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为了给灵魂的安放找一个远离喧嚣、干净自由的房间，作者在向往远方的路上不停地行走：从乡村到城市，从南方到北方，从汉语到外语。边走边老，边走边成长。文章记述了作者游走国外所遇到的一些人事与美景，展现了作者有趣的旅历和放飞的心怀。

一

老在路上，有两个含义，一指人总在路上，二指人边走边老。

近来写作，word字号调大了，颜色变重了，写一天出去，外面景象都是模糊的。瓶瓶罐罐上的说明书看不清了，晚上九点多就瞌睡了。羡慕无知无畏的青春，挥霍时间，不疲劳，不厌倦，像野外杂草，总是生机勃勃。如果还我十年青春，仍会用青春的体力疯狂写作，做个有一大笔财富，却不懂消费的傻子。

从小向往远方。好像给过承诺，要带过去那孤独的野丫头见世面。无论走多远，活多老，一回头就看见她还在乡间田野，扎着冲天炮，赤着脚，沉浸在偏僻的生命里，心疼，仿佛那是自己的孩子，满怀怜惜，却无力给予温暖与照顾。小学三年级，裤腿高卷——从家到学校，两公里的泥泞，脚趾丫里都是泥巴——站在校礼堂的舞台，指挥全校学生集体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她淘气，挨了柳条的抽打，仍然偷偷在池塘里学会了游泳，获得了下水的自由，那些被警告远离水塘的孩子对她景仰。这是她迎难而上的性格端倪。由是她的世界总是比别人宽一些，涉水采荷花，摘菱角，摸鱼虾，像一尾鱼，在湖泊与河流中游动。

世界宽些，问题也会多些。九岁游过小河，上堤岸发现对面的世界并无不同，遭受人生的首次打击。远方在生活中时隐时现，仿佛一篇文章的夹叙夹议。她到底还是被乡村的生动牵引。穿新裙，看龙舟，奔跑在河堤柳岸。着迷民间花鼓戏，不觉夜半迷路，天亮时母亲来寻，困倦之极，即刻在其背上酣睡。大清早迷迷瞪瞪，扯着母亲的箩筐索走到镇上，吃白粒丸，翻连环画，看城里人挑拣母亲的辣椒。冬日寒冷恋床，母亲只消说一句“昨夜下了雪”，便一跃而起。相对于野花遍地的春天，她偏爱含蕴深沉的冬季。这也是为什么她后来要去很北的北方，爱写那荒凉与凋敝、灰烬与悲伤。她没有长大，只是见了更多风景；她没有改变，只是风霜入浸肌肤。

她就是我。

莽撞与野蛮的青春之后，中年的成长并不太平。时间的蛋糕，被切掉了一半，紧迫感让人在时间上变得势利，或吝啬，最不愿将时间慷慨赠人。上了年纪，便如一所老房子，需要做减法，扫灰尘，扔垃圾，清理屋旮旯占据空间的发霉物，灵魂就是这样一个房间，不必奢华，但须远离喧嚣，一尘不染。

向往远方，于是老在路上。从乡村到都市，从南方到北方，从汉语到外语。越来越讨厌舟车劳顿，尤其是长途飞行，遇气流颠簸心脏狂蹦，手心出汗。科学家造出飞机，应该同时制造安全保障，比如遇到麻烦，飞机自动解体，乘客跳伞。作为在路上的一部分，飞机是必要的工具，因为人类只有梦想，没有翅膀。所幸探索世界的兴趣，击败了飞行的恐惧。一切有价值的美好事物，都值得付出。

老在路上，并不是某类虚伪的诗意，而是成长，好比一棵树，因此生长出更多的根茎与枝桠，树叶繁茂，更为茁壮顽强。成长，即不断解放。

二

参加悉尼国际作家节，出版人夫妇陪我看展览。知道梵高、毕加索，但对波洛克、康定斯基、德加等一无所知，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也只是眼熟。出版人难掩失望，我无地自容。这种羞愧远远超过了欣赏大师原作的震憾。那些遥远传说中的杰出作品，那些热烈奔放或暗潮涌动的色彩振颤，被藤蔓般四处攀爬的羞愧缠绞，回国很久，依然深深地刺激我的自尊心，开始接触西方艺术。

现代艺术与文学的关系影响，正如描画出物件的轮廓，同时也是描画出这些物件之间的空无的轮廓一般，相互渗透与注解。在旧金山看野兽派画家马蒂斯，意识到写作上的束缚，必须彻底解放心眼手，也就是解放写作语言、思想、观念、角度，以及所有禁忌。

每到一城，看展便成了首要事件，包括巴黎、纽约、伦敦、旧金山，悉尼、墨尔本、瑞典、芬兰、开普敦……一旦获得了这个崭新世界的入门券，它的赠予是慷慨的，就像宝藏，无穷无尽。

拜伦湾（Byron Bay）是一个以沙滩和灯塔闻名的小镇，位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东北角的海湾。名字是发现澳洲大陆的库克船长取的，以著名诗人乔治·拜伦祖父的姓命名，他曾以航海的方式周游列国。拜伦湾作家节持续办了二十年。每年八月，世界各地受邀请的作家来到这里进行文学讨论、新书发售、研讨会。巨大的白色帐篷作为演讲场所，蘑菇般长在青草地上。人们倾巢出动，赶集般来参加文学活动。因为文学，连交警都会网开一面。

印象深刻的是，拜伦湾人人都写诗，人人是诗人。戴草帽的农民，腰间赘肉鼓出的主妇，穿红艳超短裙的老太太……每个人上台朗诵自己写的诗，像在家中客厅一样自信大方。一名年轻妇女，似乎手上还沾着面粉，又似乎正在后园里除草，听到抓阄者喊出自己的号码，匆匆赶到，笑眯眯地朗诵自己的诗歌：新娘不高兴/狠狠地踢着那棵大树/新郎说/你不要踢它/因为/我刚在那儿尿过。

在这个小镇，文学、诗歌、音乐、舞蹈随日出日落，融入日常。海边有人在弹吉他，唱歌跳舞。巨大的夕阳落在海面上，幕色暗红，我加入他们，一起变成了海边剪影。

三

有年冬天在纽约小住，碰到奇奇怪怪的人。有个地道的美国人，在中国留学，开餐馆，娶中国老婆，后来离婚，不知何事在美国坐过两年牢。谈到中国时他充满欣慰。他说中国好，美景处处有，食品更健康，人比美国人友善，中国政府慷慨仁慈，给了他十年多次往返签证。他是由衷地，并非碍于我是中国人而给予情面。他的话就像高温加热，水近沸点，水壶快要尖叫。水壶很镇定。他进一步解释，哪儿都有问题，哪儿都有人进监狱。他告诉我美国出版的哪几本书，描写了美国的罪恶，他们怎么把无辜的人投进监狱，以至于监狱都装不下了。我给予他良好的祝愿，祝他早日拿到中国护照，脱离苦海。

第二个是纽约生长的第三代移民，不会中文，是个没作品的导演，说他想拍《北妹》，拍中国穷姑娘怎么在工厂受罪。我说《北妹》不是这个意思，主角钱小红是个独特的自我解放者，要拍就得拍她如何在肮脏的社会中波光闪烁。当然，这只是闲聊，真要改拍，随便改，我不会参与计较。接下来，他一阵扼腕长叹，奇怪的是，这个美国人抱怨的是中国政府，说在中国拍电影难，我理解他对中国有特殊情感，却不懂他为何放弃在本国自由施展艺术抱负的机会，舍近求远，作茧自缚。搞电影艺术和借搞电影艺术的名义搞钱意思完全不同，如果要搞中国政府的钱，当然得听他们的，谁会蠢到出钱让别人抹黑自己。

还有个美国白人，华尔街精英，大谈美国教育制度很糟糕，远不如中国，他认为街上年轻的流浪汉，便是教育失败的一种。我不止一次听到这种论调：“中国很成功，国家富有，百姓安好。”我很警惕，怀疑他是个特工，企图从一个作家这里挖掘更深的中国内幕。我守口如瓶，内心拂袖而去。

在路上有趣味，也有挫折。第一次在美国打优步，以为和国内一样，司机到达会联络。直到短信提示扣除五美金之后，才知道司机在指定地点，按规定等了两分钟就走了。还有一种拼车，提示到哪个路口，哪个拐角上车，手机GPS信号弱，东南西北搞不清，转来转去，错过了时间，钱被冤扣。拼车的好处是便宜，但要到优步提供的就近上车点，有时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

优步浪费是小事，住宿出现麻烦，解决起来才伤脑筋。预订民宿，房东的描述大多属实，但有次极为荒唐。下午打车到曼哈顿百老汇，司机没到目的地，隔条街就想卸货，我打电话给房东，确认地址，司机又开了两条街，将我扔在星巴克。我没有种族歧视，黑司机倒有。他很没耐心。我猜想他之前可能与亚洲人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也许是中国人出来搞坏了印象，或者他正为下个月的房租焦虑——大把人在纽约活得像老鼠。

进星巴克，坐定了，用热奶茶暖了身心，看暮色渐渐浸染百老汇，感觉这一刻的冬景格外凄锐，然而又超然事外，以作家的眼光打量自我与周围，想到某一天可能在小说中描摹这些，便忘了等待的不快。

来接我的，是租赁事务方面的马仔，一个蓝眼睛的中年男人，穿着嬉皮，裤裆垂到膝盖弯，老江湖，说话浮夸，有街痞的流气，像小镇卖狗皮膏药的。他一路吹嘘这地段多好多便捷，夸我会挑地方。

曼哈顿中心寸土寸金。楼道狭窄，空间被充分利用。老楼没电梯，砖实墙厚，装潢艺术，历史悠久，透着不容轻视的帝国威严。进入预订的房间，如遭电击，顿时蒙了。实景与图片天壤之别。原本典雅温馨的小公寓，像个猪圈，塞满四张床，床与床之间用帘子隔开，帘子上搭着脏衣服，床单没有更换，到处皱巴巴的，一片狼藉。

此时天色已黑，疲惫不堪，本想着进房间倒头就睡，不料是这种局面，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情绪崩溃，坐在凳子上哭了起来。

这种状态，于我是从未发生过的。

漂亮的壁炉里正燃着电火。温度偏高。我没有脱下外袄。

蓝眼睛马仔被我的情绪吓着了，紧接着便鼓动唇舌：“没什么不同呀，整个公寓都是你一个人住，其他床不收费的。你看，这儿还有厨房，洗手间也是独立的，多方便啊。你想想这是什么地段。”

所谓厨房，就在进门过道里，被一堆杂物覆盖。可以肯定，蓝眼睛们不敢这样忽悠欧洲人。但种族问题没什么好扯的，我只须维护作为消费者的权益。

我说，我一个人，不需要四张床，我订的房间，图片上面是一张床，有沙发，干净漂亮，我不能接受这么拥挤脏乱的房子，你们为什么要骗人。

蓝眼睛说道：“嗐，整个房间还是你的呀，没有人同住。想想你有四张床，随便睡哪一张，夜里还可以轮番睡。再说了，你又不是整天待在房子里，你是要出去参观的，这可是非常好的地段，前面就是百老汇，中央公园也不远，这可是好地段呀，你得知道这一点。”

他言语中透露某种信息，中国游客对于住宿，都这么凑合的，只要有个地方让他们放平身体闭上眼睛就可以了；或者说，他们没什么讲究，房间这样，算顶不错的。

夜里睡觉在四张床上轮番蹦哒，只有疯子才这样。我受不了他的聒噪，大声说，我订的房子不是这样的，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房子，我也不需要四张床，请不要说了，我要退房退款。

交流上的障碍，仿佛呼吸困难，原本压抑，但气急起来，英语竟比平时流畅。

蓝眼睛没办法，拨通了一个电话，让我接听，电话那头是个女的：“听我说，你订的就是这个房子，没有错。现在，我们可以按你的要求，搬走其他三张床，你看可以吗？”

我拒绝妥协，拍下照片提交给ABNB，申请全额退款。

这件事没造成经济损失，但一直没想明白，当时我为什么那么悲伤。

路口等优步时，可能是脸上有迷茫，一手推婴儿车，一手举着雨伞的人主动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每次这样站在路边，总有人试图提供帮助。无论如何，纽约是一个充满善意的城市，虽然它也藏污纳垢，然而总体是温暖的。

临时换到布鲁克林的HOUSE。房子也是上了年头。推开门屋里一股霉味，气氛诡异。屋里光线昏暗，阴影重重，仿佛到处隐藏着窥视的眼睛。家具是脏污的颜色，两张单人沙发陈旧，和室内倒是谐调，感觉也是祖上传下来的，被三只猫占据。

房东是个白人老鳏夫，毛衣上有许多虫蛀般的窟隆，长呢外套皱巴巴的，沙发一样陈旧，但还能穿出绅士派头。墙上照片显示他年轻时的家庭与生活。他小时候的照片好看。白人就是这样，过了五十岁，就垮得不成样子，尤其爱秃顶。他仿佛正是因为过去的美好，如今才能安享这昏暗的孤独，靠反刍过去的明媚，就能抵挡一切。

房子年久失修，客厅天花板起皮，还有一个大黑洞。他应该没什么退休金，收入来源有限。我忍不住同情他，想着至少应该节约用水用电。HOUSE三层，老鳏夫住负一楼，一楼是客厅和厨房，楼上有三间房，接待我这样的短期旅客。冬天是淡季。整层楼就我一个人。恐怖片看多了，一进房间就锁上门，四下检查，看窗户外面什么情况。

老鳏夫总是陷在沙发里看电视，膝上一只猫，有时两只。他告诉我每只猫的名字和脾气。听得出他有偏爱。墙上有一幅20世纪30年代上海美女的复制品。他没到过中国。凭借想象，相比北京，他更喜欢上海。这个虚构者，他有权利喜欢自己创造的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个人物。他去邮局，顺便帮我寄了明信片，而且不肯收邮资。我正好胃里抓狂，闻到奶油面包味心里堵，想着在厨房里大做一顿劲辣的。我说我去买菜，请你吃饭。他说好主意，不错的交换。我买了牛肉、辣椒、蘑菇、洋葱、土豆、胡萝卜、西红柿，做了一锅美味烂炖。没吃过那种橙色的小圆椒，放了四个，没想到巨辣，要命。房东辣得脸色通红，涕泪横流，嘴里喊着 “Oh, Mama”，如丧考妣。

夜里十二点，楼下客厅的钟敲响了。一个孤独老鳏夫，住着百年老房子，养着三只阴森的猫，在一面古钟的整点敲打中生活。一个孤独的人，为什么需要时间的提醒？钟声敲出更深的孤独，甚至恐怖。

时差关系睡不着，就着老鳏夫的午夜钟声，写下短篇《偶发艺术》的开头。

坐过几回纽约地铁。哐当哐当，破破烂烂。有的中国人因此浮现民族自豪感，嘲笑纽约地铁与国际大都市的反差。我想到它们已经存在一百多年了，还没瘫痪，便肃然起敬。我恐飞天上，怕钻地下，又是个地铁盲，到北京好几年都不敢坐地铁，学会了才知道地铁的便捷，尤其是在北京那么拥堵的交通条件下，既保证时间，也省下费用。

《蝴蝶君》的编剧黄哲伦也住布鲁克林，只有四五站地，我去拜访，体验生活坐公交，找新鲜感。公交车上有股刺鼻的尿骚味，不知是来自某个人的身体，还是有人在车上撒过尿。放眼一望，车上全是黑人，一声不吭坐在椅子上。我上车时，感觉一阵白光闪烁，好像有很多摄像机咔嚓咔嚓——他们看人就像翻白眼，眼白在一片黑色中格外明显。这些衣着低廉显脏、表情带着不如意的人，让我想起国内三四线城市的生活，艰难写在脸上。

人本应生来平等，但是人本生来就不平等。倘若生来平等，也就不需要谈论平等。与其说世界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不如说强调文明的同等。没钱难文明，没钱难体面，没钱难有尊严。只这一回坐公交车，我懂了一部分人的生活。这是纽约的另一面，在时代广场灯火灿烂的光芒背后，很多人处在阴影中。乐观、活泼、自由、自信的美国人特征，在公交车上看不到。这些人眉间紧锁着很多问题。

黄哲伦头发花白，胡子拉碴，不修边幅，是布鲁克林穷艺术家的样子，很难联想他是百老汇最活跃的剧作家，功成名就，却如此朴实。他两年前大难不死。晚上七八点钟从超市出来，在回家的路上，被人在脖子上抹了两刀，抢救了四五个小时，差点没命。凶手跑了，案件一直没破。警方侦查人员开始说，从来没有这种被莫名袭击者攻击的情况，除非是抢劫。后来试图调查他和袭击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这可能是个随机攻击事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桩仇恨犯罪，亚裔很容易被当作袭击目标，因为攻击者认为亚裔会有语言障碍，而且不愿意报警。针对亚裔的攻击事件并不罕见。有亚裔被人从地铁站台推开，在曼哈顿有人专门袭击亚裔妇女。黄哲伦被袭没多久，一个中国女孩在皇后区，被戴着医用手套的蒙面人割伤。

没有哪一个城市像纽约这么错综复杂。

飞巴黎时，在机场买了一瓶水，一盒巧克力。重新打开卡尔维诺的《巴黎隐士》，看到了他的美国日记，写他落地纽约，住在格林威治村。他说纽约既不完全美国，也不完全欧洲，让你感受到无穷的活力，你立刻觉得掌握自如，好像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一辈子似的。他认为格林威治像巴黎。他描写金斯堡他们垮掉的一代，据说他们其实是过的中产阶级生活，只是出去才换上脏衣服。他又谈到塞林格不再写作，因为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有多少事物，我们看到的只是表象？

四

法语翻译杜碧姬到机场接我。她是个地道的法国女人，利索，娇小，明媚，化了妆，仍见得年轻时的活泼可爱，走路像有点野性的小姑娘，挺拔，倔强。她是大学教授，且独自打理一个中国文学网站，推荐中国文学、电视、戏曲。她的中文口语不太好，我们基本用英语交流，为照顾我的英语水平，她常常选择易懂的词汇和描述方式。我到达巴黎那天，是她父亲的葬礼，那个从小教她拉丁语的老教授离开了她。她很伤心，但依旧有序地张罗着第二天的新书推广活动，安排媒体采访，制造神秘惊喜——造访居住在一栋古建筑里的朋友，乘坐极小的二人电梯，在阳台上俯看巴黎圣母院广场，以此为背景，开始视频访谈。她还跟我去比利时宣传新书。她是个坚强的女人，且精力旺盛，不知疲倦。

出版人菲利普·毕基埃坐火车到巴黎见面，同时带来法语版《福地》，告知我新书上市便已售罄。腼腆的出版人笑出声音，我们仨都很愉快。

去年到巴黎，父亲病危入院，我取消了巴黎文化中心的演讲，换了机票，连夜赶往机场。昏昧的灯光中，透过疾驶的车窗看到了午夜的巴黎圣母院，宁静神秘，惊鸿一瞥。我知道我还会再来。

在戴高乐机场有过疲惫不堪的经历。拖着大箱子，被工作人员指示从2F办理登机，走了二十分钟到达2F，被告知在2G。去2G不是步行距离，得坐免费大巴。赶到坐车点一问，大巴要二十分钟以后到达。时间紧迫，怕错过航班，于是打了一辆的士。司机是一个白发老头，我一开口，他就说他不懂英文。我说去2G，又怕自己G字没讲好，连讲了几遍。他下车替我搬行李时，裆部拉裢处夹着一大团白东西，朦胧灯光下判断是纸巾，也有可能是衬衣摆从拉裢处扯出来了。他说要7欧元，他说7欧元时，非常奇怪，但我知道他说的是7欧元。我说我只有美元，我可以给他10美元。他同意了。眼看着他在2G和2D 的分叉路口拐向了2D，我赶紧说走错了，要去2G。他说，我知道我知道，2D。很奇怪，他说 G 和 D 的时候完全听不出区别。我在手心写了一个G字给他看。他这才明白。可路是封闭的，只能开到 D再转到 G。我在车上已经急得不行，担心又走错地方，错过航班。下车直奔登机柜台，这时已经是凌晨六点半，七点多的飞机，值机人员还没上班。几个人在排队等着。确认在此办登机手续，心中石头落地。

法国人对说英语总不那么情愿。这里有我见过的唯一以不会英语自豪的人。这种情感似乎要追溯到英法百年战争，第一次英法百年战争长达116年，最后由法方胜出，第二次百年战争于1815年结束，两个世界强国之间的竞争，并不仅仅是直接的军事冲突，这场决定两个殖民帝国未来的较量，最终由英国取得胜利。认识一个英国教授，说起法国就嗤之以鼻，更瞧不起美国，一个被他称作胆小鬼，一个被他称作没文化。“第二次百年战争”这一名词是英国历史学者发明的，法国学术界并不买账，法国人不接受这种说法，极可能是打输了的心理状态。

人们依赖小说、电影以及宣传视频了解别处的文化与生活。说到巴黎，大多是雨中的浪漫，香气四溢的街道与时尚的女人。其实城市的日常大抵相同。享乐与艰辛同在，光鲜与晦暗并存，而人性更是一样。

在巴黎瞎转，全靠手机导航，导航系统不稳定，目的地显示距离300米，导得我团团转。进商店问巴黎圣母院在哪个方向，那个有中东或阿拉伯血统的姑娘直接说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我忍不住反问了一句，这么著名的地方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但她可能真不知道，一个教堂而已，欧洲到处都是。说实在的，相比之下，白人倒是更友好些。后来吸取教训，总结出一个并非歧视的结论：千万不要问黑人之类的人什么事情，他们可能会嫌你不够黑。

五

一直想看欧洲农民的生活。农村如仙境，奶牛，骏马，童话小屋般的民居生长在草地里，觉得这样的乡村生活肯定美好。比利时作家伊莎贝尔圆了我的梦想，也击碎了我的想象。应我的要求，她开车带我去她祖父的农场。她随祖父在农场长大，祖父去世多年，农场已属她叔叔尼古拉所有。

一栋百年尖顶老房，千亩的草地，还有树林，树林里有两只梅花鹿，一头獠牙野猪被铁网圈了起来，猪毛像钢针般扎满身体。一片池塘，鸭子在水里嬉戏，水像稀释的鸭屎，也许因为肥沃，睡莲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叶子堪比荷叶，且更肥硕。上百头奶牛在草地里玩耍。我们经过时，领头牛带着牛群冲过来，吓得两个女人尖叫。尼古拉用手朝它们做了一个STOP的姿势，它们便停止不动。牛是逗人玩的。它们聪明顽皮，跟中国牛完全不同。我小时见过的牛木讷、茫然，近乎痴呆，可能是重活苦轭所致。这些不用犁地的奶牛，无忧无虑，吃吃草，产点奶，晒晒太阳，看看远方，哞哞欢叫，脸上天真可爱，不知世间疾苦——人何尝不是一样呢？

这么多田地和牲畜，却并不富裕，我颇为吃惊。房子外面很美，里面简单凌乱，更谈不上审美。蚊蝇在臭气中飞舞。尼古拉带我参观牛棚，乳牛、孕牛、成年牛，各有其所，每头牛耳朵上钉着数字牌。一头巨大丑陋，目光邪恶的白色种牛独霸一栏，像犀牛一样笨重，这种品种叫蓝牛，据说跟日本的神户牛肉一样味美价昂。

牛棚味道刺鼻。蚊子大如蜻蜓，像小型轰炸机在天顶盘旋。尼古拉是一个真正的农民，粗糙的语速，粗糙的双手，白皮肤晒得暗红，布满沧桑。一个人打理农场，从不停歇。为了生活，妻子还得另找一份工作。三个孩子谁也不愿意留下来，都进城去了。因为惦记牲口，尼古拉从不出远门，他热爱他所做的一切。

聪明的牧羊犬将我引向院子里的秋千架，本想坐上去荡一荡，但见其布满蛛网尘土——没有人在这上面打发时光——只好和牧羊犬踢了一阵足球。想起夏天一个人租辆车，专访福克纳故居，从孟菲斯开到牛津小镇，在福克纳故居门口遇到一条金毛狗，这条狗将我引向后院，它的主人——一位老太太正坐在那里读书。我们聊了几句，邀请去她家喝茶小坐，没想到她是司徒雷登的孙媳妇。也许是由于祖辈与中国的感情在先，他们一家非常热情，我们成为朋友。而尼古拉家的牧羊犬带我发现细节，进一步认识生活，有些景色很美，但正如秋千架上的蛛网，不走近，是看不见的。

回布鲁塞尔的路上，伊莎贝尔把车停在路边。夕阳正在沉落，浓烈的橙红笼罩着这个以生产钢铁闻名的小镇。我们站在暮色中。她抽着烟，流着泪，跟我讲了一件伤心事。她想念儿时的农场，她的写作也总与这些有关。很多年前，因为农场的财产纷争，她父亲与叔叔反目，她的父亲离开农场，从此两家断绝关系，多年不通往来，也没再踏进农场半步。

刚进门时，伊莎贝尔与叔叔拥抱，泪流满面，我以为那是一个女作家的多愁善感，原来包含这么多的家事恩怨。不小心卷入其中，不免为自己的鲁莽愧疚。而她诚恳感激，因为我，她重新回到了农场，见到了自小疼爱她的叔叔，儿时的故乡。离开农场的时候，他们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一起照了相。倘若伊莎贝尔真的因我找回了亲情，我想这是我布鲁塞尔之行最大的收获。

六

2015年冬天，怀揣帕慕克记忆中的《伊斯坦布尔》，走进了现实的伊斯坦布尔。那时距离土耳其政变及大清洗还有半年时间。出身贫寒市井的总统埃尔多安，这个曾经因背诵诗句“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穹顶是我们的钢盔，唤拜塔是我们的匕首，信徒是我们的士兵”而入狱的人，政变之后大清洗，大肆开除、拘留、逮捕、判处近十万人，包括教育界、媒界、军人、知识分子。观察家将此事与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被当权者利用，作为清除政治上反对者的借口。当然，政治家的这种“春秋笔法”并不新鲜。

顺道拜访了暂住伊斯坦布尔的老朋友徐穆实，他翻译过《上海宝贝》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中国文学，热衷于学习各国语言。他给我解释了帕慕克的“呼愁”，土语叫作Hüzün， ü跟 “于” 同音，ü本身带点伤感的韵味。他也纠正我的说法，清晨清真寺里传出的音乐不是祈祷音乐，而是清真寺传统的Ezan，是召唤信徒举行聚礼的。即便我不是穆斯林，仍然感觉到那种音乐的召唤力量，灵魂像被刀片舔刮，发出丝丝碧翠的声音。也正是这一年，在博斯布鲁斯海峡的船上，我第一次听说艾丽芙·夏法克——继帕慕克之后最有思想影响力的土耳其作家。生于1971年的艾丽芙·夏法克在中国并没有升温。尽管她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作品翻译成了四十几种语言，用土耳其语和英语写作，获得很多国际奖项。

我看到的伊斯坦布尔平静安详，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鸥自由勇敢，轮番抢夺我手中的面包，不知道是把我当作入侵者，还是饲养者。

从伊斯坦布尔出发，坐一夜大巴，去卡帕多西亚坐热气球，去到一个叫帕慕克的地方，遇到一只叫帕慕克的猫。奥斯曼帝国化作的Hüzün幽灵一直围绕着我。我曾经写过：“伊斯坦布尔是最令我心神荡漾的城市，这荡漾和春情无关，也不是神秘，我无法表述。如果一定要说，大约是类似于面对一个曾经苦恋的人，仍有隐约的肝肠寸断。一栋破败的老房子，一堵斑驳的老墙，一种老的室内装潢，一阵夹带海鸥鸣叫声的海风，一个面海垂钓满面风霜的老者……唤醒的竟然是曾经相识相知的苦楚——对一个并不善于相思的人来说，这种感觉非常奇特。”这种感觉依然没变。纽约、巴黎、伦敦，我到过的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像伊斯坦布尔这样，带有给我这种深入骨髓的Hüzün，或许是我才是伊斯坦布尔，是我灵魂深处的Hüzün投射到这座城市，使我与它有着相似的底色。

回想起来，孤身女性在土耳其境内行走，的确潜藏危险，正如我十多年前一个人深入藏区，庆幸我屡次平安的冒险，体验了绝美的，迥异于明信片上的风景。还有很多路上的经验，比如罗马、布拉格、柏林、墨尔本、旧金山、开普敦……倘若有机会，我想细细地描绘出每一条震撼的纹路，捕捉最准确的词汇，像铺开一幅画卷般呈现我的每一寸感受。

老在路上，老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