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技术革新和资本魅惑所带来的非虚构新媒体写作真实性问题值得警惕，但在另一层面上，大众非虚构写作平台确实促发了全民非虚构写作的热潮，这是非虚构写作在国内兴起后最值得珍视的一个维度。

在近年来围绕非虚构文学所展开的讨论中，有两项议题值得特别关注：一是非虚构文学与报告文学的关系纷争问题；二是非虚构新媒体写作平台兴起后所促发的大众非虚构写作问题。

互为良药的前提

王晖、南平两位学者早在1986年就已尝试借用“非虚构文学”概念来涵盖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口述实录体等几种文体，但国内对“非虚构文学”这一概念展开广泛讨论，则始于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非虚构”专栏的开设以及几篇代表性非虚构作品的刊发。

带有揭露、揭发性质的作品，向来是读者和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在非虚构文学讨论热潮中，《中国在梁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中国，少了一味药》《生死十日谈》等直面社会问题的“危机叙事”作品成为整个非虚构文学脉络中被强调的主潮。在反复的言说中，以《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这类非虚构危机叙事作品被寄予了解决当下报告文学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无力、无为的文学困境，进而过度强调二者的对立关系。一时间，非虚构文学与报告文学仿佛互为“毒酒”，二虎难容。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文体，曾被基希称作“危险的文学样式”，但这种“危险”往往是其作为主流话语的反叛者角色出现时才得以成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报告文学文体中内涵的批判性逐步退位，其文体活力也随之锐减，以至于新世纪之初被评论家宣判为“僵死的庞然大物”。正是在此意义上，以《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非虚构危机叙事作品，以及随后出现的同一脉络中的黄灯《大地上的亲人》、王磊光《呼喊在风中》、阎海军《崖边报告》等作品，尝试以田野调查方式打开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社会问题，争夺讲述真实的权力，形成与既有话语的博弈，仿佛让读者和评论家看到了问题报告文学兴盛时期文学所能承担的社会力量，也因此期望此类非虚构作品能够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关联”，甚至创造“新的文学可能”。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评论家所讨论的类属危机叙事范畴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与报告文学曾经所承担的角色与所怀初衷其实是一致的，二者都指向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时代弊病的揭发。非虚构危机叙事作品并非要对报告文学取而代之，而是对时下病态报告文学进行疗愈的一味良药。除现实批判性这一外在维度，非虚构危机叙事作品在叙事、修辞、结构安排等内在写法层面也有报告文学可借鉴之处，是对于当下报告文学而言内外兼修的良药。

反观之，此类非虚构危机叙事也存在自身弊病——在打开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社会问题同时，又因其“代言式”书写模式与个体视角下的“消极写作”模式，对社会现实造成了新的遮蔽。

尽管梁鸿曾写道：“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但她紧接着又说：“你的谈话方向无一不在显示着你的观念，并试图引导你的谈话对象朝着你的方向思考”。（《中国在梁庄》）同样，黄灯也谈到“亲人们在讲起各自南下的经历时，哪怕谈起最悲惨的事情，都带着笑意，也不懂得煽情。我提醒自己，必须意识到他们讲述背后的情绪过滤与我文字背后情绪膨胀之间的客观差异。”（《大地上的亲人》）作者认为亲人们平静叙述的原因是“不懂得煽情”，讲述的故事都做过“情绪过滤”，但这恰是梁鸿、黄灯们作为离乡/返乡知识分子，作为暂时意义上的“我们”之一员，在非虚构书写上的难解之题：努力消除“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别，却始终无法避免诸多先验观念对亲人精神世界本真刻画的遮蔽。

另一方面，过多基于个体情感的挽歌式消极写作模式，稀释了此类作品所应含有的建构意义。如果说当下报告文学过度强调主流话语系统中的“历史理性”，过分强调正面颂扬；这股非虚构危机叙事潮流则过多沉湎于个体视角下的“人文关怀”，太过执迷于问题揭露。从这一点来看，此类非虚构危机叙事作品对报告文学又有些矫枉过正的意味。“严肃地处理日常生活的现实，一方面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凸显为表现生存问题的对象，另一方面将任意一个普通的人和事置于时代总进程这一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当代现实主义基础。”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所提及的关于现实主义的这段话，对于当下非虚构危机叙事作品来说同样生效。如此一来，传统报告文学所内涵的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发展视野，又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中国在梁庄》等作品的良药。

猎奇式写作对“真实性”的消解

非虚构危机叙事确乎是整个非虚构文学范畴中备受关注的主潮，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伴随着互联网在国内的普及，对非虚构文学带来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众多网络新媒体平台成为非虚构作品的刊发阵地后，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打着非虚构文学的旗号生产了大量猎奇、失真的“真实故事”，不断从内部消解着中国非虚构文学生长的可能；另一方面，技术革新带来的传播媒介更迭使文学作品发表与传播变得更加便利，更多平民写作者加入到非虚构写作阵营中，又为中国非虚构文学发展创造了新的可能。

自2015年起，“腾讯谷雨”、“网易人间”、“正午故事”、“地平线”、“真实故事计划”、“澎湃·镜相”、“故事硬核”等非虚构写作平台纷纷成立，形成了规模可观的非虚构新媒体写作阵地。非虚构新媒体平台发起的对全民非虚构写作的召唤，确实能激活为数甚广的平民大众各自人生中本有的“真实故事”资源，但相伴而生且难以把控的一个问题是，谁来保证这些“真实故事”的“真实性”？

非虚构文学写作、传播、阅读的前提是作者、平台、读者之间关于“真实”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一旦打破，非虚构文学自身的合法性便难以成立。随手翻阅这些非虚构平台的文章，我们常能感觉到许多作品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真状况。或许与普通读者存在着相似的疑虑和担忧，2017年，“地平线”非虚构写作平台创始人三桃曾对非虚构写作者虫安进行过采访，并就其作品中提及的一些核心事件对虫安曾经所服刑的监狱负责人进行求证。求证的结果是，虫安的部分非虚构作品与现实情况严重不符。然而，三桃的这篇调查文章并未引起更多讨论，虫安继续作为人气非虚构青年作家创作着他的“监狱风云故事”。

在这里，一个十分吊诡的问题是，作者、平台、读者之间好像并不存在关于非虚构真实性的契约关系：作者所提供的“真实故事”足够奇观化，能够赢得读者，获取利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猎奇体验；而平台从中收割了足够多的流量。这似乎是一个无需计较真实与否的皆大欢喜的“非虚构文学”生产、传播、接受流程。但最终受伤害的是谁呢？答案只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非虚构文学本身——虚假、猎奇式的非虚构作品泛滥，将导致整个非虚构文学传播领域“劣币驱除良币”，真正意义上的非虚构文学被冒名者从内部不断消解，最终走向消亡。如果非虚构文学消亡了，那围绕它的作者、平台、读者也将消亡，一切都还未来得及成长坚固，便烟消云散。

悲观中又见希望的是，近来“咪蒙系”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号称非虚构作品的《一个寒门的状元之死》一文遭遇包含《人民日报》《中国之声》等主流媒体在内的全民声讨，由此掀起一场关于非虚构文学标准的大讨论，倒逼了非虚构新媒体平台在作品真实度把关上的自觉性。但若退一步来看，如果不是《一个寒门的状元之死》一文涉及到价值观念的严重扭曲，这种全民声讨还会出现么？仅靠作者和平台的自觉这一“高标”道德要求，显然很难达成非虚构新媒体平台的“真实性”准则，更可靠的办法是建立有关“真实”的核查机制。美国非虚构作家约翰·麦克菲曾介绍过《纽约客》杂志如何利用“庞大而运作得力的事实核查部门”来保证其所刊发非虚构作品的真实品质。与之类似的“事实核查员”角色在曾经的“ONE实验室”团队和如今的“故事硬核”团队中被有效利用，但“事实核查员”不仅需要具备非常专业的技能，还需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付出，这对非虚构创作团队或平台而言无疑是巨大的代价。尽管代价巨大，但这种事实核查机制是保证非虚构文学，尤其是非虚构新媒体写作、非虚构文学自身合法性的必要存在。

技术革新和资本魅惑所带来的非虚构新媒体写作真实性问题值得警惕，但在另一层面上，大众非虚构写作平台确实促发了全民非虚构写作的热潮，这是非虚构写作在国内兴起后最值得珍视的一个维度。早在非虚构写作被广泛讨论之前的1996年，《天涯》杂志就已开设“民间语文”栏目为大众写作者提供写作平台。时任主编韩少功所提倡的“把文学下降到广阔的地面”这一观念，对当下的大众非虚构写作依旧生效——促使非虚构大众写作者的作品冲破所谓“文学性”的藩篱，打开中国非虚构文学发展的新局面与新可能。

进一步说，伴随着近年来创意写作“人人可成为作家”这一理念的广泛传播，如果更多的大众写作者能够经由创意写作训练中的非虚构写作基础培训，拿起笔来加入到非虚构写作行列中，那么，中国非虚构文学便真正在“广阔的地面上”扎下了深根，生成了坚实的底座。这一值得期待的未来图景，需要创意写作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层面进一步发挥效用，需要一个个创意写作非虚构社区工坊的生效。由此，创造出中国非虚构文学在大众写作维度新的可能。

经由以上分析和总结，本文对中国非虚构文学做出了“一条底线，两重标准”的未来期望。首先，真实性是非虚构文学的底线和立身之本。在真实这一底线之上，又有相对存在的“高标”与“低标”两重标准。“高标”是对于包括报告文学作家和新媒体平台专业团队在内的非虚构专业写作群体的要求，对于这类专业写作者而言，业界期待他们不断创造出新的高水准作品，在“向上”的维度上创造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新可能。“低标”则是对大众非虚构写作群体的期待，期待他们能够遵循非虚构写作的基本准则，掌握非虚构写作基本技巧，从而更好地进行自我表达，成为中国非虚构文学发展中最广阔而坚实的托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