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南帆，现居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已发表学术专著和散文集多种。南帆先生2019年在《雨花》开设“村庄笔记”专栏，此为专栏第三篇文章。

灼亮的午后阳光穿过龙眼树枝杈，斑斑驳驳地落在山坡上，空气中弥漫着热烘烘的泥土和树叶气息。我突然觉得困倦，躺在地上枕了块砖头睡着了。过了一阵子悠然醒来，睁开眼睛见到几只蚂蚁正在我耳边的田埂上急促地爬行，领衔的那两只大约如同小拇指指甲大小。头顶上的树枝间蝉鸣猛烈，山坡下方正飘来几声稀稀落落的吆喝。

这是在哪儿？怔忡之间我迟迟回不过神来。

我曾经反复考虑如何叙述关口村，而一想到这个离福州城十来公里的村子，这个片断总是不由自主地跳出来。好吧，那就从这儿开始。我在关口村插队三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一别四十年。许多事情已经逐渐淡忘了，这个村庄正从我记忆中一小块一小块地剥落。叙述又能挽留多少？

我记起了插队时使用的那个简陋的木箱。几块厚木板钉起来，一个搭扣上挂着一把锁，蓝色的油漆已经褪得差不多了。长途公共汽车嗤地停在沙土垒出的公路旁，我端起木箱从车上跳下来。路边一架大板车等在那儿，接我的是另一个先到几天的赵姓知青。我把木箱和若干日常用品往板车上一搁，他笑了笑就拉起板车进村。沿途的土路坑坑窪窪，木箱不时被震得跳了起来，我急忙上前伸手按住。多年以后，我从一本油印的刊物上读到食指的诗句——知青离开北京的盛大告别场面：“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北京在我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他描绘的大约是下乡潮初起时的盛况，轮到我背起行李离开城市时，各种告别仪式已经销声匿迹，若是重新上演，就不免有些矫揉造作了。我想不起来家里是否有人陪同我去长途汽车站。未来的日子令人茫然，眼前的感伤反而显出一些多余。

关口村的知青们暂且被安置在村庄外面的一个小山头上。茂密的竹林和一些杂树覆盖了小山头，树的空隙之处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坟茔。有些长年失修的坟茔已经裂开了，看得见里面朽烂的棺木。一条黄泥路盘旋着绕到山顶，另一条小路径直穿过竹林下山，小路上一些石块铺成了零零落落的台阶。山顶上有一个废弃的米粉加工场。加工场的底楼扔了一台锈迹斑斑的米粉机，厨房的灶台和地面永远是湿漉漉的；加工场的二楼就是知青的住处了：十多顶蚊帐横七竖八地分割了一个大房间。加工场的楼梯设在房子外部。第一次下楼的时候，我在楼梯口不由地一怔：楼梯下方的几米处正对着一座大坟墓，墓碑上的字迹与青苔混为一体。

我知道三年左右的关口村生活是意识深处的一个巨大烙印，可是，我无法说清收获了什么。插秧、割稻、挑谷子这些农活插队之前已经十分娴熟。四年的中学生活，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都是在一个山坳里的分校度过的。遵循指示，中学生不仅研讨课本，同时还要学习工厂的生产技能与如何种庄稼。伫立山坳里的分校犹如赛前的热身，几轮下地播种收割的锤炼之后，踏入关口村的水田就没有任何陌生感了。

到村里当然不再像在中学那样只是偶然踏入田里，而是大部分时间都必须耗在上面。这有什么可说的？乡村劳动的最大特征是重复。无数次挥舞镰刀、锄头或者插秧，无数次踩踏脱粒机或者在打谷桶里摔打稻穗，日头起了，又落了，星月闪现了，又隐退了，一天天的时光就这么消失了。没什么特别之处，记忆中关于它们的篇幅少得可怜，细细想了又想，也只想起割稻子、插秧或者脱粒的动作。驾牛犁田算是有个难度的技术活了，我曾经申请学习，却始终没有获准。这是一项我没有尝试过的农活。村庄里的牛把式威风凛凛，而且可以挣到最高工分。生产队长拒绝我的理由是，犁田的水牛是一些欺生的家伙，知青使唤不动它们。如果没有扶稳铁犁耙，弹出地面的犁刃可能伤人，或者割断水牛的大腿。站在田头那一只圆滚滚的水牛不屑地瞥了我一眼，然后转过头继续悠闲地甩着尾巴驱赶背上的蚊虫。

大约一年之后，关口村在村庄外围的铁路旁边拨了一小块地皮建造知青点。我们用板车拉来石块垒起地基，盖了一幢两层楼的小房子。房子盖到二楼的时候，砖头并不是挑上去的。几个帮工的农民来到楼下的空场上，猫着腰将一块块砖头抛到二楼，墙头的泥水工伸手捞住堆放在身边。农民可以一口气抛一两百块砖头，然后笑着让我们试一试。这个活儿看起来简单，没想到抛了二三十块就喘不过气来。不服气继续来，到天黑收工之前，我已经可以连续抛六七十块砖，可是，右手大拇指上蹭掉了一层皮，拇指上的螺纹不见了。

我得承认，关口村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饥饿。天黑之后跌跌撞撞地从水田返回，最大的事情就是冲到厨房取出晚餐。我可以一口气吞下两大饭盒的蒸饭，大约蒸了一斤的米。眨了眨眼两盒蒸饭就消失了，而洗涮饭盒的时候竟仍然觉得意犹未尽。饥饿制造的惊慌淹没了一切形而上的思想，腹腔里那个过分活跃的消化器官占据了思想的焦点。知青的日子始终弥漫一种得过且过的气氛，多数人总是很快把城里带来的菜肴吃光。饭桌上很长时间没有荤腥之物，然后我们就开始互相打听：这一段村子里有没有人办筵席啊？

我在一次乡村的筵席中无意发现自己原来还有些许酒量。那一天下午我到一个农民的院子里寻访一个熟人，无意撞上了正在进行中的婚宴。乡村的院落光线不足，昏暗的厅堂里摆了几张八仙桌，桌上几盆冒着热气的白菜、笋和肥肉。估计酒席开张了一会儿，几个面色酡红的农民坐在吱呀作响的竹凳上，每桌一壶自酿的米酒。一个熟悉的农民非要和我对饮三盏，拗不过只能照办。不料这是一个圈套：同桌的每一个农民都提出对饮三盏，否则就是瞧不起他们。片刻之间，三十盏米酒进了肚子。跨出了院落的门坎之后，我在青石板路上东摇西晃了几分钟，然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喝得下几口米酒就不再惧怕乡村的筵席，偶尔会与几位知青结伴到相识的农民家里打牙祭。乡村的筵席没有多少菜肴，三盘两碗之后就开始猜拳斗酒。屋子外面寒风凛冽，屋子里的桌子上杯盘狼藉，桌子底下两三条狗在腿边挤来挤去抢夺骨头，几个划拳的农民换了个人似的直起喉咙吼叫。微醺之中，想家的心思只剩下了一抹浅浅的影子。一个农民告诉我，喝多了就把鞋子脱掉，酒气会顺着光脚板遁入冰凉的泥土，这样又可以多喝几盏。是否有科学依据？似乎并没有得到过印证。知青中一个哥们有酒必饮，每饮辄醉。那天我在农民家喝了几盏踉踉跄跄地出来，看见他正在围着路边的一根水泥电线杆打转。正待上前询问，同行的另一个知青把我拉走了：别理他，每次喝醉了他都想和这根电线杆握手，团团打转是因为他一直找不到电线杆的胳膊。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当年有否在村子里留下一个“小芳”？每逢有人打趣地提问，我总是不知从何说起。脉脉含情的“小芳”是城市里那些文弱书生想象出来的。关口村的姑娘、媳妇健壮泼辣，一般皮肤都是古铜色的，我从来没有见到哪一个人脸上闪动着幽怨而多情的眼神。农闲的季节平整土地，大半个村子的妇女都来了。她们放肆地谈论床上的事情，放浪的嘹亮笑声回荡在田野之上。歇息的时候一堆男人围住一个媳妇逗笑，张三说她儿子的鼻子像他，李四说眼睛像他，王五说额头是他的，总之，他们都可能是孩子的爹。一个还没有发育好的小屁孩也上来插一嘴，言下之意那孩子的耳朵和他有什么关系。这时，旁边的另一个媳妇突然发一声喊，八九个妇女围上来将一个男人按倒在地，扯开他的裤带往裤裆里塞泥土。另一些时候，两个妇女不知什么原因在田间吵起来，她们粗野地大声咒骂，甚至舞起粪勺互相泼粪，田埂上一大群人嘻嘻哈哈地看热闹，每一张嘴都笑出一排不记得是白还是黄的大牙齿。可以猜想，要是哪个知青占了便宜又想临阵脱逃，她们一定会挥舞扁担追杀到天涯海角。

我想提到关口村一个不存在的姑娘，我似乎遇到她了。事情发生得有些突然。那天晚上全体知青要到大队部集中，领队干部打发我先走一步，将一个在农民家做客的知青叫回来。我从山顶的米粉加工场出来，沿着小路穿过竹林下山。山路很空旷，两旁仅有一座房子。我路过时，那户人家的男主人正在门口点起一堆篝火，然后将晾干的竹枝伸到篝火之中燎去竹叶，一小捆一小捆地扎起来制成竹扫把。火光把他的脸映出神秘感，仿佛银幕里浮动的人物。我在篝火旁坐了一会，和他东一句西一句聊了些不着边际的话，然后起身继续下山。竹林涛声汹涌，篝火晃动的光亮依然隐约传来，踩着落在石阶上的竹叶，下坡的路面有些滑。转弯之处一个穿白色碎花裙子的年轻女子迎面走来。交错而过时她仿佛轻轻一笑，我下意识地也回报一笑，然后侧身让了让路——可是，眼前什么也没有。回报一笑之后腮帮上的肌肉还未复原，身体仍然是让路的侧身姿态。刚刚发生了什么？鬼？片刻之间，汗水湿透了全身，我几乎没有勇气再往山下走。

很长一段时间，知青之间隐隐地风传这个山头不太干净。几个知青行走山路的时候喜欢用汤匙敲打铝饭盒，他们听说鬼魂害怕听到金属的声音，闻之即遁。事后我从各种零星的只言片语之中获知，村里的确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自缢在这一片竹林，似乎是因为婚姻方面的失意。我曾经自认为思想正派，神经坚强，时常带着轻蔑的态度嘲笑各种怪力乱神的无稽之谈。“科学”是一个坚硬的词汇，所有的风言风语都在这个词汇面前跌落在地。然而，世界突然不可理喻地抽搐了一下。这件事不仅带来了瞬间的巨大恐惧，而且制造了长久的思想惊慌。那个科学知识裱褙的世界出现了深深的裂缝。我无法合理地解释这件事，也不想把头伸进这个裂缝查个究竟。我愿意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忠告：“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关口村就在铁路旁边，每日有好几班火车轰隆隆地路过。知青点离铁路仅仅二三十米，火车驶过的时候，脸盆里的水会荡起一圈圈的波纹。铁路为知青乏味的日子带来许多额外的乐趣。每隔几天就有消息传来，哪个地方又有人被火车轧死了，铁轨上的斑斑血迹有一里长，诸如此类。一个傍晚，生产队的一头水牛被火车撞死了。收工的时候，放牛娃牵着水牛悠然走在铁轨上。冒烟的火车如同一匹鬃毛飘拂的钢铁巨兽飞奔而来，一声长吼声震旷野，铁轨上的水牛吓住了，怎么也挪不开脚步。放牛娃在最后一刻松开了手，水牛被火车撞得飞起来，重重地落到了路基下面的水田里。那一天夜里，生产队的每一户人家都分到了几斤牛肉。

我显然比那一只水牛幸运——那个夏日的下午，如果没有抢到两三秒的时间，我也将丧命于一列火车的铁轮之下。那天暴雨如注，坚硬的雨粒如同砂石一般打得皮肤发麻，生产队不得不提前收工。沿着铁轨返回知青点的时候，我接受了一个农民的提议：头顶一捆稻草垛子充当斗笠。天地之间一片白茫茫的水帘，雨粒凶猛打在稻草垛上，噼噼啪啪的声音淹没了所有其他动静。行走之间，我忽然觉得拖鞋底下的铁轨似乎有些颤动，片刻之后突然醒悟，急忙扭头一看，身后一列黝黑的长长火车正穿过雨帘飞速扑来。我惊慌地跳下路基，冒着白色蒸汽的火车头恰好从身边一晃而过。

生产队交给我耘草的几块水田就在铁路的路基底下，一个人需要五六天才能耘一遍。火车来临的时候，我就会直起身子歇一口气。看不见车窗后面的旅客，总觉得绿色的车厢里面肯定正载歌载舞。风驰电掣的火车向着未知的远方驶去，我只能如同一株秧苗一般插在这一块水田里。多年以后我终于有了许多乘坐火车的机会。每当经过这个路段，我总是脸贴住窗口，心情紧张，目不转睛地盯住每一个山坳，盯住每一丛芭蕉树和龙眼树，生怕不小心漏过了路边那一幢两层高的小砖楼。恍惚间，铁路下面的水田里那个寂寞的家伙仍然孤独无望地站着，满脸嫉妒地目送火车飞驰而去，然后叹一口气继续俯身耘草。

我已经记不起多少关口村民的面孔，除了生产队长。这是一个瘦巴巴的家伙，面孔黝黑，小眼睛，鹰钩鼻，尖尖的下巴。很难相信，这个干瘦的家伙声音却非常嘹亮。每天清晨他会披上一件蓝褂子站在村口的一棵龙眼树下，操一口方言抑扬顿挫地骂人。许多农民就是在他连绵不绝的骂声之中挑着畚箕、扛着锄头聚焦到村口，出工下田。队长另一个反差极大的特点是，明明胳膊上没有多少肌肉，仿佛仅是一层皮裹住一根老骨头，力气却大得让人啧啧称奇。一架满载石头的板车陷入水渠，钢钎卡在岩缝里，一棵倾倒的大树无法移走……类似的难题摆在那里，一大堆人正呲牙咧嘴地围在一起使劲。这时他板着脸走过来，伸出手，总是嘿地一声往上一提一拉，所有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他的饭量也是一个谜。午餐通常是半海碗的干饭，碗里几片菜叶，偶尔会有一小块咸带鱼。有一回生产队聚餐，一大木桶的干饭搁在那儿任人食用。他对于桌上的菜肴没有多少兴趣，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起身装盛米饭，足足吃下了八九个海碗。那天我盯住他干瘪的肚皮大惑不解地看了很久——那么多的米饭到底装哪去了？

那一年的七月半鬼节，他邀我到家里喝酒。传说之中，所有的鬼魂都会在七月半鬼节的晚上溜出坟墓四处游荡，享用祭品，顺便戏弄路上的行人。生产队长的家距离知青点好几里路，我不太愿意在这种气氛之中穿过黑暗的旷野，于是酒足饭饱后就在生产队长家里留宿。天气炎热，我睡在厅堂的一架竹床上，月光清晰地勾出了屋檐的轮廓。半夜我突然被一种声音惊醒，仔细听了听是生产队长卧室里传出的鼾声。我从未想到一个人鼻腔可以发出如此强悍的低吼：鼾声如同澎湃的大潮破壁而出，在厅堂的四堵墙壁之间来回碰撞，上下盘旋。当然，这个晚上我再也睡不着，即使用枕头捂住耳朵也无济于事。掐指一算，这个瘦得像块坚硬石头的生产队长如今大约年逾八十岁了吧。前几年我路过一个村庄，见到一个穿蓝褂子的老人神情木然坐在门口的石条上晒太阳，身后的村庄空寂而潦草。那一瞬无端地觉得，现今的生产队长大约就是这个模样。

知青下乡插队是一个颁布多时的社会规划。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日后必将遇到一个村庄，我将在那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真实的关口村与我预想的那个村差异很大，但究竟差在哪里，当时我并没深想。多年过后，我一直觉得可以说出关口村的许多故事，可是，写下来的仅仅是这些。早一些动笔是不是可以记得住更多的情节和细节？不得而知。总之，现在已经无可弥补了。

两年前的某一天心血来潮，我驾车去了一趟关口村。出乎意料的是，那儿正在变成一片新兴工业园区。我曾经居住的那个小山头刚刚被夷平，两层楼高的知青点早就消失了，远处曾经浓密的村民房子也不见踪影。几辆铲车还在那儿忙碌，不知为什么平整出来的土地面积似乎比我记忆中的村子小很多。我突然记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结尾：一阵突如其来的飓风把那个称为马孔多的小镇从地球上刮走，从此无影无踪。随着城市一圈圈扩大，关口村很快会荡然无存，连同竹林茂密的那一座小山头和游荡的鬼魂。今后世界的主角将是那些铲车，它们正轰鸣着伸出无坚不摧的铁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