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文摘录

不是一类人，第一眼就知道的。我知道，朱牡丹肯定也知道。如果在国内，估计我们就是在火车上相遇一万次，彼此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我不可能和一个穿粉紫色紧身上衣的女人成为朋友。她也不可能和一个戴眼镜穿黑衬衣的女人成为朋友。但那是在欧洲的火车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偌大的车厢里，也就我们两个中国人，不，应该说，就我们两个亚洲人。所以不管我们是不是一类人，我们别无选择地睦邻友好起来。

我是在去尼斯的火车上认识朱牡丹的。

是她先过来搭讪的。自我介绍时，我在心里还忍不住调笑了她一下——“真是一朵大牡丹”。应该有一米七多吧？又丰满，粉紫色紧身T恤下的胸脯，巍峨壮丽，几乎可以和车厢里那些欧洲女人媲美呢。

不是一类人，第一眼就知道的。我知道，朱牡丹肯定也知道。如果在国内，估计我们就是在火车上相遇一万次，彼此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我不可能和一个穿粉紫色紧身上衣的女人成为朋友。她也不可能和一个戴眼镜穿黑衬衣的女人成为朋友。但那是在欧洲的火车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偌大的车厢里，也就我们两个中国人，不，应该说，就我们两个亚洲人。所以不管我们是不是一类人，我们别无选择地睦邻友好起来。

她话多。从巴黎到尼斯滔滔不绝地说了一路。知道我刚到巴黎一个月，所以她谈的内容基本是巴黎生活指导。她在巴黎已经六年了，是个老巴黎，知道巴黎生活的很多门道。巴黎有二十个区呢，哪个区租房比较便宜，哪种颜色皮肤和头发的房东比较好说话，哪个超市有又干净又便宜的猪蹄卖——她买食物的经验，似乎尤其丰富。这也是我能一直莞尔而笑着倾听她高谈阔论的原因——真是“高谈”，其分贝已经让斜对面的那位戴珍珠耳环的法国老妇人朝我们严厉地看了好几次。

其时是八月，巴黎有钱的老年人都去地中海蓝色海岸度假呢。所以车厢里一半以上，都是服饰华丽香喷喷的老妇人，还有一小半，是服饰同样华丽香喷喷的老先生——全世界都这样，老妇人多，老先生少。

老先生和老妇人一样，在安静地看书。当朱牡丹的分贝突然提高时，他也抬头看了好几眼我们，但老先生看过来的灰蓝色的眼珠，就一点儿也不严厉了，不但不严厉，还温和得很——全世界都这样，老先生总是比老妇人对年轻女人更温和的。

“你一个人去尼斯旅游么？”朱牡丹问。

我去尼斯是因为马蒂斯美术馆。那儿有马蒂斯的《蓝色裸体4号》和石榴静物画。在喜欢过莫奈的睡莲和梵高的鸢尾花后，我又开始喜欢野兽派的马蒂斯了。毕加索说，“和我相比，马蒂斯不过是个少妇。”但我还就是喜欢马蒂斯这个“少妇”。他笔下的女人又丑又古怪，他笔下的花也是又丑又古怪。但我喜欢的正是这个。不知为什么，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就是喜欢又丑又古怪的东西。

但我没和朱牡丹说马蒂斯，我说“随便走走”。

朱牡丹说她去尼斯看朋友。她有个姐妹在尼斯开餐馆，一直邀她过去玩。但她一直没去。去不了。在巴黎生活不容易的，她说，这一次，还是她做事的那家女主人带小孩回上海奔丧，她才有空了。

朱牡丹是保姆。

难怪她拎的草编包里，装的全是蒜薹。

新鲜碧绿的蒜薹从包口两端旁逸斜出，像莫迪里阿尼笔下的细长脖子女人一样好看。

给姐妹带的，朱牡丹说，尼斯买不到蒜薹，姐妹反复叮嘱她，一定要给她带几把蒜薹。

人在他乡，有时会生出很奇怪的念想。朱牡丹也这样过。有段时间，她想吃小鸡炖蘑菇。疯了似的想。活不下去似的想。她老公在电话里问她，巴黎没有鸡么？没有蘑菇么？巴黎鸡倒有，在超市冰柜里，一盒一盒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却不是家里的笨鸡，而是法国鸡。法国鸡吃起来像煮白菜，一点儿也没有鸡味。蘑菇也有，一盒一盒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也不是家里的榛蘑，而是法国蘑，口蘑，颜色像石灰一样，吃起来也像石灰。她差点儿因为这个买张机票回老家。当然没回。他老公不让。老公急得什么似的，你回来干什么？你回来干什么？也是，她回去干什么呢？没什么好干。她一个四十多的下岗女工，又没什么文化，回去也就在超市收银或整理货架，要不就做保姆。可做保姆的话，还不如在巴黎做呢。至少巴黎工资高。她一个月挣一千欧呢，一千欧，折算人民币就七千多了。比研究生挣得还多。她老姨的闺女就是研究生，还是北京的研究生呢，毕业后在一个大专学校教书，一个月也就挣五千多点，养活自己都够呛。她老姨当初嘚瑟得不行，一见她妈就说“我闺女怎么样怎么样”，把她妈郁闷死了。她那时下了岗，在家政中心找了个保洁的工作。可自从她到了巴黎，就轮到她妈嘚瑟了。她妈一见老姨就说“我闺女在巴黎怎么样怎么样”，她老姨一听巴黎就秃噜了。她虽然在巴黎也还是做保姆，可在巴黎做保姆和在家里做保姆，说出去面子也不一样的。她对家里人说了，从东家家坐地铁到凯旋门到香榭丽榭街，只要半小时，他们听了那个羡慕，都流哈喇子呢！所以，无论如何她是不能回去的。她自己也知道。家里刚买了房子，贷款买的，一个月的房贷要四千多；孩子在职校读书，一年学费和生活费也要二三万，都指着她在这儿挣的每月一千欧呢。老公做保安那点儿工资，还不够他自己抽烟喝酒呢。所以，小鸡炖蘑菇那样的念想，也就想想罢了。反正它也是一阵一阵的，你只要不搭理它，过些日子它自己又消失了。像风一样来，像风一样去。人不可能由着自己性子活。更不能由着自己的口舌活。别说她这样的人，就是她女东家都不能呢。女东家以前可是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娇滴滴的小姐，锦衣玉食过过来的。现在却和她一样，也是吃着像白菜一样的鸡，吃着石灰一样的蘑菇。她老听到女东家在电话里娇滴滴地对她姆妈说，她想吃避风塘的菜了，想吃避风塘的炒蟹、椒盐濑尿盐、九肚鱼、腐皮卷、叉烧酥。女东家报菜名似的，一样一样说。隔上个把月，就要这样说上一回。她在一边都听得心软。女东家一说上海话，似乎就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上海小姐。一说普通话呢，又变了一个人，变成了女东家。说法国话呢——她老公是法国人，女东家在家多数时候都是说法语的，又变了一个人，变成了法国女人。她还是喜欢说上海话的女东家。

对面老妇人把书打开合上好几次了，她在用法国的方式表达对朱牡丹的不满。老先生微笑着，用手按在老妇人的手背上，是安抚的意思。我有点不好意思认真听了，这时候太认真听朱牡丹说话，差不多是共犯了。即使只看在衣冠楚楚的老先生的面子上，我也想表现我们东方女人的懂事和教养。我于是转脸看窗外法国南部的景致。一捆捆干草，在天空下金光闪闪，美得如毕沙罗的画。远处有大片紫色的植物，那是薰衣草吗？应该不是。来之前听对门的老何说，阿维农才是薰衣草的产地。可火车早过阿维农了。“是不是快到马赛？”我轻声问朱牡丹，想打断朱牡丹的上海女东家的故事。可朱牡丹不理会我，在“嗯”了一声后，又接着说她的上海女东家的法国老公了。

那一次和朱牡丹分手后，我以为再也不会见到这个女人的。

虽然我们互加了微信。她的微信名是“la pivoine。”我的微信名是“猫不吃鱼”。

lapivoine是法语牡丹的意思。

“‘猫不吃鱼’？为什么叫‘猫不吃鱼’？”她睁圆了眼睛问我。她的眼睛也很大，和她的胸一样，很是配得起牡丹这个名字。不像我，小鼻子小眼睛，周昉《唐宫仕女图》里的女人一样。不过，后来我知道，朱牡丹不喜欢自己的大眼睛。她说这边的男人不作兴中国女人眼睛大，越大越不受待见。也是，论眼睛大，能大过阿拉伯人？能大过罗姆人？能大过法国的女人？所以要论小。小眼睛的中国女人，在这边男人的眼里，才是美的，中国美。

“为什么叫‘猫不吃鱼’？”

“瞎叫的。”

“好奇怪的名字。猫不吃鱼吃什么？吃gaga么？”

“gaga？”

“就是屎。我们女东家的法国丈夫最喜欢说的一个词。每回他儿子拉了屎，他就冲我大喊，gaga！gaga！感冒了的鸭子似的。”

应该说，朱牡丹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女人。

她后来告诉我——那时我们已经相当熟了，她在火车上之所以主动向我搭讪，不单因为我是中国人，巴黎的中国人多了去了，她可不是都愿意搭理的。而是因为她当时很害怕。她到法国虽然六年多了，但单独出远门还是第一次呢。她平时的活动范围都在巴黎以内，确切地说，在Belleville以内。Belleville就是贝尔维尔，也就是巴黎著名的美丽城。偶尔去那些巴黎以外的地方，比如安纳西，也是和女东家一起，她不用说法语，事实上，她也不会说法语。除了“Bonjour（你好）”“merci（谢谢）”“au revoir（再见）”几句基本的，剩下的，也就“gaga” “la pivoine”个别单词而已，当然，还有Madame（夫人）和Monsieur（先生）。Monsieur这个法语单词她是经常用的，每天要用上好几回，她称上海女东家老公就是Monsieur，是上海女东家要求她这样称呼的。上海女东家自己叫她老公Juan，听起来好像“嗡嗡”，蜜蜂在交尾一样。不过，除了在那个家，她也不怎么需要讲法语的。美丽城是可以只用中文就能生活的地方。不说如鱼得水，至少应付得来。但一到美丽城之外，她就慌了，那是另一个世界，外星球似的。所以在火车上时，她一看到我，就像看见了救命稻草。一个戴眼镜的女人，手里还拿着那么厚的书，应该是会说法语的吧？就算不会说法语，也会说英语。法国警察一般都会英语的。而且，朱牡丹说，你这个样子，在他们眼里，看着应该挺可信的。她这方面有经验，知道法国警察相信什么人，不相信什么人。

是吗？

后来我才知道，朱牡丹在法国是没有身份的，所以怕警察。那种怕法，有点儿像老鼠怕猫，见了就要绕着走。可万一绕不过呢，就希望身边还有一只鼠，一只看上去会说猫语言的鼠，可以壮壮胆，还可以用猫语言帮着斡旋斡旋，说不定就化险为夷了呢！

从尼斯回来后，我以为我和朱牡丹不会再有任何联系了。

虽然分手时她很夸张地拥抱了我，像法国人那样。还亲密地拉了我的手说，回巴黎找我呀！

我笑笑。

我怎么可能找她？

不过几个小时的露水友谊，转瞬即逝的。

在异乡，人很容易遭遇这种露水关系，也很容易抛弃这种露水关系。

所以在异乡的人，会洒脱些，也会薄情些。

不薄不行。因为要轻装简从。情感这东西，不论开始如何身轻似燕，到最后都会像尸身一样沉重，压得人走不动。

所以“回巴黎找我”之类的话，不过是客气话而已。中国人都很习惯讲客气话的。

可没想到的是，有一天朱牡丹真联系我了。

“你明天有空吗？”

我有空。天天有空。不是空在公寓看书，就是空在办公室看书，或者看办公室窗外的橡树。巴黎到处都是这种橡树，开了粉红细白的花，特别好看。我在巴黎东部大学做访学，他们对我没有任何时间上的要求，我可以天天去办公室，也可以天天不去办公室，没有人介意。我的办公室是和一个越南人共用的，他是河内大学教授，姓阮，叫阮鸾凤，很美的名字，人却有点儿名不副实，又矮又瘦又黑，和鸾凤没有什么关系。和我一样，他也是过来访学的。但这个阮教授有些吊儿郎当，整天不来。几个月时间，我总共也就见过他两次。老何说——老何住我对门，是成都人，也是来路桥大学访学——这个越南人是带了漂亮的夫人过来的，估计要忙着陪漂亮的夫人周游欧洲呢，所以不能来办公室。这正好，我可以一个人占用这间办公室。办公室不到十平米，刚来时我嫌小，现在却嫌大了。人在外面，很容易觉得世界太大的。我后来就情愿待在公寓。公寓比办公室大，有十八平米呢。但公寓充实多了，不像办公室那么空荡。有电子灶，有小冰箱，冰箱里塞满了我在超市和农贸市场买来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我看书看闷了，就起来给自己弄点吃的，意大利通心粉或比萨，日本寿司或天妇罗，西班牙海鲜饭，什么费时间我弄什么。这和我在国内时相反，在国内我是很讨厌花时间在吃上面的。别说花时间烹庖，连花时间饕餮也嫌麻烦。反正最后都要化神奇为腐朽殊途同归于马桶，何必化简为繁多此一举？我于是反其道而行之，要么在厨房化繁为简，要么从学校食堂买些饭菜回来化繁为简。先生因此对我很有意见。他本来是个在吃上讲究的人，也想和孔子一样定个几不食的规矩：“失饪不食”“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但我十分强硬地置之不理。我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非知识分子的生活根本区别就在于——你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度过，还是在厨房度过？在国内，我书房和厨房是分开的。时间也一样，不到饭点我不进厨房或食堂。可在巴黎这公寓，我没法把我的厨房生活和书房生活区分开，书房也是厨房，厨房也是书房，书桌也是餐桌，餐桌也就书桌。我再也没有一日三餐的概念了，也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了。而是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像窗外橡树上的那只黑鸟一样。当然，那只黑鸟有没有作息时间表我不知道，估计没有的吧？这世界还有什么生物会和人类一样，有给自己吃饭睡觉制定时间表的权利和自由呢？那只鸟我只要出去喂它，它就飞下来吃，不出去喂呢，它就立在树枝上一动不动。可见它是没有制定就餐时间表的。它听天由命，随遇而安。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和那只黑鸟差不多，基本属于一种自然状态。人类之所以自诩为高级动物，就在于其征服了自然从而能过上反自然的生活。人类的文明史，基本也就是一部反自然史。我到巴黎去访学，本意是离文明生活更近一些，是进化的努力，没想到，却退化到了鸟般的自然状态。可见，人的生活——甚至人的生活方式，不是人自己决定的，而是境遇的结果。一个知识分子，不一定过的就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当环境发生变化后，也可能过非知识分子的生活。这是我到巴黎访学一年所领会到的人类学道理。

所以，当朱牡丹在微信里问我：你明天有空吗？我马上就说有，条件反射般。这也是退化的证明之一。我原来是有三思后言的知识分子语言习惯的。别说在手机上，就是面对面，我说话也是喜欢字斟句酌的。没想到在巴黎独居了几个月后，我竟然秒回朱牡丹的话——我这是有多孤独？

我原来还以为自己是喜欢“独乐乐”的那种人呢。所以在家时经常表现出离群索居的故意，经常颦了眉嫌弃这世界过于喧嚣过于热闹，经常对先生作河东狮吼“让我一个人待一待好不好”，原来我误读自己了。说到底，我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我也怕孤独。

朱牡丹约我去美丽城，她住在那儿。

她说，“明天不是中秋节吗？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一起过中秋节？”

我怎么可能和朱牡丹一起过中秋节呢？先生一直批评我“目无下尘”的——这么说，好像我多势利似的。其实不然，因为我不仅“目无下尘”，也“目无上尘”，学校领导之类的人物，我一样也不看在眼里呢。比起和别人在一起，我更愿意“我与我周旋”。

若是以前，我一定情愿自己待在公寓，学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然后和国内的先生“千里共婵娟”过这个节的。但现在，朱牡丹一约，我竟然说，好哇。

我还带上了老何。第二天出门时我在走廊上遇到老何，老何问我打算怎么过节。那意思他想和我一起过中秋节了。也是，整栋公寓，也就我们两个中国人。农历十五对公寓里的其他人来说，就是个一般的日子，农历十五的月亮对公寓里的其他人来说，就是个一般的月亮。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了。不同文化的人是没有办法生活在一起的。“我没法和一个连林黛玉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结婚。”以前室友老六这么说过，当时有个叫Edvin的瑞典留学生喜欢她，喜欢得要死要活，要和她结婚。她虽然一度也被Edvin太阳神般的高大英俊迷得神魂颠倒，但最后还是理智地拒绝了他的求婚。“我没法和一个连林黛玉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结婚。”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矫情，至少那时我是这么看老六的。“你要Edvin知道林黛玉干什么？”我问。老六嗤之以鼻。她一向有点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她。我以为老六拒绝Edvin肯定是有其它的理由，其它不那么风雅的理由，不过借了林黛玉说事罢了，显得多高级似的。老六是个精神上虚荣的女人。但现在我有点相信老六的说辞了。林黛玉可能就是理由。这理由也足够充分了。不知道林黛玉也就不知道农历十五，也就不知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别说“千里共婵娟”了，他连“婵娟”是什么都不知道呢，那还怎么一起过呢？夫妇总要说话的，三个月五个月还好说，他说“我爱你”，她说“我也爱你”，就够了。哪怕不用同一种语言，他用瑞典语，她用中文，都可以。可三年五年之后呢？那时要一起说什么？所以老六说的“我没法和一个连林黛玉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结婚”那句话真是经典。人还是要和同源文化的人结婚。文化同源的人，在一起才可能食性相同才可能琴瑟和鸣。所以朱牡丹才会在中秋前一天对我说：“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一起过中秋节？”老何才会在中秋节那天问我：“中秋节你打算怎么过？”我没有办法把老何一个人扔在公寓让他孤零零地看月亮，所以自作主张带上了老何。我估计朱牡丹不会不高兴的。

果然，朱牡丹高兴得很。朱牡丹说，我还担心你回去的事呢。太早回去看不成月亮，巴黎天黑得晚，八九点天还是白的，天白怎么看月亮？月亮是白的，天也是白的，白上加白，不好看，和白天看烟花一样，看不出什么名堂。天黑了月亮圆圆的银盘一样挂天上才好看呢。可天黑以后你一个人回去又怕不安全。巴黎可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特别是贝尔维尔，什么人都有，鱼龙混杂，阿拉伯人，罗姆人，黑人，他们最喜欢抢劫的，就是单身的中国女人了。现在有何老师，我们就可以看天黑后的月亮了。

朱牡丹带了不少食物。有广式五仁月饼，有青皮紫红大石榴，有翠绿葡萄，还有两个卤猪蹄。都放在她带来的一块红蓝相间的格子布上，格子布铺在贝尔维尔公园的草地上。我们三个人席地而坐，像马奈画的《草地上的午餐》，如果朱牡丹裸体的话。朱牡丹裸体的样子，应该和马奈画里的女人差不多，都白，都丰满，她盘腿弯腰取吃食的样子，看着像一匹弓身屈膝的白牝马。

猪蹄的味道卤得很好，老何啃了一块又一块。顾不上吃其它东西，也顾不上看月亮。朱牡丹说，她不知道何老师来，也不知道何老师这么喜欢吃猪蹄，不然，她就多卤几个了。也不贵，一欧多就能买两个呢。这边的人不怎么吃猪蹄，所以便宜。法国人真是很古怪的，那么好吃又有丰富胶原蛋白的猪蹄不吃，却去吃软了吧叽鼻涕一样的蜗牛，那东西别说吃，光是看，也恶心。还有鱼头他们也不吃，还有凤爪，还有鸭脚鸭脖鸭胗。这些世间美味，他们统统都不吃。

什么何老师？就叫老何，老何。老何一边啃着猪蹄，一边对朱牡丹说。

但朱牡丹坚持叫何老师。

朱牡丹叫我，也是叫孙老师的。不过她在孙前面加了个小字，“小孙老师”。我比朱牡丹年轻，应该比朱牡丹年轻吧？其实朱牡丹没说过她多大年纪，我也没问过，但四十多了是一定的，她虽然没有皱纹，身上也紧绷绷的。但有些地方，也不知什么地方，还是能让人看出岁月的痕迹。至于到底四十几，就不知道了。后来老何告诉我，朱牡丹四十二。我有点奇怪，老何怎么知道朱牡丹四十二呢？

那个中秋节之后，朱牡丹同我和老何就成了朋友。

因为朱牡丹，我和老何的关系也相对密切了起来。

之前，我和老何虽然门对门住着，来往其实不太多的。初来时会一起去附近的农贸市场，那个市场的东西比超市便宜多了，也新鲜多了。西班牙樱桃3.99欧一公斤，西班牙小番茄2.99欧一公斤，西班牙青椒1.99一公斤。我发现，那个市场的小贩基本都是都来自西班牙，除了一个卖韭菜葫芦和藕的中国小贩。是个女人，三十来岁，长脸，不笑，也喜欢用“.99”标菜价。韭菜2.99一公斤，葫芦2.99一公斤，这两样菜价和西班牙蔬菜差不多，老何喜欢在她那儿买韭菜，做麻辣香锅。我想买藕，做凉拌藕，但藕贵得离谱，要7.99欧一公斤，还黑乎乎的。我问那女人能不能便宜点儿，也就随口那么一问，习惯性的，有点儿像打招呼或说接头暗号——“天龙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毕竟在一个外国农贸市场，中国人遇到中国人，还是觉得亲切。女人看我一眼，说了句什么，是法语，没听清，但我还是能感觉出她语气里的不耐烦还有略微的轻蔑之意。我一下子窘得不行，也气愤得不行。老何告诉我，这儿的农贸市场是不还价的。我后来再也没去过那个中国女人的菜摊。

除了去农贸市场，我偶尔散步也会叫上老何。公寓房间小，坐久了总要出去走走。我们公寓西面的一百米处，有一个风景如画的湖，湖边是开满了各种各样繁密小花的草地，还有几株我不认识的树。那种树从根处就开始分岔，然后千枝万枝四处伸展，像千手观音一样，姿态看起来真是婀娜动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女性化的树。恨不得每天都能去看上几眼。但去那儿要经过一片小树林，小树林里有罗姆人的帐篷。我本来不怎么怕罗姆人的，巴黎到处都是罗姆人，地铁上有卖唱的罗姆人，公寓外面有翻垃圾桶的罗姆人，教学楼有用大塑料桶取水的罗姆女人小孩，罗姆人不就是穷人吗？穷人有什么可怕的？在这个世界上，富人远比穷人可怕多了。我抱着这样的阶级感情总在那条小路上来来去去，直到有一天一个罗姆青年拦住了我——也或许是少年，他们都这样，十三四岁看上去也像二十多岁，长得特别英俊，眼睛又大又黑，脖子上系条脏不拉几的紫绿色围巾，他说了句什么，是法语，我没听懂，但我听懂了monnaie这个单词，是零钱的意思。他大概问我有没有零钱。你这是乞讨还是抢劫？我想问他，当然没问，我还不至于这么勇敢，或者说白痴。我给了他10欧。那10欧我已经放在身上有些时日了。之前老何告诉我，你身上不能放多了现金，但也不能不放现金，放上个10欧20欧的，以备不时之需。他所谓的不时之需，就是这种情况。少年彬彬有礼地“merci”了我。我飞也似的逃离了小树林。那之后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去西面了，隔长了时间实在想看那几株树的时候，我就叫上老何。老何人很好，只要叫他，他总是会答应的。或许他也觉得孤独。我们两人散步时不怎么说话，偶尔聊几句各自的学校，或各自的家庭。他有一个女儿，九岁，读小学三年级，长得像他夫人，除了耳朵。他夫人耳朵小，他耳朵大。他女儿遗传了他的大耳朵。他夫人比他小九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告诉我这个，或许是出于男人的虚荣，男人都喜欢女人年纪比自己小，小得越多越好。我们的聊天总是这样。各说各话。我对他和他夫人的耳朵大小没有一点儿兴趣，估计他对我先生如何如何也没有一点儿兴趣。也是奇怪，我在国内时是很少和别人说我先生的，总觉得一说就有“某氏”之狐假虎威。他在学校混得比我好，是我平时嗤之以鼻的“肉食者”。但一到法国，为了对抗老何夫人年纪比他小九岁之类的话题，我竟然说先生如何如何了。这也太肤浅了，太无聊了。两个大学教授的聊天，竟然堕落成这样，不谈世界的事情，也不谈人类的事情，也不谈文化，而像家庭妇女那样谈些家长里短，我觉得羞愧。而且，老实说，以我做女人的直觉，我觉得老何陪我去这儿去那儿不过出于男人的教养而不是喜欢做这些事情。我于是不怎么叫老何了。我后来基本放弃了西面的风景，开始往北走，一个人，沿着巴黎东部大学校区，然后从东面绕回来，东面是路桥大学的校区，楼多树少，没什么好看的，当然不是散步的好去处。但有什么办法呢？人有时候就是身不由己的。

看得出来，老何挺喜欢朱牡丹的。“小孙，这个周日有空吗？”

我知道老何又想我约朱牡丹了。至于是因为卤猪蹄，还是朱牡丹，就不得而知了。

朱牡丹星期天休息。一周七天，她只有这一整天是自由的，其它时间她都要到她上海女东家做事。

我总是很配合地联系朱牡丹。老何人那么好，帮了我不少忙的，我不想坍他的台。而且，一周六天除了书还是书的生活过下来，我也需要听朱牡丹说说她上海女东家和她法国老公的事情。

还有吃朱牡丹做的腌鸭。朱牡丹后来给我们带过一次她做的腌鸭来，是法式做法，女东家教她的，加了百里香罗勒薄菏芝麻和地中海的粗灰盐。女东家的老公Juan喜欢用它佐白葡萄酒。我也特别喜欢。比猪蹄清淡，但清淡中又有一种冷香，有点儿像吃素，素里又夹杂了荤，是各种植物香料和动物脂肪结合在一起的奇特味道。配上布列塔尼的苹果酒，再配上朱牡丹东家的八卦，这样的周末，不说有多“美妙”，但对离乡背井的人来说，还是很让人期待的。

不过，朱牡丹不是每次都来。她似乎比我们忙。忙什么呢？“东家有事。”多数时候她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奇怪，这不是在法国吗？法国人的假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么？怎么周日还让她加班？不过，既然东家是上海人，说不定还是中国的作派。她没来的话我和老何就不聚，他还是去他的实验室，我呢，还是空在公寓继续看我的书。这样一来，一周就不是“一周六天除了书还是书”，而是“一周七天除了书还是书”，这日子过得实在单调，为了略微丰富一点，我就去逛博物馆。反正巴黎的博物馆多，怎么逛都逛不完的。尤其每月的第一个周日，我是必去的。因为那一天巴黎的各大博物馆向世界穷人免费开放。我喜欢去蓬皮杜，那里有马蒂斯，还有莫迪里阿尼。我也喜欢莫迪里阿尼的。和朱牡丹的腌鸭比起来，莫迪笔下的那些细长脖子溜肩没有瞳孔的杏仁状眼睛的女人应该也不算逊色了。

有一回，朱牡丹带了一个朋友过来。

是她的老乡，沈阳人，却有一个法国女人的名字，叫Eva。

Eva浓妆艳抹，乍一看比朱牡丹年轻漂亮，再看呢，却不行，皮肤粗糙不说，还松弛暗沉，灰白的脂粉下有些泛青，搁了数日不新鲜的藕似的。

Eva在美丽城一家美甲店工作。

“小孙老师，你要是想美甲，找Eva好了。Eva的美甲手艺贼拉好，她能在你手指甲脚指甲上挑花绣朵呢。什么花都行，你想要什么花，她就能帮你做什么花。你看看我指甲上的牡丹花，就是Eva做的。”

朱牡丹大拇指甲上，果然有一朵粉白的花。

也亏她手大，所以指甲也大，可以在上面做牡丹花。可那是牡丹花么？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就是几片粉红的花瓣而已。

“小孙老师，你知道不？Eva有好多外国顾客呢。她的名字Eva就是她的老顾客一个法国老太太给取的。老太太叫不来Eva的中国名字，所以就帮Eva取了个法国女人的名字。”

“你中国名字叫什么？”老何问Eva。

我也正想问呢。叫一个中国女人Eva，总觉得怪怪的。

“就叫Eva吧，我都听习惯了。”Eva说。

“是呀，就叫Eva吧，Eva好听。”朱牡丹说，“何老师小孙老师，你们不知道，Eva可仰慕你们了，自从知道我交了两个大学老师朋友之后，一直要我带她来认识认识呢。”

“是呀。”Eva在一边淡淡地附和。

Eva的话没有朱牡丹那么多。不知是因为初次见面，还是因为性格谨慎，总感觉她说话有所保留似的。不论老何问她什么——叫什么？老家哪里？她好像都没有直接回答的，朱牡丹倒是在一边帮着腔。她呢，就一直“是呀”“是呀”地附和。

那天的聚会是在老何的房间。我们四个人先绕了巴黎东部大学转了一圈，又绕着路桥大学转了一圈。是Eva要求的。我本来想带她去西面那个湖岸繁花似锦的草地上躺着晒太阳的。好不容易有四个人，可以放心大胆地躺，不怕罗姆人来问我们有没有“monnaie”。巴黎的天空那么蓝，云那么白，一朵一朵，感觉就在眼皮上方，只要一伸手，就能摘一朵似的。身下的草和花也那么艳，一侧身躺下，眼睛虚一点，花草就摇曳起来，有醉入花丛之美。但Eva既不想躺着晒太阳，也不想虚眼看花草。“巴黎到处都是花草呢！”Eva说，“还是看大学吧。”我们于是就带她看大学了。Eva虽然话不多，但显然比朱牡丹有主见。之前朱牡丹过来，都是随便我和老何安排的。我们说去哪儿哪儿，朱牡丹就跟着去哪儿哪儿，我们说做什么什么，朱牡丹就跟着做什么什么，从来没有发表过不同的意见。可Eva第一次来，就要求“看大学”。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只有楼，教学楼，实验楼，行政楼，食堂，一栋连一栋，和其它地方的楼没什么区别的。但Eva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教学楼前三三两两的学生，和手里拎着讲义包腋下夹着书的风一样行走的教授，她目不转睛地看。好像在看某种没见过的生物似的。

“Bonjour。”

“Bonjour。”

一个系蓝色围巾头发灰白的老男人和老何招呼之后风一样走了过去。

“他是谁？” Eva问。

“Bastian，一个办公室的。”老何说。

“你跟他同一个办公室？” Eva挑了长眉问，不相信似的。

“嗯。”老何说。

“天哪！” Eva惊诧得不得了。

“你办公室在哪栋楼？”

“呶，就在前面，那栋红色的楼。”

“能不能参观一下你的办公室？”

老何愣了，他没想到Eva会提这个要求。

我也觉得Eva奇怪，办公室有什么好参观的？也不是博物馆，也不是美术馆，不就是书桌椅子什么的。

而且，带一群人去办公室，也不太好。

朱牡丹看出了老何的为难，打圆场说，“要不我们先回去吧，我有点饿了。”

“星期天，大门也不开的，门卫休息。”老何对Eva解释。

Eva笑笑，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我们在老何房间吃的中饭。老何房间大一些，有二十几平米。四个人待着，还有转寰的余地。我从我房间搬来了椅子，还是不够，老何坐床上。食物是混搭的，Eva带的是朝鲜辣白菜，味道不错，配上我的紫菜黄瓜鲣鱼寿司，和老何的西红柿蛋汤，特别开胃，我吃了很多。因为喜欢，也有点故意。故意夸张地吃给朱牡丹看。朱牡丹带的还是卤猪蹄，我没怎么吃。她明明知道我更喜欢腌鸭的，却还是带了老何喜欢的卤猪蹄。

饭后Eva说她要躺一会儿，我以为她是想去我的房间休息，迟疑了一下，我不太习惯陌生人躺我的床的。我这个人，按我先生对我的评语，是有怪癖的女人。在有些事上马虎得很，在有些事上又有着他不能理解的讲究。但Eva原来没有去我房间的意思，她一弓身上了老何的床。朱牡丹呢，不知是因为也疲倦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想法，也弓身上了老何的床。两人女人当了我们的面，就那么身子贴着身子，眯眼睡了起来。

剩下我和老何面面相觑。

不过，也就相觑了半分钟，半分钟之后，我决定不管老何回对门我自己的房间。

老何去了办公室。

后来我问过他。

……

阿袁，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江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被多种刊物转载，入选多种年度精选，作品先后获上海文学奖、中华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奖项。小说连续四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小说集有《郑袖的梨园》《米红》《梨园记》《绫罗》《子在川上》《苏黎红小姐》，长篇小说著有《鱼肠剑》《上邪》《师母》《打金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