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昨天晚上西渡来电话说，今天的座谈会缺一个老师，希望我能补缺。我是一个老宅男，谁要找我临时补缺，总是很容易找到，所以我就来了。很高兴参加这次活动，我前几天评议李唐小说时就说过，由于专业的限制，我已经有 20 多年不太读当代作家的作品，真是疏懒殊甚、故步自封，因此我很感激有这样的机会，能读读年轻的 80 后、90 后的作家作品——其实大都是 90后是吧，七个作家中年龄最大的是 1984 年出生的，其他多是 90 后，真是年轻得让人羡慕啊。读他们的作品， 很有亲切之感，让我知道中国文学的最新发展，我们最年轻的作家在想什么、在关心什么、在怎样写作，这很有意思。有几个作家的作品，我认真读了，刚才又听了大家简洁明快、富有个性的文学观自述，也有很亲切的共鸣。

这共鸣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来想，在这个信息化和消费化的时代，这样年轻的作家和写手，可能不大会有严肃的人间人生之关怀。可是，听了诸位的发言，发现大家其实都很关怀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大家都是对自己和更广大的人生有深切关怀的人。这让我非常欣慰。文学这个东西说到底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关怀的表达——关怀自己、关怀身边的人、关怀这个世界，这才是好的耐人寻味的文学，一个伟大作家与纯技术主义小作家的区别就在这里。比如托尔斯泰丰富的关怀，中国诗人杜甫的广大关切，那才是他们伟大的地方。杜甫跟李商隐不一样处就在这里，李商隐是非常美的诗人，可是能跟杜甫比吗？差别在哪儿呢？他没有大的关怀，没有杜甫那种深切的从自身到对整个人间的大关怀。

海德格尔的一句话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流行了几十年，我很不喜欢，这话就像海子所谓诗意与远方一样，有一种自以为诗、沾沾自喜的小资情调。我更喜欢海德格尔早年的一句话，他说“人是一个忧心的存在”，强调人对自我的存在、对共在的他人以至于整个世界，都有所忧虑和关切，这种忧心会转化为文学。此刻也想起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 说文学是一种苦闷的象征，生命力受到压抑的懊恼，变相地转化为文学，这是从弗洛伊德、柏格森那来的，很好，但不免过于自我，伟大的文学之关怀会从自我出发而及于世界，一切都与我们的存在息息相关，这才是伟大的文学恒久感动我们的地方。通俗一点说，人这个动物之所以跟普通动物不同，就是你有所关切，从个人到你周围的社会到更广大的世界，你有关怀、你有介意、你有不平，想要表达。文学就是这种关切的经验和基于这些经验的想象和感想之表达，我想这些东西才是文学真正打动读者的地方，也是文学值得去用心的所在。我从诸位年轻作家的文学观自述里，能够感到诸位其实都是介意、关怀这个人间、这个世界的，这让我感动，我原以为大家会很消费主义很游戏化的，可出乎我的意料，我很高兴这个意外。

这次来的七位都是小说家，这些年轻作家在创作上崭露头角，他们这代作家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知识修养比较健全，人虽然年轻但作品像模像样。这几天我参加过两次对谈，感觉大家比较关心小说的技术问题——怎样写才好，怎样的风格才好。这当然重要， 但我想提醒大家一点，不必太在意个人的技术路向和个人的艺术风格，它可能会成为一种不由自主的限制， 让小说变得精巧而小气。

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学界对小说有了艺术的自觉，但同时也可能有误解和误导——小说被艺术地狭隘化了、技术化了。刚才李陀也讲到 20 世纪文学除了几座高山以外，比如说卡夫卡和福克纳等几座高峰， 但整体的 20 世纪文学是退步的。我可以略作补充：我觉得不论中外，20 世纪的小说跟 19 世纪的小说甚至跟古典小说都不能比。在中国，小说其实源于先秦及汉的史传和楚汉的辞赋——史传提示给它无限丰富的历史经验与人生经验，辞赋启发了它的想象力，而它后来的发展也泥沙俱下，但无比丰富，没有被文人过早地“艺术化”，所以中国的古典小说其实与汉人所谓丛残小语、街谈巷议之流的“小说”并无关系，而委实是人生经验之“大说”或“漫说”，到了明清已蔚为大观， 不得不在正统的“诗、文、赋”之外别立“说部”。小说被当作小说、当作艺术，在中国是清末民初的时候，取法的是西方的近代小说艺术，而在西方真正把小说当作艺术来讲究，追求特定的艺术效果，那是从爱伦·坡开始，经波德莱尔传到欧洲，影响到福楼拜，如此一路下来，小说越来越成为艺术，也越来越精英化了。可是古代的中西小说都是庶民的艺术，是跟大众讲故事的通俗文艺，它不太讲究艺术、不太高雅，但丰富生动、生气淋漓。所以，近现代以来，中西小说如此艺术化其实是一条狭隘的窄路，鲁迅、卡夫卡、福克纳也难以幸免。而伟大的古典作家，如塞万提斯写小说的时候，他会想我得把这个当艺术来讲究吗？没有，他只有丰富的经验和想象要表达，别的文类不足以表达，唯有小说可以不那么讲究，于是就写成了《堂吉诃德》。20 世纪中外文学有一部作品能跟《堂吉诃德》比吗？能跟《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比吗？能跟《巨人传》比吗？能跟《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三言二拍”比吗？即使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 他们能跟托尔斯泰或巴尔扎克比吗？不一定。现代小说在技术上或许更高明、更精致，寓意或许更精深， 象征、原型、神话什么的都不缺，可是，伟大的经典小说所具有的“大说”之风采——在描写人类的生活经验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丰富性和生动感， 却不再可见了。这启示我们不要忘了小说最基本的东西——小说是面向庶民的艺术，是向大众讲述人生故事、数说生活经验的艺术。

所以，小说的传统跟精英文人的诗文艺术传统不一样，现代小说过于技术化、精致化的艺术追求和刻意精深的写作思路，其实是得不偿失的。这里我想起美国批评家马尔克姆·考利，他有一篇评论，论定了海明威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马尔克姆·考利也曾在美国的大学里教过小说写作课。他说有一次他上课，一个学生还没有等他开口就自责道，“我明白我的问题所在，某某教授已告诉我，我没有好好利用门的象征作用，盘子的象征作用……”。马尔克姆·考利说这简直是瞎胡闹。他因此大声疾呼，提出了三个口号以挽救这种过度高深的艺术病——

如果不真实，就不可能是象征；

如果不成故事，就更不成神话；

如果一个人活不起来，它不可能成为现代生活的原型。

小说的特长就是具体细致地描写生活经验，所以广义上小说都可称为写实艺术，过多过高的技术考究是作茧自缚，最重要的还是追求讲述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的经营对小说家是很大的考验。比如鲁迅的《阿Q 正传》，就实际生活来讲怎么会有阿 Q 那样的人？那是不存在的，可是小说读起来绝对的有真实感；还有卡夫卡的《变形记》，那实际上是可能的吗？生活经验里不会有那样的真实，一个人怎么会变成甲虫？可是它所描写的那种人生经验的真实感，完全让你信以为真。所以“有真实感”地讲好一个故事、写活一个人物，然后才有可能成为象征，才可能升华，我们不要忘了小说最基本的东西。这是我对大家的一点小小提醒。换言之， 小说家唯一应该考虑的，是给自己所要表达的生活经验和想象找到一个恰当的方式，使读者读来有亲切的真实感和陌生的新鲜感，别的都不在话下。

最后说到进化论和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问题， 这些问题我们吵了一个多世纪，没有结论。我觉得一方面，不能否认在西方尤其在中国，历史进化论是起了非常大的积极作用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推进，中国不可能有进步，所以我们也别简单地非难历史进步主义。另一方面，强调人文主义很好，但是一切都有个限度，我们作为人，也不要太自我感觉良好。对科学技术的发达，也不要太担心，刚才张清华讲到新的技术复制、担心有一天发明了人长生不死之术却被个别人垄断等等。我觉得没必要那么担心。其实，一个人获得长生之术是很可怕的，西方有一个著名的神话人物西比尔，她是一个女巫，有不死之命，一直苟活着，于是她最大的痛苦就是想死而死不了。看来，正因为人的生命有限所以才可贵，如果是无限的话，那倒很无谓也很可怜，所以谁能长生就随他便吧，就让一小撮人长生不老好了。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是必死的，才会认真地体会生命的意义，如果生命是可以无限延长的，你会变成什么？就像一个长寿的蚯蚓，很无聊的啊。

我的自然科学知识不多，但我知道，别说人类，就是地球、太阳系、银河系都要毁灭的。现代科学已经确知，银河星系正以每秒 30 千米的速度向仙女星系飞去， 最终两个星系必然相撞，连带着地球也会毁灭，人类也一定会毁灭的。所以，从宇宙的角度看，人类文明或许只是一个短暂的偶然。也因此，我们作为人类应该谦虚一点，不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都不值得骄傲，我们应该“谦卑”一点，我们知道人是会死的，人文主义也不过是人类的精神胜利法而已，当然，我们作为人和人类存在一天，不能没有人文主义。可是，当我们想到个人生命与整个人类的有限性，我们会谦虚一点、我们会节制一点，既不必像鲁迅那样陷于深刻的绝望而不能自拔还要拿那个绝望来自得自炫，也不必像尼采那样得意扬扬地自吹自擂“：看哪，这人！”这样一来，我们对自我和人类的认识，可能比较地实事求是，对人间许多烦人的问题之看法，也会比较地有平常心，而不再妄自尊大或自寻烦恼。由此，小说作为最适宜全面表现人类生活经验的艺术，回心向庶民大众、向无限丰富的生活经验开放，其前途当不可限量而大有说头，而不仅仅止步于所谓“现代小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