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城市对人类文明的形成至关重要。欧洲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鼎盛期是斯巴达和雅典这种城邦（城市国家）文明。中国唐代长安已为世界城市，丝绸之路从这里开启，文化交流也体现着盛唐气象。（1）海外华人聚集处叫唐人街也可见其遗风。现代国家除首都大邑，一般城市也多是地方的文化中心。城市的政务、教育、文化等机构配置和公共设施也比乡村远为周全，给居住者提供了文化教育、商贸金融、物质消费和五行八作的谋生机会。城市的阶层差异也不能否认这些功能存在，这也是人们向往城市的根本原因。儒家轻视市井文化，但不意味着帝王贵族和士大夫拒绝城市，皇宫就都在繁华皇城的闹中取静的风水宝地，身居皇宫还可享天下贡品。物质享受与精神提倡也形成讽刺性矛盾。如中国典籍文化和文学传统就不仅常批判城市，而且还成为道德制高点，由此城市形象也多暧昧。不妨看个典型例证：

北宋东京（汴京）是继长安后中国第二个百万人口城市，如何看待东京繁华，《水浒全传》第六回《九纹龙剪径赤松林鲁智深火烧瓦罐寺》有段描述可谓典型：智深打死郑屠后被赵员外送五台山剃度，酒后闹事又被真禅长老打发给东京师弟，路途打杀而与偶遇的史进分手后，行了八九日终于“望见东京”。鲁达原也官府中人，还曾对史进自得道“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可见过府县热闹的提辖还是被东京弄蒙了，“但见：千门万户，纷纷朱翠交辉；三市六街，济济衣冠聚集。凤阁列九重金玉，龙楼显一派玻璃。花街柳陌，众多娇艳名姬；楚馆秦楼，无限风流歌妓。豪门富户呼卢会，公子王孙买笑来。”刚入城的智深连门路都摸不到，“但见”只是作者代言，却反映了传统文学对城市的看法。连接市民文化的通俗文艺在唐宋颇为兴盛，元朝取消科举也使文人投身其间，关汉卿就宣称自己是“盖世界浪子班头”，死了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但通俗文艺还是难登大雅之堂，市井文化难以名正言顺。

有趣的是这种“但见”穿越时空依然流行，中国现代作家将城市视为红尘滚滚纸醉金迷就如出一辙。现代文学有各种流派，面对城市似乎殊途同归：如海派性爱小说和新感觉小说中，上海是灯红酒绿和情性泛滥的十里洋场；左翼文学的城市是有闲阶级温柔乡和无产者苦难地；共和国十七年文学将城市视为资产阶级香风毒雾的温床。新时期文学中市民文化则意味着平庸世俗，所谓“王朔现象”和“《废都》现象”还引发人文精神讨论，底层叙事也将进城农民的艰难归咎城市歧视。如此等等，城市成为欲望、世俗、名利、道德败坏的代名词。城市是有问题，但如果就是制造腐化、庸俗、苦难甚至罪恶，人类真可以不要城市。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否定或妖魔化城市也多是极端一路，如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中的巴黎充满“恶”，艾略特《荒原》则认为现代资本文明（城市文明则有标志性）已为“精神荒原”。

城市重要不意味着不能质疑，况且确实有“文明病”，关键在于质疑什么。正是这点上，通常所谓批判城市不仅笼统含糊，甚至成为习惯说法。面对集结了众多物质与精神现象的城市，批判看似殊途同归，其实立场和对象大有差异。如批判并非针对城市本身而是借城市说话，如以偏概全、主观图解、人云亦云，如质疑者未必厌恶城市。批判城市是老话题，但批判并非无的放矢，质疑应有具体对象，这些问题都需要甄别和研究。

一、批判的“意在沛公”

关于中国现代作家批判城市有两种流行看法：一是乡土意识，还常以沈从文、废名、汪曾祺、路遥、贾平凹等为例。这种依据其实很不充分。文人是有田园牧歌情怀，与喧嚣城市难免抵牾，但乡土意识的关键在深层文化意识，而中国现代乡土叙事不仅对此批判很多，即使质疑城市也没回避乡土文化问题。如老舍《骆驼祥子》描述祥子进城谋生，既展示了城市环境恶劣，也揭示了祥子从乡村带来的心理缺陷。苏童《米》中五龙进城后的沉沦与恶劣，有城市逼迫，更有乡村文化根源。五龙最终带着满口金牙和整车大米回归乡里，就是为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二是城市“文明病”。人们最直接的感受是居住环境，如人口密集、居住拥挤、空气污染等。由此也有种鱼与熊掌的矛盾心态：喜欢城市便利又不满其缺陷。中国接受现代生态意识很晚，文学亦然，沙青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1986）就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生态文学开端。中国台湾文学对环境“公害”的反映略早些，如林耀德都市小说《恶地形》《大东区》，七等生《垃圾》、王幼华《健康公寓》及宋泽莱《废墟台湾》等。

即使意识到绿色城市重要，单一居住环境在文学质疑城市中也非重点，包括表层乡土意识。文学质疑城市的重点是城市的政治、经济、阶层、权力和道德等状况。这些问题的形成是否城市原因，是我们首先需要甄别的前提问题。作为社会空间，城市与乡村形成了各自风貌，但城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社会与时代的产物，说到底是人的城市，城市有罪也是社会和人之过。其实很多作家批判城市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并非针对一般意义的城市本身而是指向社会和人，或借城市表达各种思想。我们以往明显忽视了这种言外之意。

郁达夫有篇时事议论《广州事情》就很能说明这种意在沛公。广州是国民革命和首次国共合作发源地，北伐从这里开始，但轰轰烈烈的背后却存在很多新旧问题，《广州事情》指出：“广州情形，从表面上看来，已经可以使我们喜欢了。广阔的马路，高大的洋房，新建设的公园，威严的衙门，凡初到广州的人，见了这表面的建设，总没有一个不眉飞色舞的，以为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一种能力，我们中国人，也有比各处工部局（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上海、天津等城市租界设立的行政机关——引者注）更有希望的经营才具。”接下来作者对表面后的乱象进行了尖锐批评，如修建广阔马路付出的民众脂血被政府官员贪污，政治和教育存在衙门化，部长厅长阶层出现贵族化，农工运动的名不副实及小头目们的政客化等。（2）事情在广州，但作者批判并非“广州”而是“事情”，不是质疑城市而是社会和人之作为。郁达夫小说《薄奠》将黄包车夫的死归于“红男绿女和汽车中的贵人”，也是不满城市的有钱人和权贵。1933年春郁达夫迁往杭州并打算定居，鲁迅写了律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3）所以劝阻，是鲁迅觉得当时杭州文化环境恶劣。郁达夫《回忆鲁迅》中还提及此事，说鲁迅某年夏天到杭州玩，因湖上闷热、蚊子多和饮水不洁而对杭州印象不佳，但“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4）当然同样是质疑人之作为。

即使质疑城市居住环境，指向的通常也是社会问题。徐志摩散文《丑西湖》即是如此，其比较中西文化也很有意思。作者说自己到了西湖就想跑，因为养满大鱼的西湖水质变坏，一股腥臭味，成了“一锅腥臊的热汤”。而批评所指还是官家或商人的利益追求。作者由此又谈到两件事：一是泰戈尔（徐志摩曾陪同泰戈尔游中国）看了中国后发出感慨“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你们这样蓄意制造丑恶的精神”。作者说不能怪老头发牢骚，因为所见现状与其期待反差太大。二是之前的狄更生游泰山后有另种感受，说只有中国人懂得爱护自然，如山间小径，石刻优美诗文、绿树掩隐的寺院红角都无碍自然美；而欧美的山石上只见雪茄烟与各种生意广告，山里也是几层高的旅馆。言及狄更生如此比较“西方人的俗与我们的雅，他们的功利主义与我们的闲暇精神”，心情复杂的作者发出感慨：如果狄更生看了如今“西湖的成绩，他又有什么妙文来颂扬我们的美德？”（5）很显然徐志摩认为狄更生的中西比较有即兴的片面问题。但无论狄更生的比较还是泰戈尔的批评，都是指向人之作为或“城市的人”。诸如此类批判城市而意在沛公的作品可谓举不胜举。如巴金以孙传芳统治上海为背景的《灭亡》，批判的是军阀而非上海；老舍建国后的《茶馆》更明显：写北平裕泰茶馆的用意并非茶馆如何，而是可以作为“葬送三个旧时代”的舞台。李季《致北京》和公刘《上海夜歌》看似赞美城市，其实是歌颂新时代，或者说新时代让城市获得了新的生命。

二、质疑与城市状况

意在沛公虽普遍，但不针对城市本身不等于无视城市状况。《广州事情》批判“事情”，但毕竟发生在广州，是广州一种实际。鲁迅劝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也是其文化环境不好。刘呐鸥《都市风景线》和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展示的灯红酒绿也是十里洋场实际。城市状况是质疑的现实基础，由此就要注意城市的多样和复杂。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城市并非一种模式，而有不同类型及文化基调，如沿海与内陆城市、通都大邑与中小城市；二是城市自身状况也复杂，通常交集了多种社会关系和文化现象。新感觉小说展示的灯红酒绿是实际状况，但十里洋场并非全如此。曹禺《日出》将高级旅馆与下等妓院作为现代都市产物，交际花陈白露成为都市欲望象征，也是现实一种。左翼文学将城市视为有闲阶级温柔乡和无产者苦难地，亦是现实一种。城市的多样复杂非常重要，显示了社会复杂和时代变化。质疑有价值取向，但以偏概全甚至主观图解就难以令人信服，也无视城市实际，总之不能一刀切。

中国现代城市状况恰恰颇为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近现代城市有不同类型并形成多样格局。中国传统城市也不同，但鸦片战争打破清王朝闭关锁国，西方文化随列强侵略进入中国后，城市分化更明显。如沿海与内陆城市的商贸差异，通都大邑与中小城市的不平衡发展，包括很多亦城亦乡的城镇，城市出现明显分化。美国华裔学者叶文心分析民国时期“南京与省城文化”时谈到“三城记”文化不同：北京是中国传统官绅文化的中心，也体现了国学的最高境界；上海显示了调和本土和西方的文化风格，成为新式都会专业精英文化所在地。国民党则想建构以南京为新的省城文化以对抗北京与上海的两种省城文化。（6）而“在国民政府的想象中，理想的空间是各省的省城与乡镇，也就是介于沿海通都大邑与内地穷乡僻壤之间的典型中国城镇。”（7）所谓典型城镇是折中主义城市理想：不那么开放也不那么保守。但这种亦城亦乡城镇却并非想象，中国恰恰很多，中国现代文学也出现了大量的“县城书写”和“城镇书写”。以往多将城镇叙事放在乡土文学，但它们与乡村文学还是有明显差异，可视为宽泛意义的城市书写或亚城市书写。亦城亦乡的双重性城镇，还特别能体现中国城市文化的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的纠结。

其次，异域文化对中国城市文化的影响。除香港和澳门的殖民文化突出，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的租界文化还曾与民族主义发生激烈冲突。有的城市还整体受到异域文化影响。上世纪30年代哈尔滨被称为“东方莫斯科”就是俄罗斯文化作用。铁路带来白俄落破贵族等大量侨民，也带来了教堂、剧院和中央大街等俄式建筑。哈尔滨建立中国最早啤酒厂也是侨民需要，导致哈尔滨人也习惯了啤酒。中国沿海城市与大城市受异域文化影响都较明显。

再次，城市文化往往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除不同城市类型的文化分化，各个城市本身的文化状况也是多元复合。无论古代现代，城市都有官府文化与民间文化、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与城市人口形形色色，阶层结构复杂有直接关系。《水浒传》作者关于东京的“但见”突出了豪门富户、公子王孙之类，东京当然有达官贵人也有市井细民，靠劳力苦力和引车卖浆谋生的还更多。如《金瓶梅词话》的世情叙事虽然集中于西门庆家庭日常生活，但集市井流氓、霸道商人和官吏身份的“西大官人”，其交织的社会关系与市井生活就涉及各等人物，折射出社会黑暗也展示了城市阶层复杂。现代城市阶层结构同样如此。如20世纪初的上海已是很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国际城市，却有黄金荣、杜月笙这种江湖大鳄，以及各种帮会，“上海滩”也成为社会黑恶势力和鱼龙混杂的代名词。通常说来城市文化比乡村文化要开放，但也可能既不进步也不开放，现代城市文化也可能完全非现代。如现代西亚一些石油国家靠资源致富，城市设施非常现代，但统治城市精神的却是世袭权力或宗教领袖。很多现代城市的文化状况也是传统与现代、开放与守成的混同。

城市的多样复杂是客观事实，理应成为城市叙事的现实对象，当然也是研究作家质疑城市的重要参照。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注意：即如何看待以城市为标志的资本工商文明。总体来看这种文明在乡土中国从未形成气候，依稀的自由经济和相关政治也是中国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也基本拒绝资本工商文明。有学者认为当年老舍市民小说对新派市民采取完全讽刺态度，多少体现了作者为“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将封建宗法社会东方文明美化的民粹主义倾向”。（8）而这种本土意识的民粹倾向，在中国作家质疑城市中还颇为普遍。

三、质疑的出发点

质疑城市虽有种种倾向，但从中国现代作家普遍情况看，无论意在沛公还是针对具体状况，有三个出发点最为突出，基本可以包含质疑城市的主要价值取向。

一是启蒙性的人道质疑。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文理想在西方现代作家有所失望，却成为五四“赛先生”和“德先生”的思想资源。迟到的接受与本土封建文化状况相关。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是技术主义，康梁变法的政治改良也同样无果。以致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如此抬举小说功能未免书生气，但抨击封建文化却有启蒙意识。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制，但封建主义还是顽固，以致新文化也有“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思潮，人道意识则是根本支撑。由于乡土封建文化更严重，我们以往多关注乡土启蒙叙事，忽视了城市启蒙书写，甚至以为城市与此无关。事实上城市启蒙书写是启蒙文学重要构成。如巴金《灭亡》、王鲁彦《柚子》和闻一多《死水》对军阀在城市实行封建统治的抗议；呼吁妇女解放的女性文学多城市背景，如冰心《两个家庭》和《斯人独憔悴》，庐隐《海滨故人》和《沦落》，丁玲《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包括凌叔华小说集《花之寺》作品。无论写知识女性的苦闷还是她们的爱情悲剧，反封都是一种醒目主题。后来张爱玲的《金锁记》亦是反封。

可视为亚城市书写的“县城书写”和“城镇书写”，思想较复杂，但反封还是普遍。鲁迅小说就值得注意。除乡村，鲁迅小说也多亦城亦乡的城镇背景，如“鲁镇”，《药》和《示众》的街道与广场，《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的“S城”。鲁迅小说的城市背景较模糊，启蒙意识却显而易见。《药》和《示众》的国民性批判就不用说了，《高老夫子》和《肥皂》还讽刺了假新潮的知识人物的封建道德。鲁迅小说的城市还成为乡村蒙昧的参照。如几番进城的阿Q回到未庄，只是炫耀看过城里“杀革命党人”，而且“不满意城里人”的怪异说话和吃饭的讲究，包括女人都大脚等。《风波》中七斤常进城，听到城里传播“皇帝坐龙庭”消息而惶恐，“皇帝要辫子”而他没了辫子，弄得一家人坐立不安。在鲁迅，乡村和城镇书写都重在反封，与其面对整体国人的国民性批判是一致的。

“左联”作家有较明显的阶级意识且与政治形势联系，但反封还是不少作家的立场。如柔石《二月》描述萧涧秋在芙蓉镇遭遇的流言蜚语围攻，就展示了小城封建思想严重。萧涧秋逃往上海，也含有以都市比照小城闭塞的意味。不少城镇书写批判了膜拜权力的封建意识。如茅盾早期作品《动摇》中的绅士胡国光，看见县公署挂了青天白日旗，就想方设法要当县商民协会委员，一副官本位嘴脸。讽刺小说家张天翼的《包氏父子》和《华威先生》，沙汀的《代理县长》和《在其香居茶馆里》，作品时间背景不同，但都批判了官本位尤其发国难财的官员。中国传统家族所处空间多亦城亦乡特征，也多封建气息，如巴金反封立场的《家》，高公馆及其家长高老太爷即是。曹禺剧作更多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但反封依然明显。《雷雨》的周公馆及家长周朴园有些所谓资产阶级气息，实际充满封建色彩。《北京人》的曾氏大家庭是走向没落的士大夫家庭，作者更是重在批判封建文化。中国新时期后很多城市叙事也体现了启蒙意识。如李国文《危楼纪事》就描述了“文革”时期城市中各种现代迷信现象。这方面新写实小说颇有代表性。在揭示平民与权力的关系上，封建官本位不仅左右了现代权力，如《特别提款权》和《单身贵族》的新贵们拿美元赌博和花天酒地；也左右了平民，如《风景》的七哥为此牺牲爱情，《一地鸡毛》的小林也参与权力游戏。城市文化人参与权力游戏其实普遍，后来的《废都》《欲望之路》《所谓先生》《风雅颂》等都有描述。

二是阶级立场的批判。这是左翼文学批判城市的主导。从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解构五四话语始，从无产者神圣到视城市为有闲阶级温柔乡，都是阶级立场体现。茅盾都市小说《子夜》《赵先生想不通》《多角关系》等刻画了系列民族资本家形象，也是意在说明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和实业救国行不通。解放区文学的阶级立场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成功，也意味着必须改造城市资产阶级文化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批判《我们夫妇之间》则是最早表现。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可谓《子夜》的当代翻版。上海工人作家创作则突出了工人阶级是城市无产阶级文化代表。城市背景的革命历史小说如《三家巷》《小城春秋》《红岩》《青春之歌》等更突出了阶级革命。正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所喻示：革命的“野火春风”才能给古城带来新生。左翼文学批判城市的阶级立场明显，理解也没多少歧义。

三是圣贤意识及其道德影响。汉语中“市”指做买卖地方：“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民”；（9）而“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10）在重农抑商和三纲五常的文化中，行商坐贾重利轻义，市井细民地位卑微。《史记·平准书》记载：“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11）虽对商贾有所宽松，拒绝其后代“仕宦”仍是拒绝市井文化。中国传统圣贤意识也较复杂，但内修外济则为根本，如修身与建功，养性与立业，安贫与乐道，宁静与致远、重义与轻利。一言蔽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这与市井文化当然格格不入。圣贤意识对中国读书人影响深远。无论古代圣贤还是现代精英，恐怕都认为自己远高于市井细民。

五四反封建非常激进，不惜矫枉过正，但看待市民文化却有圣贤意识作祟。文学革命反对贵族文学而对民间文学有所肯定，却还是抗拒市民文化并排斥通俗文学，从批判民国旧派小说就开始显示。其实旧派小说较复杂，有鸳蝴派迎合市民消遣，也有揭示社会黑暗的写实。有学者指出科举取消与文人地位下沉，使得很多卖文为生者成为底层市民，他们小说也回到“市民文化本位”。但市民文学不仅受到新文学批判，还出现迫使旧派向“俗”定位的趋势。（12）批判旧派小说与争取城市读者有关，更因激进思想难以容纳市民文化的“庸俗”。鲁迅担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时，也参与查禁了32种鸳蝴小说，还写过批评文章。（12）张恨水小说顾及市民阅读同时，批判封建礼教更有启蒙意义，也不为新文学接纳，包括对老舍市民小说的不认同。这都反映了圣贤意识及其道德影响。这对当代作家同样有影响。以阶级革命名义拒绝市民文化另当别论，以人文精神名义轻视市民文化则含有圣贤意识。如池莉写市民被讽为“大作家，小市民”；评论家赞扬王安忆《长恨歌》呈现了上海弄堂文化的精致，但也意味着弄堂文化就是世俗精明。王朔小说有反智心态，但也反映了世俗现实；《废都》有自身缺陷，但对“世纪末情绪”的思考还是不无深刻。后来长篇小说如《桃李》《欲望的旗帜》《沧浪之水》《欲望之路》《所谓先生》《大学纪事》和《风雅颂》等，呈现的知识分子欲望并不亚于《废都》，也说明《废都》并非虚假。市民受到轻视其实有悖现代公民意识。张炜和张承志的道德批判不仅理想化，也流露了圣贤道德诉求。底层叙事同情进城农民弱势时也多以批判城市道德为参照，这种城乡道德对立同样简单。众所周知很多城市有“城中村”，改造时还产生不少富人，但其保留的乡村文化及精神状况却并非“淳朴”。如城中的村民们争先恐后盖起密集的“握手楼”，就此优哉游哉的吃租金。不少拿到土地转让金的农民不是再创业，而是参与赌博，有些年轻人甚至吸毒，小市民的节俭和规矩却没学来。

四、文学与作家的依赖

意在沛公现象，针对具体状况，质疑出发点，都能说明作家批判城市并非拒绝通常意义的城市本身。文人的田园牧歌情怀与喧嚣城市难免抵牾，也不意味着就真的厌恶城市。

城市作为国家和地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文学与作家的依赖城市首先与文学运作和作家职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与城市就有种鱼水关系。如报业是城市产物，民国旧派小说通常在报纸连载，市民成为作者衣食父母。报纸也是新文学阵地。文化文学刊物也在城市。《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后迁入北京成为无可替代的新文学阵地。新文学弄潮人也多在城市。叶文心就谈到1927年许多与新国民政府没有稳固关系的知识分子聚集上海私立大学寻求庇护，1928年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还带来一批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人、小说家和政治评论家。（13）城市给文人提供交流便利也很重要，曹聚仁告诉我们当年“大众语”运动就起于上海数位文人的一次聚会。（14）重要文学会议也在城市，如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在武汉召开，后“文协”迁往重庆仍不离城市。沈从文常以“城里的乡下人”自居，但离开边城后还是一直在大城市。中国农民有大量文盲，陶行知曾努力推行乡村教育，解放区也开展过扫盲运动，这种情况下城市读者也是文学主要接受者。新中国文学依托城市状况同样普遍：文联、作协、文艺出版社和文学期刊多在城市，众多作家、理论批评家和编辑出版者也在城市。作家依赖城市也形成了情感依附。很多政治运动中被驱出北京的文人，回忆当年回京治病或探亲时都流露出“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惆怅与亲切，对京城已有很深的家园情感。

除文化和职业原因，物质生活也不可忽视。现代文人或许也有安贫乐道意识，但喜欢或者至少不拒绝物质条件还是普遍。如年轻的周扬初从日本回国时，“潇洒倜傥，穿西服，系领带，着皮鞋，他爱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15）离开城市哪能如此潇洒？周作人是出了名的喜欢物质享受（沦为汉奸似也与贪图安逸有关），这同样得于城市。鲁迅比弟弟淡泊物质，但也在意，毕竟有赡养母亲和家人负担。1927年到上海成为职业作家，靠稿酬版税生活的鲁迅，收支更难免市民化考虑。萧军萧红初次上门拜访时，鲁迅首先考虑的也是他们靠文学谋生困难。长期在城市的鲁迅对城市熟悉也不反感。鲁迅初到上海不适其拥挤，后来也习惯了，他告诉二萧：“我生在乡下，住了北京，看惯广大的土地，初到上海，真如被装进鸽子笼一样，两三年才习惯。”鲁迅住的北四川路一带属中产阶级聚集地，环境不错，“有大草地可看”。鲁迅还让萧军们自己去考察上海，并叮嘱“工人区域里却不宜去，那里狗多，有点情形不同的人走过，恐怕会引起它的注意”。（16）这不是鄙视工人而是说点生活经验。

柳亚子有件事似乎更能说明现代文人的物质意识。解放前夕，住北京西郊的柳亚子进城不方便，因某次开会没车而生气，加上其他待遇问题而发起牢骚，于是有《感事呈毛主席》，赞扬毛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接下来的“分湖便是子陵滩”（柳是江苏吴江人，东汉严子陵曾在此隐居），则表达了想仿效严子陵归隐家乡意。毛泽东没立即回信，只是嘱咐办事人员解决了柳亚子等民主人士的衣食住行问题。同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当即写了两首七律，即《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和柳亚子先生》。后者追忆了当年与柳“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的友谊，更表达了宽慰和挽留：“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希望柳留京参政。虽然民主人士待遇问题要解决，但柳发牢骚还是显得沉不住气。更有意思的是再与毛的和诗中，柳竟言“倘使名园常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如果说怀才而想得到相应待遇也不为过（其实也有种门客心理），但想要名园的得寸进尺则确实头脑发热。诗人是有些天真，但也是太看重物质。

文人不离城市，还有个由士而仕的原因。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城市是仕的聚集地。陶渊明归隐田园是淡泊名利，但文人归隐多与仕途失意有关。毕竟“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读书人传统，豪放不羁的李白有时也摆脱不了。天宝元年秋应唐玄宗之诏进京，李白立刻雄心勃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诗人虽恶“摧眉折腰事权贵”，却也留恋“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现代社会给文人提供了多种谋生可能，但由士而仕传统还在，由此还有“学统”与“道统”的研究。而城市依然是现代文人入仕的聚集地。

真正拒绝城市的作家，总体来说应该并不多。而确实厌恶城市者，恐怕也有特殊的个体原因。如前所说批判城市是个老话题，但不少问题仍需甄别和坐实，确实不能笼统言之。

 

注释：

（1）长安鸿胪寺曾接待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国子学和太学接纳了3万余外国留学生，中西亚商人在长安广设酒店和珠宝店，李白等诗人还常到外国人开的酒肆喝酒。见冯天喻等：《中华文化史》，第5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3）郁达夫：《郁达夫代表作》，第454-501、47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鲁迅：《鲁迅选集》第1卷，第4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徐志摩：《徐志摩代表作》，第407-410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6）（7）叶文心：《民国时期的校园文化》，第123、1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8）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24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10）（11）见《辞海》缩印本第346页词条解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1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91、9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3）叶文心：《民国时期的校园文化》，第8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4）曹聚仁说“大众语”运动起因是：1934年夏天一个下午，他和陈望道、叶圣陶、陈子展、徐懋庸、乐嗣炳、夏丏尊共7人在上海福州路一家印度咖喱饭店聚会，大家议起大众语话题而且当时就分配了文章任务，结果这次聚会产生“蝴蝶效应”，引发了声势颇大的“大众语”运动。见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第277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15）李辉：《往事苍老》，第20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

（16）鲁迅：《鲁迅选集》第4卷，第5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