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并不总是平衡的。众所周知，盛唐产生了李白光辉的诗篇，唐代由盛而衰时贡献了杜甫不朽的诗篇。“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质言之，李杜彪炳史册的光辉实践打破了这种诗歌创作史上的“历史周期律”。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然而，我们现阶段有些诗歌充斥着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技术主义。除了能够看到一些诗歌技术上的明显进步外，在诗歌精神和诗歌美学上反而给人以萎缩和晦暗之感。尤其是口语诗歌和很多网络诗歌竟然以规避崇高和抵制优美为傲，其“无厘头”使诗歌蒙上了浓重阴影。在它们那里，生活仿佛真的只有苟且，没有光亮和远方。显然，新时代诗歌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软骨症、侏儒症和自闭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本栏目由文艺报社、诗刊社、光明日报文艺部联合主办】

崇高就是雄伟、庄严、壮丽、高远、遒劲。崇高不是单向度的、脸谱化的、标签化的、定于一尊的。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饱含热泪深情型的崇高，如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也有愤激、劝勉和自省的政治抒情型崇高；还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和李松涛的生态长诗《拒绝末日》等。中国新诗的崇高美是丰富多彩的。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以往我们唾弃文艺创作上的“假大空”，现今大家不满于文艺创作上的“假小空”。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如烦恼）都能产生崇高。也就是说，真情只是崇高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导致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也不领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反而缩进自我的小天地，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于是乎，那些自私自利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竟然旁若无人，借助网络招摇过市，仿佛越自我越有诗意、越人民越远离诗！诸如此类的自言自语、快感呻吟、远离社会和民众的所谓“个人写作”一度被吹上了天。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镜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我们的心灵是可以锻炼的，锻炼得好，就可以到达崇高，进而孕育崇高的思想。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有无此认识？我们有了此认识后，愿不愿意锤炼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该如何锤炼？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毕竟伟大的诗人在自己灵魂中“植有一种所向无敌的，对于一切伟大事物、一切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事物的热爱”，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在古代就有诗评家指出：“今作诗，有意要人知有学问、有章法、有师承，于是真意少而繁文多”，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崇高的思想，光有学识、技术和传统，只能创作出繁文缛节的“有剩余”的诗，而写不出“真切可爱”的真诗。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要有表达崇高情感和思想的卓越能力。长久以来，西方“纯诗神话”像宗教般控制了许多中国诗人。在西方纯诗那里，外界任何事物都是“非诗”和“反诗”的。纯诗唯技术至上和语言至上。纯诗成为一种看上去很美而实则平庸的文字游戏。显然，作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纯诗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将其视为传达人类思想的武库，纯诗的合法性就极其脆弱。史诗性写作是对纯诗写作的置换。进入新时代，登月工程、大国重器和时代楷模等，这些恢宏雄壮的事物和英雄，一起来到了中国诗人面前；在丰沛的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催生下，它们会激发诗人磅礴的想象，最终凝结成崇高的诗歌意象。史诗的时代需要时代的史诗。而时代的史诗，或者说，史诗性写作，需要与之匹配的堂皇卓越的恢宏结构以及使之最终得以呈现的华美壮丽的诗意辞藻。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作者：杨四平，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