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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时代之大作

来源:文艺报 | 石华鹏  2019年04月01日08:33

呼唤时代之作,人们期待出现全面表达这个时代的作品。何为时代之作?是指能够呈现一个时代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大作品;是指能够参与到一个时代的精神建构当中,比如提供知识、触摸真理、塑造心灵等的大作品。

呼唤时代之作

新时代与现实主义,成为一段时间以来颇为热门的文学话题。投石起浪,事出有因。激起人们谈论这一话题的原因或许有两个:一个是人们渴盼出现与这个新时代相匹配的现实主义之作,让“时代之大作品”的期许落定,而这样的作品还没有出现;另一个是有着久远传统、深厚土壤和创作实绩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今天似乎陷入了某种疲惫之境而缺乏应有的创造活力了,人们呼唤新而有力的现实主义重新复活。

元代学人虞集说:“一代之兴, 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所谓“绝艺”,即卓绝的艺术门类。虞集的意思是说,时代之兴,也兴某类艺术。

明代学人王思任说: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一个时代的作品需传达一个时代的精神,时代精神把握不准,则作品传不远。

近代学者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后世”的诗词曲均“莫能继焉者也”,但后世之时代也在开辟属于自己的文学,诸如清之小说、民国之杂文散文等也是别开生面。

时间演进到今天,一个全新时代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物质充盈与生存压力并存,数字科技与智能生活同构,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相交,大众文化消费与精英精神共存,信息爆炸与媒介更替交织。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与最坏、至繁与至简、快乐与焦虑的时代。

呼唤时代之作,人们期待出现全面表达这个时代的作品。何为时代之作?是指能够呈现一个时代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大作品;是指能够参与到一个时代的精神建构当中,比如提供知识、触摸真理、塑造心灵等的大作品。

今日时代之作当由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来担纲。此为共识。许多伟大的作品已经证明,长篇小说是一种伟大的文体,它由长度、密度、难度构成的文本成为一个民族的“秘史”,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交响曲”。长篇小说是文学江海中的一艘巨轮,它满载人类的故事、经验、思想和梦想,破风犁浪,驶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之港。

每个时代都会诞生烙上自己时代印记的文学作品,它所包含的时代背景、时代精神、叙事语言、人物形象等信息留存于作品中,如同随时等待复活的密码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大历史叙事的一部分。这样的作品早已出现并镶嵌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无声地讲述着各自时代的故事,这些具有时代概括性和历史参考性的作品,成为文学创作的独特景观。

但颇让人费解的是,21世纪过去近20年,在我们的阅读记忆中,竟然没有出现一部或几部堪称出色地表达了近20年来我们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时代之作。保守一点估算,我国每年出版长篇小说数千部,20年几万部,为何没有冒出大家公认的时代之作?个中缘由耐人寻味。难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与作品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太近,无法辨识它们的魅力?难道是“一叶障目”“厚古薄今”——我们的审美偏见让我们对时代佳作视而不见?难道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书写当下时代之难,我们还没有找到写出这个大时代精气神的方法?

几种缘由或许兼而有之,但面对一个全新时代,我们作家失去了对新鲜、复杂现实的敏锐把握和思考提炼的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寻找新的路径和新的表达的勇气和雄心,这可能是时代之作迟迟未曾出现的主要缘由。

时代与写作之变

情形大抵也是如此。今天之时代,繁杂多元如网,信息汪洋似海,众多或隐或现的写作现实提示我们,作家与时代之间出现了新的矛盾,这矛盾在于,作家正在减弱或丧失的想象优势、知识优势和思想优势与新时代最广阔的多样性和最深层的真实性之间的不对等、不相宜、不协调。

自古以来,作家都是阿基米德式的人物,都在寻找那个类似于可以撬动地球的支点去撬动一个时代,印刷时代、广播时代、报纸电视时代,作家更容易寻找到那个支点——因为读者获取的信息量小而单一,作家的想象优势、知识优势、思想优势相对明显,但是在今天,从物质享用到精神消费,一切天翻地覆,网络新时代降临,信息如潮涨潮落一样海量产生和迅疾流通,一方面读者和作家站在了同一信息高地上,另一方面构成时代的“点、线、面”复杂多样且瞬息万变,作家似乎更难把握所处的时代,更难概括时代的精神实质,更难寻找到那个撬动时代的支点,写作不由自主地陷入某种困难和尴尬之中。

当然,时代把握之难并不能构成时代之作诞生之难的理由。话又说回来,又有哪一个时代不复杂,又有哪一次对一个时代的书写不是荆棘丛生难度重重呢。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通过描述1805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历史和生活,展现的却是整个俄国广阔和雄浑的气势,在有限的叙述时间和空间中如何抵达“时代的伟大史诗”,是托尔斯泰面临的时代之难。与之相反,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讲述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加勒比海城市的境况:战争、霍乱以及人为破坏,50年的时代之变如何通过一个爱情故事浓缩起来,让人得以窥视其时代细节,这是马尔克斯面临的时代之难。

如何写出时代力作

无论是托尔斯泰的“以小见大”,还是马尔克斯的“以大写小”,每一次对时代的书写均难度重重,只是今天我们对时代的书写难度异常突出而已。这难度来源于一个硬币的两面。

一面是过于庞大而崭新的时代。城市化推进和科技改变生活——当下两种庞大的“现实”正塑造着我们的新时代,描摹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图景。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传统的乡村农耕文化日渐弱化,我们父辈是土地上的最后一代农民,我们兄弟姐妹奔走于各个城市之间,打工谋生,过着半城市半乡村的生活。由城乡对立过渡到乡村城市化,人的精神现实又经历了何种嬗变?此外,科技正在打造我们的新生活——足不出户或远行千里均可自行选择,工作和生活系于网络,自媒体时代正在替代报纸电视时代,信息的发达和畅通让人们成为无所不知的“上帝”。新生活正在塑造我们全新的观念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有些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新的时空感觉悄然建立;丰富的社会情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正在悄然形成。一句话,都市文化和技术文化正在塑造新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每一部有价值的时代之作将无法绕开这一现实。

另一面是作家的想象力和思考力滞后于时代。当今天的信息、游戏、影视和廉价小说代替经典小说的叙事魅力时,美国当代著名评论家乔治·斯坦纳指出:“在小说家和天生编故事的人之间,已经出现了无言的深刻断裂”,作家的“想象力已经落后于花哨的极端现实”。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早在1936年就预言过:新闻信息“给小说带来了危机”,他将这一切归咎于经验的贬值,说“经验贬值了,而且看来它还在贬,在朝着一个无底洞贬下去。无论何时,你只要扫一眼报纸,就会发现它又创了新低,你都会发现,不仅外部世界的图景,而且精神世界的图景也是一样,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我们从来以为不可能的变化。”

经验泛滥和过剩导致经验贬值的同时,也导致了小说家经验的逼仄和肤浅,因为经验的大量传播和高速度将具有想象力优势的小说家置于与读者平等的地位,小说家经验甚至不及于一个分工细微的职员,所以在今天的时代,小说家们的想象自信正在被打垮,他们不断在重复一句话:生活比小说精彩。既然如此,还要小说干什么,还如何写小说?而过去小说家身上拥有的那种“好的小说永远比生活精彩”的写作信念,在今天的时代面前黯然失色。

时代之大作难以出现的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时代把握之难和作家想象力滞后于现实以外,或许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旧有的长篇小说文体是否无法适应今天的时代了?它是否无法囊括当下庞大而复杂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了?这个时代的表达或许需要一种创新的长篇文体,而这种文体正在酝酿之中。我们的文学变迁轨迹已经见证过史诗和戏剧的衰落,或许它正在见证长篇小说的某种变异。比如网络小说已经出现了千万字数的超级篇幅,那么篇幅的延长是否会是时代之作的新趋势?德国汉学家顾彬明确表示:“长篇小说的时代过去了,应该回到中短篇小说”,“集中于一个人的灵魂”。他的理由是,长篇小说是一种对整体的渴望,而现代性之一,是全体的丢失,中心的损失。提出“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的英国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奉劝那些作者不要再野心勃勃地试图向读者展示“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他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描述“一个人对一件事的感受”上。这两位评论家只是预言托尔斯泰式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在今天的失效,但他们并没有提出新的解决方式。“一代之兴, 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在这个新的时代的节点上,时代之大作或许会与一种新的表达模式共同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