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近年文学拥有丰富现实经验与思想资源，但其“现实感”却尚有不足。其中，从“变”到“不变”的文学大势转移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不愿承受时代生存、对于永恒与传统的双重焦虑，也都在削弱当代文学的“现实感”。重新面对时代变迁，在“人心”与当代个体基本生存处境之间建立必要的“对话”关系，是重建当代文学“现实感”的必经之途。

关键词：当代文学；现实感；社会矛盾

最近这些年里，韩少功的随笔与刘亮程的散文，雷平阳的诗歌和贾樟柯的电影，构成了我个人阅读（观赏）的重要部分。但依数量论，读得更多的，却是一些不大容易留下印象的作品。这当然与人到中年记忆力衰减有关，但与当前作品自身的缺陷恐怕也有一定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不少当前写作是缺乏“现实感”的，读者从中感受不到深彻的灵魂上的共鸣。在此背后，则是文学对普通民众所置身的生存处境触及少了，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缺乏充分的把握。当代文学迄今已七十年，但“现实感”最为薄弱的时期，却非最近二十年莫属。20世纪80年代文学，一声“加林哥……我懂了”，一曲悠长低沉的“黑骏马”民歌，甚至影响力低上不少的《塔铺》与《白狗秋千架》，都可以穿越三十年的时光，让人亲切如昨。50~70年代，《白毛女》《青春之歌》《红岩》《红色娘子军》也拥有属于那个年代的青春记忆。比较起来，近二十年来的文学确乎有些苍白。文学活动压倒文学，合乎“主流”胜过自居“异端”，而文学能够与广大时代对话、能够击中个体灵魂的比例，不能不说是在日渐降低。

那么，是何原因让当代文学日渐流失了“现实感”呢？或有人归咎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退潮。对此，我不完全认同。的确，有许多以现实主义方法为本的作家写出了很具“现实感”的作品，如《黄河东流去》《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但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方法与“现实感”并无必然联系，甚至某些时候“现实主义”还会损害“现实感”。因为究其本义，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真实的要求外，还需要著力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细节的真实”自然有助于提升“现实感”，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则未必。依我的理解，“典型环境”是指可以反映出时代发展“本质性”规律的社会环境，“典型人物”则是兼具具体个性与“本质”共性的人物。而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两者眼中的“本质规律”却大有殊异。如果说自由主义者眼见的更多是文化层面上“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则集中在政治经济层面的阶级分化及其冲突。在两类不同的观察视野下，其“人物”也被建构成禀赋不同抽象本质的符号化载体，如新思想或旧礼教之代表者，如剥削者与反抗者等。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在特定时限内可与主流社会历史判断形成“对话”进而被认为具有高度“现实感”，如“激流三部曲”、《白毛女》等。但即便在当时，这些作品也未必是完全现实的，如大家族内部青年婚姻未必不合人道，“黄世仁”也只算是“内卷化”趋势下部分乡村“赢利经济人”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总在发生缓慢而巨大的变迁，这些变迁会不断“冲刷”曾经非常“现实”的作品的“现实感”。1939年毛泽东在致周扬函中认为鲁迅已经不那么“现实”，1949年丁玲认为巴金不再合适年轻人阅读，“文革”以后批评界则指认《艳阳天》为虚假之作。这种“现实感”剥落的情形，不仅因于现实主义“本质化”叙述本身就是将大量生活经验命名为“非本质”而施以内部殖民的结果，更因于阅读者携带着新的时代感受。太执著于“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内在本质，反而会失却与社会/人生原生态的“无缝对接”，因而很难获得与后世读者之间的转换“通道”，甚至因此彻底失去“现实感”。可见，现实主义与“现实感”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相反，许多非现实主义作品（如《变形记》《动物农庄》《北京折叠》）其实具有高度“现实感”。

这就意味着，“现实感”并不建立在创作方法层面，更不建立在现实题材层面，而是植根于与“同时代人”所置身的社会结构、所深陷的人生处境之间的相关性与对话性之上。即是说，“现实感”与“同时代人”命运呼吸与共，这种命运不是不可预测的神秘“命数”，而是我们时代的“分泌物”。每个人都是大时代的一粒尘埃，无论是“儿女”之于“江湖”，还是“故人”之于“山河”，个人这粒“尘埃”上，都携带着他（她）所在时代基本的结构信息与生命重量。

遗憾的是，“现实感”在近二十年来已是大幅削弱。夸张地说，眼下当代文学已经辜负这个“满是急剧变化的时代”。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挽狂澜于既倒、“重新出发”的伟大篇章中的一幕，也是充满无数个体竞争、成功与挫败的剧烈变动的时代。它所蕴含的社会变迁与人性搏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低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它所提供的现实经验，它所打开的相对广阔、差异性的思想资源及空间，都为当代文学获取“现实感”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条件。然而，不少“70后”作家流连于“自己的园地”里的“小确幸”，一些“80后”作家更乐于将时尚与叛逆讲述成“全部的生活”，以致于我们今天谈论当代文学的“现实感”，藉以为主要证据的，还只能是贾平凹、莫言、韩少功、方方、刘震云等在年龄段上实在已不再“主流”的作家。

那么，何以当前作家比较多地丧失了“现实感”呢？不是才华不及于前人，而是另有非个人的文学大势转移的因素。我以为，在某个更为宽阔的文学史视野内，自“五四”至今的文学，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对这种转变，可以一词以概之：“改变”。自“五四”到1980年代中期，虽然其间多有波折甚至断裂，但存在某种整体性的文学精神，即不满意于现实权力/文化秩序、力求“改变”甚至“大改变”，如以“人”为标识的启蒙文学不满于礼教文化盘踞于民族心理深处，而欲代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以“人民”为标识的社会主义文学不满于官/绅/商精英主导的政治经济控制结构，而欲代以人民主体的社会结构。这两种不可遏止的内在的“改变”冲动，与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阶级/国家诸层面上“救亡图存”的梦想有关。与此相应，他们通过“历史化”方法，将社会与人生刻画为危机境况并导向某种特定的“象征性解决”，如因为文化或阶级的伤害，觉新或喜儿的人生出现强烈“衰减”迹象，但改变甚至逆转其文化/政治结构，总被作家列为可能的甚至唯一的解决方案。这种“变”的历史化的文学，对1917—1985年间中国现代史介入之深、作用之大，堪称空前。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它遭到剧烈挑战并很快淡出“主流”。而无力改变和没有兴趣改变，成了当前文学重要的精神底色。与之相应，它所讲述的社会虽不稳定但具有自我“修复”功能，它所讲述的人生则只在意自己的日常生活。应该说，从“变”到“不变”的文学大势之转移，从根本上逆转了当代文学的“现实感”：失去了对于现实的挑战与“不驯服”，文学的确难以产生类似《家》《青春之歌》《人生》那样的巨大影响力。但一般倾向并不妨碍杰出者的“破茧而出”，譬如，贾樟柯电影也多在“不变”范围之内，但它们仍然获得了持久、内敛而震撼人心的力量，仍以其“现实感”构成了当代文学（艺）殊为难得的收获。那么，多数作家为何不能充分确立自己的“现实感”呢？依我之见，另有三重困扰也在不同程度上磨损着其“现实感”。

第一，不愿承受时代之真实“重量”。由于以“变”为诉求的现代文学总是紧扣时代重大问题，尤其寻求“剧变”的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历来都着眼于政治经济结构，故以“不变”为诉求的当前文学，不但在事实上力求与意识形态性保持距离，更在价值上坚信“不变”比“变”更接近真实、“轻”比“重”更接近人性。这其间存在较大认识误区。其实，涉及时代真实生存经验的“重”的生活并不必然导致意识形态，只有当作家力求为之提供正确或惟一的“解决方案”时，才会使叙述囿限在社会层面并泥陷于意识形态。但若我们只是表现命运，这命运虽与时代之“重”有万千联系，但作家发掘的只是其中人性的幽微与灵魂的痛与美，那么就不可能有意识形态。贾樟柯、雷平阳无不有此特征，但当前文学更多选择剔除时代之“重”，转而以一种“小确幸”心情书写日常诗意。这类作品独立来看，其叙述、语言与内在诗境的营造，都不失其美，但同一作家和同类作家的作品读多之后，便会出现易于混淆的同质化、类型化问题。何故？因为拒绝时代急剧变迁的鲜活经验，个体命运的毛茸茸的“现实感”必然下降，其人物的思想质地、性格辨识度的下降就更势所必然。近二十年来，作品虽然很为丰富，但类似闰土、繁漪、祥子、觉新、梁三老汉、高加林、白嘉轩那样的“立得住”的人物，却还不能说是丰富的、令人满意的。这意味着，寻求“轻”与“重”的统一、历史与诗的对话，将是当代文学重建“现实感”的必经之途。

第二，“永恒焦虑症”。这在诗歌中更见突出。不久前读到一部广东青年诗人诗集，其语言的诗感、意象的轻盈都颇可取，但在她诗歌中很少有“广东”或“中国”的信息。没有具体，只有对永恒命题（爱情、死亡等）的叩问。我实在不以为这是好的作品。贾樟柯曾提起黑泽明对侯孝贤的评价：“我在他的电影里，能看到尘土”[1]，“尘土”云云，我理解为现实的“痕迹”。一部“一尘不染”的电影，一首精致得没有一点真实呼吸的诗歌，是无法确立“现实感”的。其间原因，应在于某种“永恒焦虑症”蛊惑了当代作家。这种焦虑当然有所来源。“前三十年”当代文学太过讲求阶级对立，忌讳“抽象的人性”，结果在“后四十年”引发巨大反弹，作家特别渴望能刻画出“普遍的人性”“人类性”甚至“全人类性”。这导致写作者对具象与抽象、世俗与超越的辩证关系缺乏必要的理解。就文艺史看，后世认为触及了“普遍的人性”的作品，往往都出之于对具体经验和命运的深切刻画。或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人与猛兽的搏斗，或是一位缠头巾的乡村姑娘的卑微的爱情，抑或是一双农夫沾满泥土的刚刚脱下的靴子，正是由于刻画得具体、细微，才从后人内心中唤发出与之相通、相似的情感和经验，所谓“人类性”才由之生成。相反，倘若作品不能藉由具体人生的刻画写出深切的命运感，不能通过真切、毛茸茸的细节来召唤读者深潜的内心经验，又何来“永恒”呢？可以说，没有具体、丰富的具象呈现，仅是反复“抚摸”抽象的概念，“人类性”是不大可能建立的。由此可见，“现实感”是获取“永恒”的必要的艺术基础，有“现实感”不等于可以达到普遍性高度，但缺乏“现实感”则更无可能。而“现实感”不但要求作品细节能“接地气”，能兼具自然与丰满，更要求其对无时无处不在的人的困境的刻画与时代急剧涌动的变迁取得深刻勾联。

第三，“传统焦虑症”。当代文学“现实感”的削弱与作家对传统的情有独钟亦有关联。或许是因为《檀香刑》“大踏步撤退”的成功示范，近二十年作家已经不大谈论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相反，《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红楼梦》《金瓶梅》则被凸显为写作“案头书”。这其间，既有主流意识形态的驱动，亦有文学自身演变的合理因素。的确，在“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除了对儒家文化有所改造与挪用以外，对佛道文化基本上取疏离、排斥之策，近年文学堪称及时而必要的“补课”行为。不过，“课”怎么“补”却耐人寻味。从目前看，在书名、目录、章节等logo设计上寻求与《论语》《易经》等的关联性倘为局部调整，更用力者则是将某种文化确立为全篇“义理”，大者如儒、道、释，小者如各色民间工艺，等等。此种取向对“现实感”的确立其实不大有利。这倒不是指其题材往往避开现实，而是指其与“人心”的距离。我不大认为，对某种圣贤之道的坚守，对某种民间工艺（如刺绣）的传承，会构成个体真正的内心逻辑。黑格尔认为：“（目的、公理等）本身是无力的。那个使它们行动，给它们决定的存在的原动力，便是人类的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我要把什么东西实行起来，成为事实，乃是我的热烈的愿望”，“假如我要为任何目的而行动，它无论如何必须是我的目的。我必须同时在这参加中，贯彻我的目标，得到满足。虽然我为它活动的那个目的，有很多不是我所关心的方面。”[2]这意味着，热爱文化、守护工艺实为“把什么东西实行起来”，其背后则是使“我的目的”“得到满足”，而“我的目的”更深地源于人内在的热情（如权力、情欲、名誉等），后者才是比文化更深刻的“原动力”和“人心”。遗憾的是，不少作家直接把文化当作“人心”。如此虽可能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甚或政府之意，但不免是失之于浅，多少遮蔽了“人心”中更为广阔、幽深的内容，其“现实感”也不能不受到削弱。

而且，文学史上真正具备文化深度的作品，倒未见得反复提及《论语》《易经》或某种民间秘籍。事实上，只要把“人心”写到位了，文化就会自然呈现出来。沈从文小说并未将佛、道用作“标签”，其中各色人物也言不及佛、道，但沈从文对妓女、水手、团总、小军阀各色人等“无渣滓的爱”，却非常深刻地接通了“心静乃能见众生”的佛理：作家心意“安静”、不含“渣滓”（“渣滓”指各种自以为是的偏执观念，包括启蒙观念与革命观念），所以笔下众生皆以各自面貌生活着，其“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境界洋溢着宽广、温暖、接通万物的生命精神与悲悯情怀。《平凡的世界》中那些挣扎于平凡生涯中的普通人，同样无一语及于“圣人之道”，然而读者却可以发现，这些年轻人的内心其实非常近于儒家之“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然而，这种传统文化的再现并不在路遥创作计划之内，他不过是要表现“人心”而已。可见，“人心”倘若真的表现透彻了，那“人心”赖以为重要源泉的“文化”又怎么可能不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呢？相反，如果揭示“人心”失败，任凭作品中人物多么乐于谈论古圣今典，那“文化”也终究是“立”不起来的。而“人心”的成功，仍建立在作品与读者所置身的时代之间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对话”之上。

以上三层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当代文学“现实感”的确立。从目前看，当代文学“后四十年”的思想资源、技术训练都大大高于“前三十年”，但惟在“现实感”一项上，还不能说占有明显优势，和“新文学”相比局限更见明显。这当然是文学大势转移、从“变”到“不变”内在变迁的结果，也可说是文学重返古典、重回中产阶级位置的结构性产物。不过，作家倘能少些“经典化”焦虑而多些“平常心”，倘若少些“入主流、立潮头”之意而多些对普通人生存与命运的倾听，由而认认真真写出这剧变时代中的“人心”，其“现实感”必然可期，当代文学的整体提升亦必非虚言。

注释：

[1] 贾樟柯：《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万佳欣编，台海出版社2018年版，第95页。

[2]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2006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