的动机。他“不愿意”的原因是什么呢？巴特比，假如说他拒绝在别人的要求中浪费自我的话，那他又为什么不直接做一个毛姆笔下“晃膀子”的人。如果被迫从事机械工作仅仅是为了谋生，那么他又为什么“不愿意”离开这个抄写室，而且在谋生之外，我们也永远无从得知巴特比对世界的真正追求是什么。

自始至终，巴特比的“我不愿意”都是一个模糊的状态。这句向内的否定只适用于自我。他看起来很像个艺术家（尽管如比拉-马塔斯所写，患有“巴托比症候群”的作家陷入了什么都写不出来的困窘）。他并不知道自己“愿意”做什么，或者说，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但他非常明白，眼前的东西绝对是他不想要的。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曾经写过一个非常类似的短篇小说，《闭门》。主人公塞巴斯蒂安从一出生就特别喜欢睡觉。和巴特比一样，他拒绝分内工作之外的任何活动，一下班就回家睡觉，完全没有社会交际。起初是尽职完成工作为了给自己腾出更多时间下班后睡觉做梦，后来，他甚至觉得工作妨碍了自己做梦的自由，干脆辞职，回家专心睡觉。最后，失去了收入的塞巴斯蒂安冻死在办公室主任的家门口，却终于在梦境中推开了那扇门，得到了永恒的宁静。对读者来说，塞巴斯蒂安梦境背后的那道门究竟有什么，就像巴特比的世界里究竟有什么一样不可解。但这些人物很迷人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这个世界之外的神秘感，他们有自己的昼夜并无视周围环境的阴晴。“独立的自我”在这些人物的身上得到了新的诠释，不是向外部求证的，而是纯粹向内。

对比两个很相似的文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叙事者。麦尔维尔从来没有使用过上帝的视角，他的每部小说在叙述上都如同舞台剧，有现实的视域限制，而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舞台上其他人的想法。《闭门》中，办公室主任完全是塞巴斯蒂安世界的局外人，他站在世俗世界，认定了喜欢睡觉做梦的年轻人实属自甘堕落。《巴特比》的叙事口吻则来自华尔街律师本人。他惊讶巴特比“我不愿意”的要求，但又没办法拒绝他。这个人是直接闯到他的办公室里来的。巴特比愿意工作，律师便雇佣了他；巴特比不愿意校对，律师也拿他没有办法；巴特比不愿意离开，律师也赶不走他，只能自己重新租一个办公室。他仿佛理解巴特比的内心。他们在某些地方联系在一起，有些时候，《巴特比》的段落甚至让人怀疑，这个人物就是律师从自我的精神分裂中迸出的一个超我。因此，这篇小说会让读者产生一种共情的怜悯：

“慢慢地，我开始相信，抄写员带给我的这些麻烦完全是命中注定的，巴特比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为了某种神秘的目的安插到我身边，而这样的目的是我等凡人所无法理解的。哎，巴特比，就待在那屏风后吧，我想，我再也不折磨你了；你就像那些旧椅子一样无害，那样安安静静；你来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如此浅薄。现在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我深刻了解到了命中注定的生活目的。我知足了。别人也许有更高的追求，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巴特比，就是给你提供一间办公室，你爱待多久就待多久吧”。

巴特比和塞巴斯蒂安这类角色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故事用最直接的形式向我们渲染了“无”的魅力。它很容易吸引人，因为在任何人的心底（只要他的内心尚未固化），总是拥有对现状的摆脱欲。更致命的是，这种摆脱欲本身是无法摆脱的。所以，当《巴特比》中的律师决心甩掉在他身边絮语着“我不愿意”的巴特比时，我们会感到他背叛了自己。作为一家公司，开除掉某个长期持消极态度的员工无可厚非，而在小说里，作出如此选择的律师则让人感到他犯下了某种罪孽。在更换办公场所后，巴特比也并没有就此从律师的生活中消失，他因为坐在原地什么也不做，而被警方当作流浪汉关进了监狱。“我认识你”，在看望巴特比时，他如此对律师说道，“我对你无话可说”。看似无理取闹的指责，但人们会不自觉地站在巴特比的一边。

《钟楼》

“无”是一种诅咒。尤其对艺术家而言。曾经有人问过菲利普·罗斯，看到书店里摆满了他的小说有何感想，罗斯的回复是他希望自己的手指是消字灵，好把这些书统统变成白纸。写和不写，创作和不创作，是个永恒的问题。作家们知道自己的每一部作品的最终归宿都是投向虚无。现实中的大多数作品注定只能被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人真正赞赏。最好的作品永远是灵感中的、尚未成型的作品。再真诚的创作也无法弥补艺术家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空洞。然而光凭着脑子里未成形的灵感和流动的感受力，又尚不足以成为艺术家，他们终归要留下点供鉴赏的形式。有些作家因为无法写出更好的作品而陷入一时的痛苦，例如菲茨杰拉德和里尔克，只有写出好作品能让他们暂时解脱；有些作家则情况相反，他们是每写出一部作品，都距离自我毁灭踏出了一大步。卡夫卡和麦尔维尔都是这种类型的佼佼者。

《钟楼》的篇幅不长，但同样难解。它在结构上与《本尼托·塞拉诺》相似，一个有悬疑色彩的故事，一个由多视角导入的结局，以及后续彩蛋式的法律证词和补充。《钟楼》里的建筑师班纳多纳非常有麦尔维尔的影子。他在文中被作者称为一个“弃儿”。在艺术建造方面，他执着得近似暴君：

“班纳多纳像沙得拉一样毫不畏惧，冲进熊熊大火，用沉重的铸杓击打带头退缩的匠人，从被打的匠人身上，一块碎片飞进了沸腾的熔液，立刻化为无形……铸造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被看成铸造者的巨大成就，这也是公国乐得与其分享的。杀人的事情却没人注意。在仁慈的人看来，这无非是审美的激情导致突然的欣喜若狂，而不是公然为非作歹。阿拉伯战马撅了撅腿而已，没有罪恶，流了血而已。”

（译注：沙得拉，《圣经·但以理书》第三章中的人物，被国王下令投入烈火的窑中而毫发无损。）

但他觉得这还不够。“如果把人放在一根巨大桅杆的顶端或者塔尖，从下面看上去，人的表面尺寸将缩小到完全看不见其智力特征的地步。这样的人形没有个性，不能表达意志，它的动作相当类似于电报机上杠杆的机械动作”。于是这个弃儿决定创造出一个真正具有“意志力”的机械雕塑，但在作品完成之后，具有机械意志的作品自行活动起来，挪动手臂，刺死了工作中的弃儿。创造者死后，他的这件作品也被人们从塔楼上拆卸，扔进大海。最后，整个钟塔也随之倒塌。

这或许是艺术创作者的宿命——被有意志的作品毁灭。那个时期的麦尔维尔意识到了这一点。作品的调性从开始的冷漠转向了最终的慷慨激昂。在描写弃儿班纳多纳的工作时，最初的语气冷漠并略带作者对自身的嘲讽，他像个精神病一样工作，围观的群众并不知道建筑师究竟打算创造什么，他的极端行为引起了群众的猜测，以至于当一件雕塑运上塔顶的时候，人们揣测那黑色的袋子里可能装的是一个活人。（实际上，唯一有可能出现在这个袋子里的活人，只有艺术家自己）他把自己运送到了钟楼顶端并且摧毁了自己。从行为上来说，《钟楼》里的弃儿更像是谋划了一场自杀——并且同样是无意识的。哈罗德·布鲁姆给予了《钟楼》很高的评价，他引用了卡夫卡作品中的一段话来阐释班纳多纳的悲怆，“如果有可能建造巴别塔而不登上去，这样做这项工作或许会得到允许”。问题是艺术家同时要担任设计师和建筑工人两个角色，即使是为了把一个无关紧要的审美性砖块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上，他们也不得不亲自登到巴别塔的顶端。而后，他们就很难降落到地面上。而且此时，距离他们最近的影子只能是塔顶地面上的影子，而他们和大地上那些影子的距离则前所未有地遥远。“麦尔维尔和上帝的关系，就像聚会只剩最后一人，却偏偏走不了”，詹姆斯·伍德在《万全与万一》中写到。巴别塔被建造起来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连接形而上的天堂，但天堂，它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即使存在，也飘在空中而没有地板，那里没有给影子预留的席位。

在创作《白鲸》的时候，麦尔维尔便呼吁着“让野蛮来帮助文明”。鱼叉手魁魁格和作品里其他的土著、生番、黑人群体不仅仅来自于麦尔维尔的海上见闻，他还要给这些人物灌注强烈的意识，在麦尔维尔的世界里，只有这些野蛮人（包括野蛮的亚哈船长）最邻近那个内心的世界——一片空洞、平静，貌似一无所有的大海，而内部却充满了生命与战争。这些让麦尔维尔小说中的人物成了绝对的个人主义英雄。他们没有人获得最终的胜利，也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完成了什么真正的使命，但是他们也从没有失败过，谁也不敢肯定亚哈船长最后究竟有没有捕获那头阴影中的白鲸。麦尔维尔在小说中抛给我们的是这样一种诗意：不是我们追逐缥缈的影子，而是影子在追打着我们。一如杰克·吉尔伯特在诗中所写的那样：

我们

把语言作为我们的心智，但我们

可是那只死去的鲸鱼，气势恢宏地下沉

许多年，才抵达我们的内心深处？

半个世纪后，他的作品才浮出了水面。

至于麦尔维尔本人，则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文学的回应。他也没有摆脱生活的困境，生前的身份不过是个纽约海关的普通稽查员。他死后三天，报纸才刊登了一条简短的讣告，告诉大家《白鲸》的作者去世了。但谁也不知道《白鲸》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