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代备受推崇的作家恰恰是特雷弗、门罗等技艺精湛的文学匠人，也是麦克尤恩、村上春树这类的小清新作家,这是文学精神的落寞

机缘巧合，我需要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博士项目之中做出选择。

前者是传统的英语与创意写作博士，延续着美国写作项目打磨手艺的传统，我会在这里继续讨论自己和同学的作品，浸润于英语系的理论课程中，参加英语系的资格考，只不过博士论文可以自己的长篇小说代替，系主任也是小说家。

后者是一所美国名校近几年新办的作家项目，设在比较文学专业下，除了必修的比较文学专业课外，可以自由选修任何与自己写作项目有关的课程，需参加比较文学的博士资格考，精通三门语言，博士论文则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结合。

后面这一项目的负责人说：我们希望让作家重新思考“什么是知识”，希望给他们提供更广泛，更深入的知识上的训练。

这一理念听起来很好，但是我有我的犹豫：该项目中没有作家作为执教者。系主任信心满满地说，我们这些经验丰富的文学教授就可以给你足够的指导。我听出了学者对创作的想当然。

近两年我在爱荷华大学教本科生创意写作，每次讲到情节设计，我都会播放法国的电影短片《调音师》。影片讲述一位琴童在钢琴比赛挫败后假扮盲人调音师谋生的故事。阴差阳错，命运把这位调音师领到了凶案现场。他按门铃，对方不应门，他打开随身携带的日程簿核对地址，再按门铃，房里的老太太说：丈夫不在家，不方便开门。调音师开始诉说自己作为盲人的苦恼，来一趟是多么不容易，对方于是把门开了一道缝，还是想把他打发走，就在这时候，对面的邻居也开门窥探了外面的情况，老太太这才开门让调音师进屋。

我请学生想为什么要设计这个“核对日程簿”的细节，又为何要让对面的邻居开门来看。

受过传统文学教育的学生很容易抛出“象征”，“对比”等修辞方面的回答。但在写作课里，我需要他们把这些统统扔掉。我们要思考的是：倘若要写某个人无意间闯入凶案现场，但杀人犯并不是傻子，怎么会在刚杀了人，尸体还没凉透的情况下放陌生人进来？

如果从这个问题出发，就会发现电影里的这些设计是合理的。老太太最初不想开门（所以才有了调音师以为走错门，拿出日程簿核对地址），而后拒绝开门，直到邻居探头张望，老太太不想惹人怀疑，只好把“盲人”带进家门。

并且，这里的设置对之后情节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本日程簿，老太太最终会发现这位“盲人”是冒牌货，也因为邻居在家，才有了调音师最终的拼死一搏——只要我一直弹琴，她就不能杀我。

从小说写作角度，我们首先做的是让故事成立，让情节合理，让人物可信。这些基本功被批评家称为“技巧”，他们常常轻蔑地提起这个词，他们更看重的是所谓“象征”“隐喻”“对比”之类的事后分析。很多时候，他们忘了，一个真正起效的象征首先是小说情节逻辑层面的必需。

然而，另一方面，作家需要的不只是技巧，更是渊博的知识。近日看到有朋友抱怨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和加拿大著名作家艾丽斯·门罗的“小”，批评他们的小说固然精致，但生活场景非常有限。我深有同感。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借美国作家保罗·哈丁的话：“我不喜欢那些总在抱怨白人中产阶级生活的作品，那些书本身就成了他们所不满的粗糙的物质主义的一部分。”

最近我仍在重读经典作家：福楼拜，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在写给好友路易的信中谈到他们这代写作者的无知，他向往着荷马和拉伯雷的丰富——他们知道所有东西，我们一无所知。这种自愧弗如放到今天吾辈的身上怕更是如此。

但是当代备受推崇的作家恰恰是特雷弗、门罗等技艺精湛的文学匠人，也是麦克尤恩、村上春树这类的小清新作家。王宏图教授近日撰文谈麦克尤恩的《黑犬》与梅尔维尔的《白鲸》，前者明晰单一，后者复杂精深，也可窥见文学精神的落寞。每个学期我都会带班上的学生读一篇村上春树的小说英译，过去三个学期我选的作品都来自他早年的作品集《神的孩子全跳舞》，今年我想带学生读点他的新作，于是用了《纽约客》杂志去年三月刊发的《风穴》。

学生和我读了都很失望。小说讲述的是叙事者的妹妹十多岁时死于先天性心脏病，几年后叙事者患上了幽闭恐惧症，故事末尾叙事者回想曾经和妹妹造访富士山边的风穴，妹妹进到洞穴深处，有一段时间他们处在失联的状态，后来妹妹出来了，感叹说“爱丽丝仙境里的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

这是当代文学一再重复的主题：“亲人的死亡”，但是村上春树抖着他的小机灵，做了个漂亮的手势糊弄过去了，既没有更深的挖掘，也并没有全新的视角。在我看来，这个倾向在他早年的作品里已经初现端倪，比如说，他早年的名篇《泰国之旅》结尾用到北极熊一年只交配一次的段子。但在当时，这些花絮新鲜，吸引人，而且故事本身是扎实的，所以可谓锦上添花，但倘若故事说尽，只剩段子，就成了鸡零狗碎的中学生作文。

今天的悲哀还在于，年轻的写作者，或许受着成功学的鼓动，迷信着小清新作家的畅销，竭力学习讲段子的功夫，以为优秀的短篇就应该如此。

说回经典，我正在翻译一本全新的梭罗传记，也借这个机会重新走进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的人生。爱默生和梭罗的确令人肃然起敬，这些先验主义思想家不仅思考着基督新教，还广泛阅读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宗教典籍，以此“探寻精神真理的源头”。爱默生的很多诗作可以看到他学习梵文的遗迹；梭罗很早就看清这些先验主义学者受限于安逸的生活，他于是离开他们，把他的“散步”扩大到自然之中。他鼓励《瓦尔登湖》的读者进行自己的生活实验，不要效仿别人，也不要效仿他。最终，梭罗把生命活成了一场无比丰富的实验艺术。

近两百年以后，作为当代人的我们，世界看似丰富广大，但我们和它的接触或许是浅显且狭小的。我们失落的或许不只是渊博的文学，更是用生命来不断实践，扩充自我的勇气。

（作者为青年作家、现执教于美国爱荷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