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广东活跃着一大批优秀的青年诗人，这早已是文学界公开的秘密。我和这些诗人，有着广泛的交往，他们性格上的率真，面对诗歌的热情，坚持文学理想的执着，常常令我感慨万千。在这样一个欲望过度膨胀的时代，诗歌作为心灵的事业，生存空间正变得越来越小，它的衰朽和没落似乎成了必然的命运。可是，谁能想到，在商业主义最为发达的广东，诗歌仍旧以纯粹的面貌在热烈地生长，诗人依然怀着赤子般的天真在写作？有一大批年轻诗人，在广东自在地生活，他们写作，朗诵，办网站，出书，争论，核心的话题就是诗歌。他们不自大，也不自卑；不张扬，也不羞涩。他们不蔑视现实，也不轻易向现实投诚。诗歌在广东，有着一颗平常心，并且一直悄悄地守护着这个地方的文化自尊。

这是一个真实而宽容的群体。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带着各自的口音，记忆，气息，散落在各个角落，认真生活，努力写作。我在广东，见过太多这样的诗人，谦逊，沉着，有所为，热爱生命——他们完全和社会上所流传的诗人形象迥然不同。这是广东诗人独有的特色吗？我不敢肯定。但我通过他们，至少知道了两个事实：一、蔑视诗歌的时代，必然是浅薄的；二、诗歌写作离不开某种地气的滋养。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我当然知道，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是，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成就，作为一种胸襟和情怀的独特书写，它可能会沉寂一段时间，但并不会消亡。中国人的生活，许多时候，是追求一种诗化人生的；没有诗歌，这个世界就会少很多真实的性情、优雅的气度。林语堂曾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盖宗教的意义为人类性灵的发抒，为宇宙的微妙与美的感觉，为对于人类与生物的仁爱与悲悯。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愫。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头未曾寻获此灵感或活跃的情愫，宗教对于他们不过为装饰点缀物，用以遮盖人生之里面者，大体上与疾病死亡发生密切关系而已。可是中国人却在诗里头寻获了这灵感与活跃的情愫。”[1]这是一种精准的看法。确实，从本质上说，中国并没有自己始终如一的宗教信仰，属于宗教意义上的性灵的抒发、对宇宙微妙的感受等情愫，几乎都被诗所代替。

至少古代中国是这样。

今天，商业繁盛了，到处都是欲望的加油站，内心世界正在缩减，个人的情怀也不再活跃，许多的人，习惯在一种公共的标准里生活，并视此为时髦或者潮流。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需要诗歌的时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真正的个人正在隐匿，“活跃的情愫”日益衰微。一个轻的、机械的、塑料的、分工细密的社会，当然想不到用自然来给心灵疗伤，更想不到用诗歌的性情和慈悲来与世界对话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广东这批青年诗人，在丰盛的物质面前，偏偏选择了诗歌这样一个小小的心灵栖息地，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愿放弃对一种有精神风度的生活的向往。

他们看似在守护诗歌，其实守护的不过是内心那点小小的自由和狂野。

这是令人尊敬的。有人说，广东这地方务实、世俗，缺乏诗意，也产生不了好的诗歌，很显然，这是文化偏见。诗意在哪里？其实就在日常生活里，就在那些渺小的人心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一种诗意，“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不也是一种诗意？诗歌并非只与天空、云朵、隐士、未来有关，它同样关乎我们脚下这块大地，以及这块大地上那些粗砺的面影。广东的务实与宽容，有效地抑制了诗人那种不着边际的幻觉，广东的诗人们聚在一起，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很实在地写作、表达、生活，这是一种更为健康的诗歌气氛，它使诗歌落到地面上来了。即便是那些外地来到广东定居的诗人，时间久了，也会慢慢融入到这种现实中来。

二

一个地方的地气，必然会滋养一个地方的写作。或许，正是因着这种滋养，使得广东的诗歌写作，有着比别的地方更精细的经验刻度，以及更诚实的心灵。

我对地域与写作之间的关系，一直存着浓厚的兴趣。现在，有一本诗集，就叫《出生地》[2]，收录的诗人，都是来自广东本地土生土长的，把他们独立出来观察，把写作当作出生地对他们的馈赠，这是出版创意，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出生地》原是黄礼孩的一首诗名，他在诗中说，“一个人 活不下去/就回到出生地打点生命”。那么，一个诗人写的诗歌如果抽象而毫无活力，是否也需要“回到出生地打点生命”？这显然是一句警语。我很高兴读到这些朋友们的诗歌，亲切、自然，既有俗世的欢乐，又有沉思的面貌。其实，世宾、羽微微、浪子、黄金明、赵红尘、燕窝、陈陟云、唐不遇、张慧谋、温志峰、巫国明、陈计会、粥样、刘汉通、游子衿、青蛇、黄礼孩等人的诗，于我并不陌生，只是，如今以“出生地”为名，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读起来感觉大有不同。他们作为个人，声音是温和的，清晰的，一旦联合成为一个整体，我突然发现，这个声音已经变得无比的壮观和盛大。

我无意从诗歌地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这批诗人的写作意义，但是，强调一个诗人的精神原产地，在今日这个无根的时代，的确有着异乎寻常的价值。黄礼孩说得好，“在省略了身份，省略了祖籍，省略了故乡的今天，在身心日渐凋落的时候，在你无法把身体安放在哪里时，回到出生地，寻找适合自己进入和表达的地方，寻找更自由的呼吸和从容，肯定是写作上的一次再启程。”[3]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其实都急需这样一次的重新扎根，这样一次的再启程。因为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由于急剧的社会革命，多数人迷信“生活在别处”，很多的作家，把抛弃故乡当作了潜在的写作背景。尤其是对传统中国的深刻怀疑，导致很多作家几乎都对自己脚下的大地、对故乡已经不信任了，他们都有离开故乡、到远方去的写作冲动——这种写作情怀，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直到今日，抛弃故乡的写作依然是主流。

这甚至导致了一种新的写作殖民主义的出现。这种殖民，不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殖民，而是一种生活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殖民。这恐怕是当今社会最需要警惕的写作潮流。比如，现在很多年青作家，大量写到了城市生活中奢华的一面，喝咖啡，泡吧，逛高级商场，穿名牌，到世界各地游历，等等，这种生活不是不能写，可是，假如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去写这种奢华生活，而对另一种生活，集体保持沉默，这种写作潮流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写作暴力的——它把另一种生活变成了奢华生活的殖民地。为了迎合消费文化，拒绝那些无法获得消费文化恩宠的人物和故事进入自己的写作视野，甚至无视自己的出生地和精神原产地，别人写什么，他就跟着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这不仅是对当代生活的简化，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背叛。若干年后，读者（或者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再来读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无形中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这个时期中国的年青人都在泡吧，都在喝咖啡，都在穿名牌，都在世界各国游历，那些底层的、被损害者的经验完全缺席了，这就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殖民。这种写作的殖民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非常严峻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在如今消费文化作主导的文学传播中，有购买力和消费力的人群，可能只关心这样一类奢华生活的故事，以为这就是现代化，这就是美好的未来，而更广阔的人群和生活，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诗歌写作界，这种状况也很普遍。大家都在写似是而非的身体、欲望，或者端着文化的架势，写出来的东西，千人一面。诗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公共写作的时代。经验是公共的，感受是公共的，甚至连语言的节奏感，都是大同小异的。少有人能对这种潜在的公共性，有必要的警觉。很多的诗人，看起来是在个人写作，是在生活现场，其实骨子里还是公共写作、书斋写作的模式。书斋写作最大的问题是，诗人们正在对具体、准确、日常的现实丧失基本的感受力，或者找不到具有生活质感的细节来表达感受——这种写作可称之为是观念写作、抽象写作，他的观念是无法在具体的现实中展开的，因此，这种观念是死的，非文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不仅要强调诗人的想象力，更要强调诗人回到真实、具体的生活现场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书斋写作正在使诗人的精神变得苍白。我记得钱穆先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晚清文化衰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今天的诗歌会衰落，又何尝不是因为诗歌成了纸上的文学？诗歌在今天缺乏社会影响力，缺乏感动人心的力量，与此密切相关。

诗歌和小说一样，在实感层面，也要创造一个生动的世界，这需要诗人的各种感觉器官都向这个世界敞开，他的心灵能力，也要通过这种感觉的释放传达出来——这种写作，才是有生命的写作。写作的生命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具体体现在一个个有生命的细节和词语中的。一个诗人，一旦感觉钝化、心灵麻木，或者他对世界失去了诚实的体验，怎能再写出好的诗歌？韩少功最近说，“恢复感觉力就是政治，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4]，我同意。所谓恢复，其实就是以前有的，现在弄丢了，以前是常识，现在成稀有事物了。感觉力，同情心，理解力，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写作素质，可在今天的诗人身上，到底还存在几何？有一些诗人的感觉越来越怪异，想象越来越离奇，心却像钢铁一样坚硬。

今天的诗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用头脑写作，而从来没有想过，诗人有时也是要用耳朵写作、用鼻子写作、用眼睛写作的。诗人只记得自己有头脑，没想到自己还有心肠；诗人只想到自己有手，没想到自己也有眼睛、鼻子、耳朵、舌头。好的写作，绝对不仅是头脑和手的合作，而更应是头脑和心肠的写作，并且要调动起全身所有的器官，让它们都参与到写作中来，这样创造的文学世界，才会是生动的、丰富的。前不久，我在一个会议上感慨说，我在当代文学中很久没有听到一声鸟叫，很久没有目睹一朵花的开放，也很久没有看到田野和庄稼的颜色了。今天的诗人都耽于幻想，热衷虚构，惟独不会看，不会听，不会闻；他们的世界是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的。这个感受，我去年八月到乡下小住时，尤其强烈。

我本是来自农村的，可这些年在城里工作之后，每次回乡下，都匆匆忙忙，早已丧失了很多乡村特有的经验和感受力。去年八月，我到福州旁边的永泰县一个朋友家小住。那个地方是一个优美、安静的村庄，海拔不低，所以即便是酷暑，睡觉的时候也要盖棉被。一天傍晚，我吃完饭，坐在朋友的家门口，看着夜幕一点点降临，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十多年没有真正感受过什么叫黄昏、什么叫凌晨了！以前在城里，天还没黑，所有的灯就亮起来了，夜幕一点点吞噬世界的情景，你根本不可能看到；而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你也根本没有机会感受晨曦一点点将万物显露出来的过程。现在的都市人，普遍过着没有黄昏、也没有凌晨的日子。我们的生活，似乎和自然、和大地是没有关系的。这也就难怪作家们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不生动了。可是，我们看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眼睛是睁开的，鼻子是灵敏的，耳朵也是竖起来的。你在他的作品中，会读到丰富的感受，有很多细微的声响，也有斑斓灿烂的颜色。

三

我渴望重新看到一个感官活跃、胸襟宽广、精神扎根、同情心复活的文学世界。《出生地》一书，就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想象。

我能够在这些广东诗人身上，读到一种对当代生活的挚爱，以及进入这种生活的决心。他们的诗歌，有细节，也有情怀，诚恳而热烈。他们所写的快乐，是有“纹理”的；他们笔下的乡村小学，有“童年的草垛、月光、老樟树”；他们知道“再小的昆虫”，“也有高高在上的快乐”；他们“同时背负他人无法割舍的苦难和欢乐”，都还觉得不够……我无意对每一个人的诗作进行引述，因为这些诗作，如同大地一样质朴，简明而好读，它所需要的，只是读者也带着感官和同情心来读它：

天堂鸟开了，勿忘我开了

紫色熏衣开了，金色百合开了

美丽的名字都开了

只是不要留意我

我要慢慢想，想好一瓣

才开一瓣

——羽微微：《花房姑娘》

它曾经历过风暴，曾目睹

白昼和黑夜之间的摇摆

它没有停下，它在日落之前

曾见证过天空一掠而过的辉煌

它曾听见上天的召唤

听见大理石石阶在堆砌

它本可以踩着自己的肩膀，一去不返

但它留在了原地

而如今，它在落下，在归家

在飘向暮色沉沉大地的中途

它依然默不作声

——世宾：《落叶在归家》

我在大地上

等到一只鸟回归树林

它鸣叫的时候

我知道飞得再高的鸟

也要回到低矮的树枝上

我一直在生活的低处

偶尔碰到小小的昆虫

当它把梦编织在我的头顶上

我知道再小的昆虫

也有高高在上的快乐

犹如飞翔的翅膀要停栖在树枝上

——黄礼孩：《鸟和昆虫》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以“出生地”来为一个写作群体命名，似乎向我们重申了一个写作的真理：一个诗人，如果没有灵魂扎根的地方，没有精神的来源地，是很难写出好作品来的；我们需要张扬一种使灵魂扎根的写作，一种有根、有精神来源的写作，这样的写作，使我们读了一首诗之后，会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也知道诗人的这种感受是从哪里来的，这比书斋里的苍白想象要有力得多。

当乏力、贫血的纸上文学遍地，我尤为看重诗歌中那种粗砺、有重量、有来源、在大地上扎根和生长的经验与感受。可是，长期以来，现有的诗歌教育总是喜欢告诉我们，诗歌的方向应是向上的，写诗就如同放风筝，只有飞扬起来，与天空、崇高、形而上、“痛苦的高度”密切相联的诗歌才是正确、优秀的诗歌，而从大地和生活的基础地基出发的写作，则很容易被视为平庸和世俗。诗歌仿佛只剩下一个方向，向上的，如同从小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天天向上”。但我认为，诗歌的另一个向度更为重要：向下。故乡在下面，大地在下面，一张张生动或麻木的脸在下面，严格地说，心灵也在下面——它决非是高高在上的东西。诗歌只有和“在下面”的事物（大地和心灵）结盟，它才能获得真正的灵魂的高度，这是诗歌重获生命力和尊严的重要途径。在下面，却有着真正的灵魂的高度，看起来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内在的真实。如同圣经所说，要升高就得先降低自己，就像耶稣，他从天降下，降卑为人，当他低到十字架、死亡和坟墓的高度时，神就让他复活，“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因此，越高者越在低处，虚无缥缈的伪高度不是诗歌所要追求的境界；真正的诗歌，离不开地气的滋养——有了这个滋养，诗歌的生命才能健旺。

中国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注重生命，而生命最核心的就是要扎根，要落到实处。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可见，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本是一。因此，最好的文学，都是找“心”的文学、寻“命”的文学，也就是使灵魂扎根、落实的文学。“人类有了命，生了根，不挂空，然后才有日常的人生生活。”[5]如何才能“不挂空”？就是要回到记忆的原点，找到精神的基座，而“出生地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记忆”，回到出生地的过程，又何尝不是找灵魂的过程？

写作是记忆的炼金术。离开了记忆，写作就会失去基础地基。出生地作为记忆的源泉，所唤醒的往往是一个人身上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所以，伟大的作家往往都是写自己所熟悉的故乡。鲁迅写绍兴，沈从文写湘西，莫言写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写商州，福克纳写自己那像邮票一样大小的家乡——每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写作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如同白洋淀之于孙犁、北京之于老舍，上海之于张爱玲，沱江之于李劼人。上面所说到的所有写作困境，如感受力的丧失、经验的虚假、缺乏面对具体现实的能力等，无不跟一个作家、诗人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根据地有关。没有精神根据地，盲目地胸怀世界，他所写下的，不过就是一些公共的感叹罢了。

尽管“出生地”的命名，更多的是一个精神概念，并非地方主义的标签，但通过它重申一种让灵魂扎根、人心落实的写作品质，在当下这个浮躁、挂空的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文学是有出生地的，诗人是要追问自己的精神来源的。所以，米沃什才在回忆录中坦率地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6]——这个“谨慎”，使他知道自己所能看到的现实是有限的、具体的、窄小的，而伟大的写作，往往就是从一个很窄小的路径进入现实，再通达一个广大的人心世界的。这是写作最重要的秘密之一。读了《出生地》一书，我更加坚信，这个秘密是真实的、可靠的。

（本文是为黄礼孩主编的诗集《出生地》而作）

参考文献：

[1] 林语堂：《诗》，见《吾国与吾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黄礼孩主编：《出生地》，花城出版社，2006年。

[3] 黄礼孩：《诗歌是出生地给我们的恩赐》，见黄礼孩主编：《出生地》，第257页，花城出版社，2006。

[4] 张彦武：《韩少功：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11日。

[5] 牟宗三：《说“怀乡”》，《生命的学问》，第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转引自西川：《米沃什的另一个欧洲》，见切斯瓦夫·米沃什：《米沃什词典》，西川、北塔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