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明天是“世界读书日”。每年的这一天，图书成了全民聚焦的主角，而写作、出版图书的人，将与广大读者一起，参与一场场有关读书与思考的精神盛宴。本报特邀复旦大学中文系王宏图教授，为读者呈上他对当代中国文坛一些新动向的深入分析，可看作一篇对当代小说创作成果的新鲜指南。

——编 者

历经40余年的演化嬗变，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渐趋丰富繁杂，让人时生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困惑。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谓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学的不凡成就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尽管与拉美风靡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相比还略显逊色。至此，从上世纪80年代滋生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饥渴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舒解，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为之一振，而浪漫主义时代以降以创新求变为终极鹄的的巨大焦虑依旧萦回不去，令众多作家纠结不已。

和前辈相比，今天的作家面临的挑战其实更加严峻：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敏锐深切地感受身边激荡不居的现实生活，坚守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同时又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在与异域的文学交流中汲取新的感悟、意象与视角，并在两者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而孵化出内蕴深厚饱满、生机盎然的作品，实在不是一桩能够轻易达成的事。作家的心胸，俨如一个熔炉，众多驳杂的元素（古典与现代、守正与先锋、平直与奇诡等）汇聚其中，但最后的成品能否为人类的文学万神殿增添新的瑰宝，短时间内尚无法断言。

农村小说之新变：贾平凹《山本》，承续明清古典白话世情小说的风格，用《金瓶梅》和《红楼梦》的笔法来写水浒英雄传

在当代文学版图中，乡土文学无疑是其间的荦荦大者，《九月寓言》《白鹿原》《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秦腔》等都堪称成就卓著的代表作。近年来，随着描绘都市和中小城镇作品的大量涌现，它的风头已有所减弱，但仍牢牢吸附着人们的眼球。在新的历史情形下，如何往这一成果斐然、近乎烂熟的体裁中添加进新的元素，成了作家无法回避的问题。贾平凹2018年推出的《山本》便是一个绝佳的例证。虽然一些批评家认为这部作品新意不多，沿袭了作家先前的写作惯性，但仍是值得一读的佳作。

和贾平凹其他作品一样，《山本》吸引读者的，与其说是曲折惊险的情节，不如说是其对乡村社会日常生活场景与细节细致入微的展示。但它将情节发生的背景搬到了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山本》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有对那一历史时期涡镇人情风俗与山川风物的展示，对各种政治力量博弈争斗的描绘，登场的人物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可谓一部秦岭地区的百科全书。而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占据了不少篇幅，但作者在后记中却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鲜血淋漓的战斗场面固然惊心动魄，但贾平凹的出彩之处在于那些貌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它们并不位于事件的中心，而是处于不起眼的边缘地带和缝隙孔眼之间。他以罕有的耐心，将庞杂繁多的日常生活细节缀接在一起，构成了细节的潮汐，浩浩荡荡，茫无际涯。

从文学史的渊博看，贾平凹的这部小说在相当程度上直接承续了明清《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白话世情小说的风格，这在先前的《秦腔》等作品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作品中写日常生活的章节与后者间的渊源关系自不待说，而写土匪战争的部分，实际上是用《金瓶梅》和《红楼梦》的笔法来写水浒英雄传，这构成了《山本》这部作品中的一大亮点。在古代白话小说谱系中，以描摹日常生活的世情小说与展示战场血雨腥风的历史演义或神魔志怪小说本属截然不同的类型，而贾平凹从容自如地将它们糅和到了一起，酿造出一种新的风貌：在日常中见到刀光剑影，在血腥中嗅到家长里短。

稍加思考便可发现，这种新型的融合已不是贾平凹一时的突发奇想，这跟他的世界观、价值观紧密关联。在全书的扉页印着一首他写的五言古诗，结尾两句为“世道荒唐过，飘零只有爱”，而他在后记的一番话可作为此诗的佐证：“当这一切成为历史，灿烂早已萧瑟，躁动归于沉寂，回头看去，真是倪云林所说：生死穷达之境，利衰毁誉之场，自其拘者观之，盖有不胜悲者，自其达者观之，殆不值一笑也。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依然在开，不禁感慨万千。”

因此，我们可以说《山本》中战事与日常风俗的融合并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装饰性因素，而是跟中国古老的文化精神共生共长，互为依存。相比当代其他作家，他受到的域外文学的影响相对有限，他植根于秦岭大地上，寄身于古老的中国文化母体之中，孜孜寻求着古旧的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的有效途径。

都市文学之新流：王安忆 《考工记》，情爱不再是主线，戏剧化不明显，更专注于绵绵不绝的都市生活流

近年来，都市文学创作的发展势头不容小觑，而2018年王安忆发表的《考工记》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一部新作。如果说秦岭商州是贾平凹创作的立足地，那王安忆写作的基地便是上海。在她广受好评的《长恨歌》里，昔日上海小姐王琦瑶数十年的命运沉浮奏出了20世纪旧上海的一曲挽歌。乍看之下，《考工记》接续了《长恨歌》的余脉，以变奏的方式续写上海的传奇。只不过这次王安忆将背景从纵横交错的弄堂移挪到了老城厢的古宅“煮书亭”，展现出主人陈书玉半个多世纪一波三折的命运。 

《长恨歌》的时间跨度有数十年，但历史背景大多以虚化泛写的方式加以处理，牢牢吸引王安忆目光的是色彩斑斓、充满烟火气息的世态人情和在动荡岁月中潜伏在人性深处不变的恒常性。这一特色在《考工记》中被继承下来了，而且陈书玉至老独身一人，未曾婚娶，与采采、朱太太等女性间的关系也滞留在发乎情、止于礼义的境地，因而与《长恨歌》相比，虽然全篇也渗透着张爱玲式的苍凉感与对世道人心老辣犀利的洞察，但由于缺乏贯穿始终的男女情爱纠葛线索，戏剧化的色调大为减弱，横亘其间的是绵绵不绝的生活流，诚如书中所言，“百姓的日子，似乎有恒常的性质，像水一样，无论从谁家岸边过，都一径向前去，这里断了，那里又续上。”

此外，打开《考工记》，扑面而来的依旧是王安忆绵密从容的风格，文笔精致老到，几入化镜。她喜用无主语短句，圆熟中透出朴拙，而且一反近代以来汉语词汇双音化多音化的趋势，执意选用古雅的单音节词，并熨帖地嵌入不少上海方言词，使全书显露出浓郁的明清白话小说的神韵气象。尽管它并没有提供太多超出读者期待的文学体验，但力图将一个没落的世家子弟的命运与一幢古宅和上海的历史紧紧勾连（虽然未臻于水乳交融的境地），仍不失为一部佳作，为都市书写作了新的尝试。

康赫的 《人类学》：一个野心勃勃的作者，一幅斑驳陆离的都市全景图，一部兀立的奇书

问世于2015年的康赫的《人类学》，可谓一部异常奇特、令人惊艳的作品。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将是一部小众的作品，2018年获得“人民文学奖”后，影响有所扩大。从当代文学的谱系来看，它横空出世，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傲然兀立在文坛上。单就其体量而言，它庞大巨硕，足足有130余万字，堪称长河小说，单单这一点便足以使众多读者望而生畏。

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有效地表现繁杂多变的都市生活？如果一味沿用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方式，难免会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康赫在这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尝试。而以“人类学”作标题，便预示出作者非同寻常的抱负：他已不满足展示社会的某几个侧面，而是力图对上世纪90年代北京的都市生活作一番全景式展示，上至官僚、商人、外交官、富有的艺术家，下至大学生、房东、妓女、打工者，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作者似乎摆出了人类学家的姿态，俯瞰着芸芸众生，将笔下上百个人物进行一番冷峻客观的剖析。

小说的背景设定在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麦弓等外乡人构成了康赫描绘的人物群像的主体。纵观全书，没有清晰可辨的情节线索，林林总总的京漂们散落在千年古都北京的各个角落，它们各自逼仄、幽暗的生活空间构缀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城市。时间似乎停止了流动，被残损零散的空间所覆盖。这部巨型小说便是由成千上万不规则的空间组接而成，拼贴成一幅斑驳陆离的都市全景图。与此相适应，除了习见的叙述与描述，其他多种文体（幽默小故事、独白冥想、随笔、新闻纪实，尤其是戏剧性的对白）轮番登场。在康赫的笔下，吸引我们的主要不是视觉的图像，而是声音——那些从上百人的独特境遇以及它们在历史场域中碰撞而出的声音，斑驳纷繁，其中有喃喃自语，有流动不居的思绪、梦幻与狂想，有琐屑冗长的交谈、争辩，而对性与财富权力的贪欲构成了全书内在的主基调。滔滔不绝的众声喧哗让人头晕目眩，顿生倦意，又让人亢奋，急切地想窥视他们内心的秘密。

曾有人将《人类学》的写作风格概括为“巴尔扎克+乔伊斯”，它既有巴尔扎克“人间喜剧”般宏阔壮伟的社会画面，又有乔伊斯对人内心深处幽秘意识显微镜式的展示。这一说法虽不精准，但也抓住了这部奇书的某些特征。它对读者也提出了很高、甚至是过高、过分苛刻的要求，要长时间地沉浸在它过于繁茂多汁的文字丛林中而不头晕目眩，不迷失方向，最后顺利回到明媚的阳光之下——很少人能经受住这一考验。在此，精神分析学家荣格评论《尤利西斯》的那番话让人颇生同感：“一切都是新鲜的，却又老是停留在最初的基调上。它的表象是多么的丰富多彩、枝繁叶茂啊，可同时它的实质又是多么的单调乏味啊！乔伊斯令我乏味得想哭；但这是刻毒而危险的乏味，是连最最平庸的东西都不能诱发的乏味……每一阵风，每一次日出与日落，每一声海的吼叫，每一个乐句都是不同的，然而它们又永远地重复着”，“它是最深意义上的‘立方主义’，因为它将现实的图景融入到了无限复杂的绘画之中，这一无限复杂的绘画的基调便是抽象客观性的忧郁”。

知识分子的自我显形：李洱《应物兄》，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挑战小说的文体规范

对于知识分子和大学校园生活的书写，在当代文学疆域中一直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前些年引起很大反响的阎真的小说《活着之上》堪称校园小说的一部代表作。它以博士生聂致远如何在种种复杂的纠结中坚守知识者的独立人格，展示了知识分子人文理想和世俗的尖锐冲突。这已成为一种写作的套路，一边是特立独行、不合时宜、不无迂腐的独行者，另一边是蝇营狗苟的庸众，其间穿插着人事升迁、资金奖项争夺等黑幕，作者一不小心便会写成一部“学界显形记”。李洱耗时13年，于2018年底完成的长篇小说《应物兄》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

乍看之下，《应物兄》与《活着之上》等作品有不少契合之处。它的情节主线是济州大学创办儒学研究院，要从美国引进儒学大师程济世，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纠葛，还旁及学界官场腐败，以及其他社会热点问题。主人公应物兄尽管无法免俗，但依然是整部作品中塑造得最有光彩的人物。他身怀人文理想，满肚子不合时宜，在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中艰难地应对周旋。如果仅止于此，李洱的这部新作的创新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细读全书，不难发现，情节线索在李洱的这部小说中只是一条引线，一个可以容纳众多内容的框架。批评家程德培指出，它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吸纳了林林总总的知识元素。王鸿生教授在文章中也提到，李洱是把知识元素化、元素意象化、意象历史化。其写作难度之大可见一斑：它最初是一个词语生发开来，随后扩展到句子层面，再到段落，到整个章节，李洱孜孜不倦地构造着一个繁复的体系，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所说的一个“象征的森林”。从文体风格上看，它虽然不像拉伯雷《巨人传》充满狂欢化的色调，但也是嬉闹怒骂皆成文章，将各种碎片文本杂糅在一起。

对李洱这部小说的评价牵涉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便是究竟什么是小说，什么是好小说？人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常识性观念，所谓好小说，就是读起来流畅、形象生动鲜明的虚构性叙述作品。但小说是不是就只是讲故事？在小说产生的初期，它的确是讲故事，但现在小说已不是单纯的讲故事所能概括了的。捷克裔法国作家昆德拉就认为小说是对遗忘的存在进行探索，他对小说的定义是以带有虚构人物的游戏为基础的长篇综合性散文。欧洲19世纪以前的小说形式很自由，除了主线，还有很多零散的副线，如两个人在路上碰到了，会发一通与主要情节无关的议论，或者插入一个独立的故事，这些都很正常。到19世纪这套做法便行不通了，作家如果这样做读者便会觉得结构散漫、不严整。而恰恰在这点上，李洱的这部作品是在向巴尔扎克以前的小说美学致敬，或者说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复活了小说古老的传统。的确，小说不能没有形象的描绘，但纯粹的形象描绘并不完美，它能显示很多东西，但是不能囊括所有的意蕴。像李洱这样力图对世界进行总体性阐述的人来说，形象显示的手段太单一了，他必须调动知识或者其他艺术手法。他曾说想把对“日常经验进行传奇式表达”的写法和“对日常经验进行分析式表达”的写法交汇融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写作”。而昆德拉恰恰认为，诗和哲学都不能整合小说，而小说能把诗和哲学整合在一起，而不失去它的任何特性，它的典型特性是包容其他题材，吸取哲学和其他科学知识的倾向。像《应物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昆德拉的小说理想：它不仅仅满足叙述描写，还插入了其他文体，如思想对话、学术论文、闻趣事等，充分体现了一个知性作家的内在潜力。它以大量的篇幅展示了人类生存的荒诞无聊，作者鲜明的反讽旨在凸现出人类的愚蠢和生存处境的窘迫。

青年一代的青春迷惘与暧昧：周嘉宁的《基本美》，展示了书写一代青年心灵史的雄心

此外，对青年一代情感经验的书写也是近年来文坛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热点。新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其间的甜酸苦辣，常常成为一个时代精神氛围最为敏锐的感应器。纵观中外文学史，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之所以会在一夜间暴得大名，正在于它们清晰鲜明地展现了他们那一时代众多年轻人的心声。女作家周嘉宁新近推出的中短篇小说集《基本美》，豁显出其书写80后一代的心灵史的雄心。平心而论，她往昔的作品大都也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但这一次在风格基调上出现了诸多变异，前些年《荒芜城》和《在密林中》等作品中淋漓尽致展示的女主人公对世俗成见的反叛、追求自主独立生活的坚强意志在此似乎消隐无迹。在她节奏舒缓、肌理明晰的语流中，浮现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一股云非云、雾非雾的气流萦回其间，上下周转，晦暗不明，轮廓不清，若即若离，似远实近，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感。那些男男女女尽管年纪不大，但时常沉陷于惆怅落寞的情绪中而不可自拔。

全书的重磅之作《基本美》则将这一青年人暧昧不明的情感展示得淋漓尽致。来自小城的音乐爱好者致运结识了香港的歌手洲，两人发展出一段并不浓烈、但却实实在在的友谊。洲的性取向并没有成为他们交往的障碍，但侵蚀友情最大的风险却是时间。当他们最后一次在香港重逢时，致远真切地感到了两人间的隔膜。其实它在先前早已露头，只是不那么触目扎眼；平心而论，两人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奇特的错位之上：洲表面上的快乐、平静，或者挣扎和呼喊，全是以沮丧为底色的，而致远虽然品尝诸多挫折，但却有过真正的快乐，那是建立在无知的模糊之上的快乐。两人的人生轨迹原本并无交集，但如上苍抛出骰子一样，在某一时空节点上交汇，但为时甚短，便奔向各自不同的远方，就像致远感到的，“北京的风干燥凉爽，携带着灰尘的气味，令人想象在遥远的某处，有人正在空旷的野地里焚烧整个夏天落下的枯叶和荒草。而这里的风来自四面八方的大海，无序，陌生，带着大自然的决意”。

在此友谊也呈现出其内在难以解决的悖论：友情越深厚真挚，他们便会越深入对方的内心，而当距离消失时，人们在越过那些幽秘的沟壑裂缝时又容易产生伤害。洲和致远两人犹如两条旋律线，起先合成复调，猝然间渐行渐远，直至洲原因不明地离世，他个人生命就此戛然而止，同时也为一代人的青春划上不无悲怆意味的休止符。就像他们俩昔日迷恋、如今不再接受新用户的老旧的游戏网站，它沦为不无荒凉的遗迹，成为一代人追怀逝去岁月的界碑，同时也是勇敢地迈向未来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