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语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近年来的非虚构写作风头正劲。但从学理研究的角度说，这一文学现象依然存在着诸多待解的难题。比如它的知识谱系、理论疆域和价值经验等等，迄今仍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偏偏这些问题，又是我们在未来历史化和经典化非虚构写作的逻辑前提。基于如此考量，本期话题便聚焦于这一方兴未艾的文学现象。

蔡家园的文章，明确指认了非虚构写作中创作主体的行动性、专业性和个人性问题。以为“‘非虚构’概念的关键并不在于写作是否需要‘虚构’，更不是‘反虚构’或‘不虚构’。它是以‘真实’这个文学的基本命题作为切入点，由反思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入手，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精神而进行的一次发问与求解”。而这种发问与求解，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可资借鉴的价值经验。

刘蒙之则以“非虚构写作不是什么”为题，廓清了这一文学现象的理论疆域问题。在他看来，非虚构写作“不是虚构文学、不是报告文学，不是简陋的新闻报道”，尤其需要“向问题意识和更高层次的象征性意义开掘”。换言之，非虚构写作可以超越具体的社会热点和事件，在普遍性意义上发挥文学的“熏浸刺提”之功，继而以道德伦理教化众生，以世情百态熏染人心。如此眼光，自是为当前的非虚构写作提出了更高期许。

相比之下，宋时磊更注重对非虚构写作的知识谱系的勘察。他从“舶来品”这一概念入手，细致辨析了非虚构写作的历史脉络和知识旅行问题。以为“或许作为一个词汇，非虚构会过时；但中国当代转型时期丰富的实践，是非虚构写作的永动机，尽管它可能会以另外一个名称或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以此推论，非虚构写作虽然问题不少，但只要创作主体依旧具备蔡家园所说的“行动性”，则其前景仍然可期。

——叶立文

 

非虚构写作骤然热了起来，从杂志业、图书业、新媒体到影视业对非虚构写作都宠爱有加。传统文学杂志如《人民文学》，新闻杂志如《南方人物周刊》，时尚杂志如《GQ智族》，新媒体平台如腾讯谷雨、网易人间、澎湃湃客，图书业如《单读》系列和译文纪实等，连文字边界外的影视业都对非虚构写作热心追逐。历史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知识传播也借鉴非虚构写作，史景迁、塔奇曼等人的历史著作一路畅销，自科大号“知识分子”“果壳”玩起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几乎横贯所有领域的知识叙事，成为跨学科的元叙事模式，如同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泉水，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才发现湿透了很多地方。

从血统上说，非虚构写作是新闻和文学两种传统的混血，根源上要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便士报时期“讲故事”的新闻业。其时，一类报纸如《纽约时报》主张呈现客观性的资讯，另一类报纸如普利策的《纽约太阳报》倾情“讲故事”的新闻业，这两条脉络并行不悖，一支发展成古板的资讯式新闻，文本简陋，信息精确，另一支发展为具有故事弧的文学新闻。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复杂的社会、混乱和动荡的社会现实跟前，美国读者对枯燥、简单、机械的5w新闻内容感到厌烦，以乔·路易斯、汤姆·沃尔夫等人为代表的作家型记者在《大西洋月刊》《纽约客》《名利场》《时尚先生》等一批文学新闻杂志的支持下大胆进行了文本创新。文学新闻在这种大潮中冲磨洗涤，不断完善自己的技巧，基因突变最终发展为今天的非虚构写作。

20世纪60年代以后，非虚构写作变成是一种具有明显文本特征的文体，有人甚至称它为小说、戏剧和诗歌之外的“第四文体”，直到今天美国还有一本专刊非虚构作品的杂志名字叫做《第四类型》。让非虚构写作名声大噪的是杜鲁门·卡波特的名著《冷血》，当然，在卡波特之前并非没有杰作问世，1919年约翰·里德的《震惊世界的十天》就是非虚构写作的经典之作。而卡波特之后的作家中，老一代的有汤姆·沃尔夫、亨特·汤普森、诺曼·梅勒、盖伊·特立斯等，新一代的有迈克尔·刘易斯、理查德·普雷斯顿、苏珊·奥尔良等，新老两代作家的名单长到本文无法详举。最膨胀的时候，身兼记者和小说家两重身份的汤姆·沃尔夫在《时尚先生》上声称非虚构文学替代小说是文学的“重头戏”。这个宣言相当超前，却有些冒进，虚构文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魅力，正如E·M·福斯特所说的“小说比历史更真实，因为它超越了证据”，小说提供的情感真相与心灵影响作用一直都是巨大的。

事实上，从20世纪初开始，非虚构写作文学界遭遇的批评就不绝于耳。文学阵地《纽约书评》认为只有小说才是文学的上层阶级和唯一能创意的写作，新闻记者只配为作家挖掘材料。朱利安·霍桑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文学关注的是精神问题，新闻关注的仅仅是物质问题，两者高下立现。不独如此，非虚构写作还遭到以《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为代表的新闻阵营的批评，这种论调认为文学技法挑战了19世纪70年代奠定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非虚构写作既不是严格的新闻，也不是审美的文学，是四不像的劣质货。可是直到今天，这根劣质株茎不但存活下来，而且野蛮生长，以至于不能被无视、忽视和轻视。

那么非虚构写作到底是什么？非虚构写作首先可以分为实用的非虚构写作和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两类。实用的非虚构写作事实准确，文本简陋粗糙，不追求叙事的精彩。文学的非虚构写作强调以创造性的方式呈现精确事实。另外，与从前的其它类型相比，非虚构写作解放了文字写作的体裁和题材。非虚构写作题材广泛，包括文学新闻、非虚构小说、历史写作、传记写作、旅行写作、科学写作等不一而足。在选题上非虚构写作关注日常，从煤炭之旅、棒球手套到脑外科手术和狗狗葬礼，诸如这样的选题通常进入不了文学作家的法眼和新闻编辑部的选题范围。

非虚构写作最核心的两个特质是事实精准和叙述精彩。“非虚构”要求故事真实，不允许夸大和捏造事实。美国作家约翰·达加塔和事实核查员吉姆·芬戈尔长达七年的激烈矛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10年，达加塔发表在《信徒》杂志上的作品《那里发生了什么》讲述了拉斯维加斯一名少年跳楼身亡的真实事件，芬戈尔在其中发现了32处失实之处。对于自己的虚构行为，达加塔辩解说：“如果镜子是处理人类经验的一种的方式，我怀疑人类是否会发明文学。”他认为“事实是愚蠢的”，故事事实比发生事实更有意义，他要的不是坚持事实，而且是叙事精彩。但芬戈尔认为事实红线清楚无比，不能公然蔑视，于是两个人打了七年的嘴仗。这场争论的要害不在于约翰·达加塔承认自己篡改事实、引文和自由想象等失实之处，而是他对非虚构写作的错误态度。达加塔把打嘴仗的内容汇集成了一本新书《事实的跨度》为自己辩解，遗憾的是这本书出版后，舆论倒向了芬戈尔一边。

非虚构写作是一种用创造性的语言讲述真实发生的故事，而不美化事实的写作形式，读者担心这种写作立场会催生无数不值得信赖的非虚构作品。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种非虚构类作品：一种是“严肃”的非虚构作品，它与虚假做斗争，另一种是“艺术”的非虚构作品，它让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非虚构作家必须在对事实真相玩忽职守和对事实真相尊重敬畏之间划清界限。真实度光谱的一个极端是非虚构，另一个是极端的虚构。非虚构写作就是非虚构写作，不是其它。在写作史上，没人禁止在小说中使用事实，但在非虚构写作中，禁止编造和嫁接却是共识。伟大的非虚构作家追求艺术性，但必须忠实于哪怕最细微的事实。

叙述精彩指的是运用文学技巧，即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运用的叙事技巧，以引人注目的、生动的、戏剧性的方式真实、准确地描写真实人物和事件的叙事。早在1906年，美国评论家华尔纳就说：“我们需要的是把文学和新闻组合为一体，并且是上帝让他们在一起的，只是人们把它们分开了。”20世纪60年代后，文学技法无害于事实成为非虚构写作圈的共识，新闻领域的新闻特稿、叙事新闻、文学新闻都不避讳文学笔法，严谨的历史学家、传记作家、研究自然和病毒的科学家在让知识走向公众时也在追求文本的精彩度和审美感。真言必须美言，这构成了非虚构写作的一体两面。

随着非虚构写作流派的不断普及，许多非虚构作家和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非虚构作品不是私生子和二等公民。非虚构写作受到文学界和出版界的欢迎，许多图书奖和文学奖对非虚构作品垂爱有加，非虚构写作是几乎所有主流大报和商业杂志对抗新闻速朽的不二选择，不差钱的新兴媒体也发力非虚构写作生态的打造，以弥补自身技术主义的短板，受到良好教育的“网络原住民”一代也凭借自媒体展开非虚构的个人叙事，改变了过去由专业作家和新闻记者主导的文字叙事格局，这个图景加速成为生动的现实。

在真相稀缺、态度泛滥的“后真相”时代，非虚构写作可能是一种“与众不同，就是成功”的特殊文本。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语境下遭遇困境，不接地气，这“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了”。报告文学理念老化、技法单一，无法满足新一代读者对事实的深层次追求，以至有人发出“非虚构写作就是去掉报告文学所写人物背后的金光”之语。新闻写作在技术迷思和商业主义环境下更加程式、碎片和速朽，看不到多少严肃议题和深入叙事。我们不仅要发问，今天的文字传统里还有什么样的叙事文本？我相信严肃的思考者都不会轻率得出结论。

张爱玲曾在《赤地之恋》的《自序》中写到：“我有时候告诉别人一个故事的轮廓，人家听不出好处来，我总是辩护似的加上一句：‘这是真事。’仿佛就立刻使它身价十倍。其实一个故事的真假当然与它的好坏毫无关系。不过我确是爱好真实到了迷信的程度。我相信任何人的真实的经验永远是意味深长的，而且永远是新鲜的，永不会成为滥调。”唯有非虚构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非虚构存在的唯一理由。一个小说家这么相信非虚构的魔力，看来非虚构写作没有那么简单。

非虚构写作的内涵也许不能从其字面上去钻牛角尖。我们如果从——不是虚构文学、不是报告文学，不是简陋的新闻报道——从这些否定命题切入，非虚构写作的模糊轮廓也许就能清楚一些。它在信息完全对称的时代尊重事实，依重技法，寻求像记者一样传播信息，用小说的方式塑造信息。它具有多元化、平视化、日常化和反精英的特点，向文学看齐，向问题意识和更高层次的象征性意义开掘，它可能是新的时代土壤里正在形成和不断演进的文字叙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