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散文”是继“朦胧诗”、“先锋小说”之后一次新的历史跳跃。上世纪90年代初，张锐锋、钟鸣、于坚、庞培等的长篇抒写语言匠心，无论在笔法、规制、语境、声样、想象力所指方面，在情感、个人风格、原创性和创造性心性方面，都表现甚或爆发出来某种横空出世的新鲜叙事活力，某种惊人的身段和体量。一夜之间，似乎有一种新的汉语天空照临大地；又似深山里的一条大河之源，在云遮雾绕的高原无人地带，汩汩喷涌出熠熠生辉的意象水源。一篇紧接着一篇，一人紧挨着一人，给当年的中国文学的读者造成连续不断、目不暇接的兴奋状态，仿佛山阴道上的游客，在一个好天气里突然伫立在了奔涌清凉的瀑布底下。与此同时，更年轻的作者加入进来：宁肯、黑陶、人邻、周晓枫、柯平、赵柏田、凸凹、祝勇、马叙、江子、杜丽、钱红丽、小引、沈书枝……各有各的精神求索，各人是各人直面世界的正直形象。他们的语言抒写，结合日常和梦幻、大地和乡村、河流与街巷、诗和远方、往昔和今朝、新历史和旧情怀、沧桑和稚气、美丽与丑陋……统统在或长或短的汉语世界获得痛快自由的、前所未有的无尽表述。

《旁观者》（三卷本）《马车的影子》《五种回忆》《乡村肖像》《飞箭》《流水》《斑纹》《旧宫殿》《阴阳脸》《城堡的寓言》《印度记》《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仅仅这些著作标明的书名，就轻松自逸地划出一个时代，一种最年轻活跃的新的散文国度，一个语言自给自足的《少年之中国》第一季。同时，这也表明新一代的汉语抱负重心偏移，仿佛心事重重的神奇汉语，在得以不详地预感到互联网时代阴影降落的前夜，骤然间用手捂住的一连串年轻急促的心跳，同时伴以一系列的耳鸣目眩；又或者，古老悠久的汉语，以一群仓促间上场，似乎并没有准备或预习完毕的“新散文”作者群体，对文章之道式做出了亘古回望和殷殷寄语。

毫无疑问，“新散文”诸君，在短短六七年里，开创以及奉献出的面容各异的文体、法规、书例、声样、语态、著作路数等等，恍如中国当代文学一份异常清晰的鸟瞰式的荒原图样，一瞬间，给当今以及后世的中文写作畅涤开各种四通八达的心灵道路，各条荆棘遍布的大小灵魂秘境。“新散文”们是100年来中国人所能“我手写我心”之最畅快文字、最清新口吻笔触，无己、无私、无他；无世界、无昼夜、无对错。紧随其后的刊物和杂志编辑们，亦值得中国当时代的这一股文学“清流”们集体致敬。凡伟大的创作文字，无不有呼之欲出的读者同辈人的广沃土壤，亦无不以其丰富的人性，滋润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天地人心。

事实上，一部伟大的小说，其前提必然首先是一部叙事体伟大的散文。在散文里人们最先遇见什么？文字。是纯然卓越的、个人的语言声音文字。在中国，早在先秦之前的世代，这就成为了写作者们的审美共识。书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首先，纸张、笔墨、近代印刷技术……正是由费神费脑的历代书写催生而就的。你敢说那样的飞速想象已然终止了吗？你敢认为互联网技术可能轻易再造出一个司马迁和另一个弥尔顿出来吗？文体、文本、风格，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量。不同书写体例之间的异同交集，也同样和同时在铸造出不同的新的对方来。反正、异同、黑白、上下、死亡、集灭……它们或许是更好的自己；它们一度是同胞的姊妹兄弟。卡夫卡的小说明显呈现出散文体特征，克莱斯特著名的中篇故事里显而易见存在戏剧元素，而艾略特诗歌里更集中了剧院和剧场效果氛围，这些是文学史习以为常的经典范例。

在文体自觉性程度上，或许诗人们略胜一筹，就像庄子路遇的那一棵无用的大树，因其显著的伟岸高大而无用。只有有限数量、小额度的几本书、几部著作，胆敢真正有效力地挑战和丈量我们时代：《活着》《寻找家园》《零档案》《旧址》《哭庙》《告别夹边沟》《一生读书有几多》……20世纪百年，包括21世纪最近20年的中国现当代，最具活力和韧性的文学体例，或许是回忆录和私人日记，将来，亦可能也包括书信体，即使书信时代已永远地成为了过去时态。当此风雷震荡、泥沙俱下的今天，我其实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其实不知道自己是谁，但也懵懵懂懂地有一点明白自己不是谁。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懵懵懂懂，不阴不阳，亦新亦旧，又中又西，忽明忽暗；四处游荡的幽灵，无家可归的浪子，内外交困的嗓音，有名无实的艺人，可短可长的歌泣。

可是，当大家长篇大论地谈论“新散文”的种种好处时，我却有些脸红。作为一名作者，事实上，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40年来我最主要的感受是羞愧和不安，是不自足，是一遍又一遍惶惑不安地体认自己的不自知。就我个人而言，“新散文”有、或者说尚有种种的缺失和遗憾；甚至称之为“缺陷”也不为过。另一方面，会场气氛传递出的真挚心声，其讯息亦足够丰富，尤其是有人提出1986年左右的“先锋小说”问世，给了我特别强大的启发。某种程度上，的确，1986年时我也正天天铆足了劲儿在家写小说，我也差那么一点或者说已经“成为了”先锋小说作者之一员。苏童、余华、格非们的写作，我何其熟悉，他们使小说的语言空间特异、新颖、出离、古怪、奔放不羁，这正是我们此后在散文上悉数用心去做的。更有甚者，他们各人的故事来源、文体本源，也仍旧有一个西方文学新近介绍到中国来的“资源路数”以及“资源优先”的问题。这跟张之洞李鸿章他们当年的“以夷制夷”、“西体中用”，在方法论和人生之境界上，简直如出一辙。我想，所谓“新散文”以后的顺风顺势，自然亦有它时代特定的机运，“天时地利人和”均在其中吧。历史，有时根本由不得人去言说。

无论如何，中国人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已经“睁眼看过世界”了。“夷”也好，“体”也罢，一代又一代艰苦倍尝的国人，就这样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一步步走过来了。有多少精彩的灵魂，在前方熠熠生辉？又有怎样伟大的经典作品，河流大山般耸立在了国人身旁？一时之间，我似乎感觉到一种时空倒错——我又来到了1994年的春天《大家》创刊，又一次临近了“新散文”的前夜。长夜迢迢何时尽。历史这样的曲折环回，伟大的文明形态，也一样深深涵蕴广博在我们的山水长河里，在宽阔的长江风浪里。这一次，我要说，我最终想要说：落后于世界并不可怕，落后于我们自己，才是最恐怖、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