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写出尘世的热闹与荒凉、生命的凋零与繁华，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写出自己内心的声音，在平庸的生活里写出情感的深度，是文学的本质力量。

困境是整体性的，但我们还是愿意看到独特的、真实的，能够给我们以光照，更接近真正的人的文学，这是作家这一职业惟一的尊严和价值所在。

我们期待从小说中读到怎样的现实生活？写作者如何呈现文学的理想性？现实生活非常复杂，书写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是现实，看到社会的弊端和乱象也是现实。无限放大任何一端，都会偏离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要求。而某种意义上，真实性是理想性的基础。真实呈现生活，是现实性的一个方面；在客观表现之上，还有主观判断，写作者如何看待时代、生活，包括历史，同样非常重要。至于以怎样的形式去表达，其实没有高下之分。虚构文学并不比非虚构文学距离生活更远，如果非虚构只是呈现生活表象，而虚构文学能够以巨大的思想能力深刻揭示时代本质，显然距离真实就会更近。

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书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在今天却很有意义。百年新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主流就是现实主义，从1933年作为现代长篇小说成熟标志的茅盾《子夜》，到2018年影响广泛的李洱《应物兄》，都可以看成是现实主义经典文本。至于新文学史上的人生现实主义、主观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哪一种与批判现实主义中的现实，与每一代人经历的现实生活更加契合，不同的作家学者显然会有不同的理解。

从每年数千部长篇小说中梳理出写作者的现实观并不容易，何况很多写作者并没有观念的自觉。学者基于长篇小说创作与发展整体，总结归纳每一个历史阶段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其实是一个披沙拣金的过程，是以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为依据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文学史，是书写的文学史；我们看到的现实主义发展演变轨迹，是学者参与的现实主义书写。在这个话题的延长线上，还包含着对现实主义自身的追问。

作家能否真实记录自己的时代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在未来都会成为历史。作为历史的记录者，作家书写现实生活，首先需要正确的历史观。在历史视野下，看取眼前的生活，才会对时代变迁有更准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解释。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话语方式，写作者被包含其中，从自我的生存推己及人，传递的往往是借助个体而抵达整体或是类别的思想。当然，现实主义标举的理念符号，在社会学范畴内，习惯于把人和生活放置在压抑与反抗二维之上，反抗现存秩序、生存境遇和不可知的所谓命运。对个体而言，在个性解放、民族解放、家国解放的宏大语境中，其实始终缺乏感性存在的独特性。

那么，面对光怪陆离的世界，作家到底应该为我们提供什么？是服膺于真实，对现实生活的精确白描；还是越过局部表象，给出整体性的世界认知；或是回到个体最根本性的生命现实，不仅写出体验层面的自我感知，还要写出意识层面的普遍理解，回应个体的生存疑问和时代提出的任何质疑？显然，这不是一个容易给出标准答案的问题。我们希望文学作品不仅能提供生活细节和质感，还能够提供对生活的思考和判断。当然，这些或许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绝大部分作品中既看不到思想，也看不到生活。

我们今天面对的生活，与巴尔扎克、左拉、托尔斯泰等任何一位现实主义大师为我们提供的现实，显然在很多方面都完全不同。时空距离、观察生活的角度、写作者持有的世界观，都有着诸多差异。每一个写作者对于本民族的历史、当下的时代，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会有自己的认知。以新时期以来40年长篇小说创作为例，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既具有历史叙事的多样性，也包含对现实生活不同维度的观照、追踪和回溯。

对于乡土中国历史、民族历史的书写，如《古船》《生死疲劳》《活着》《古炉》《额尔古纳河右岸》等，远比现实题材要影响深远。也就是说，写作者更擅长以不同路径切近历史，却很难有效地表达对当下生活的把握。这其中有多重原因。从社会伦理学角度，作家需要对社会转型期动荡不安的人心有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理论上的人道主义和现实困境，后工业时代人的异化和智能时代AI的人性化，都是不断出现的新挑战。文学无论是作为社会批判的武器，还是理想建构的引导，都基于人的解放的内在价值理性。正如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面对经济下行带来的生存压力、环境污染带来的生态恶化、贫富差距拉大、精神生活匮乏等等，都需要作家具有更强大的内驱力，不被某些力量同化或异化，始终保持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以及直面现实的勇气。我们常常讨论文学表现生活的广度、思考生活的深度，那么，生活的边界在哪里，思想的深度又在哪里，写作者以哲学眼光、历史眼光或是纯粹个人体验式眼光去做出阐释和判断，都不必然带来新的审美经验。

近年来，影响比较大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诸如《我不是潘金莲》《第七天》《春尽江南》《极花》《王城如海》等等，在表现当代中国现实时各有侧重，无论是正面强攻，还是侧面迂回、背后包抄，大抵都是以问题意识作为叙事基础的。作家们经历不同，关心的生活领域也有差异，有的更关注农村问题，包括留守儿童、征地、污染、乡村选举、空心村、拐卖妇女、乡村伦理、后工业时代的自然主义等话题；有的关注城市文明进程以及城市化带来的心理生理改变、普遍的精神危机，新颓废主义、空间美学、人际伦理，新时代的偶像崇拜和集体梦想等话题；有的关注国际视野下跨文化生存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元、文化冲突、代际冲突、全球化以及资本主导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改变等话题。一方面，我们正在经历现代民族国家和高度现代化的达成过程；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一过程中所有的考验和不适。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制度变迁、资源分配和观念裂变，带来了诸多社会公共问题。写作者介入生活的方式不同，对现实的理解也各有情怀。我们期待作家提供新的生活样态，表现人心的深邃和幽微，而对于司空见惯、习焉不察的一切，更希望看到作家对其有所发现，这是一种参与式的、代入式的，或者探索式的阅读期待。写作者在生活现场，还是不在，能否写出现实带来的惊异、恐惧、怀疑、感伤、追问、探索和成长，能否真实记录下这个时代的声音色调、内在机理、个体创伤和痛楚，都是现实主义的题中之意。

作家的独立思考与文学的理想性

写作不是生活实录，录像也有题材、角度、画外音等艺术要求，写作呈现得更丰富，也更深入，重要的是写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参与。我们不可能活在一个抽象的精神世界里，不可能逃避现实对我们的修饰和注目，也不可能完全反抗现实对我们的禁闭和改造。关于现实和现实主义的关系，波拉尼奥提倡现实以下主义，期待以此激发年轻人对生活和文学的热爱。至于现实以上主义，目的在于现实之中的自救和超越，倡导去世俗化，摒弃某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人生的庸碌，在形而上的路上对自我和世界进行探索，拒绝与现实交叉感染，活在现实以上平行感受。

现实题材写作聚焦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小人物遭遇的社会不公、人的社会境遇，社会关系的聚合与离散等，人道主义立场决定了这样的写作对于历史真实和现实真实的坚持。尽管我们常说，作家不负责找出问题的根源，不负责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有意义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对于意义的追求，即把有效的表达从大量无意义的事件中剥离出来，赋予其叙事意义。新即物主义主张精确呈现生活细节：“摄影对生命的表现极强，而且需要观察正确事物的眼睛。为此，并非根据敷衍的过程和操作方法，而是必须运用纯净的摄影术才行。”这是一种自然主义。作家不需要以纪录片和非虚构的方式，才能够走进生活现场，赋予生活原生态审美。能够深刻表现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关键在于写作者的思想高度和情感深度。就像格非谈到青年作家郑执、班宇和双雪涛时说，“为什么在东北同时出现了这么多高水平的写作者，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东北老工业基地它最后的式微，它的衰落，整个的集体主义留下来的资产馈赠，这些青年写作者会经历到这种文化上的，我把它称为文化幻觉的东西，他们打破这些，一下子就让人看到生存的质地。”这就是现实主义。

破败的工厂、倒塌的村舍、荒芜的土地、浮躁的人心，以及不断爆发的公共事件，如学生食堂饭菜霉变、化工厂爆炸造成大量伤亡、山火导致大批消防员牺牲等等，我们经历的这一切有多么残酷，对作家的考验就有多么严峻。生活充满戏剧感，现实主义写作反戏剧性，以严肃理性的态度面对种种荒诞的真实，不是简单还原生活，而是赋予生活以意义。忠实于生活和内心的记录与思考，更接近我们想要的文学。当然，技术越成熟，越容易对生活做出抽象的归纳和整合，这种经过观念整合的生活，展开后可以看到更广阔的存在。本质主义的表达和自然主义的呈现并不是绝对的相互矛盾，对生活现象的过度罗列会淹没作家的主体意识，过分复杂的隐喻象征同样会抽空生活的血肉。在时代表象背后，有着命运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有着合理的社会逻辑与反逻辑，有需要被抚慰的屈辱与被照亮的幽暗，还有文学始终在守护的尊严、正义和活下去的信心。

所谓时代乡愁，是因为个体的精神迷茫，不仅是知识分子面对理想与现实种种落差的困扰，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的分裂。当我们不能成为时代的独立发声者，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理想性追求。面对生活现实，作家如何能真实冷峻地进行书写？一味的怀旧，很容易染上都市怀乡病的虚假症候。黄咏梅评述安庆小说《在荒芜小径上走出内心的繁荣》时谈到：“现实主义一直潜伏在我们的现实里，就像一个故事，一个看不见的规则，隐形地笼罩着文学。”孟繁华在《写出人类情感深处的善与爱》一文中说：“文学的情义危机，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无论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人性之恶无处不在弥漫四方。贫穷的乡村几乎就是恶的集散地……以都市文明为核心的新文明在构建的过程中，能够看到的只有欲望和恶。……这种程式化、概念化的写作，不是来自作家对当下生活真正的疼痛，而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想，这些作品的编造之嫌是难以辩白的。”写出尘世的热闹与荒凉、生命的凋零与繁华，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写出自己内心的声音，在平庸的生活里写出情感的深度，是文学的本质力量。

生活经常拒绝我们，惯用的说法是太不现实了。一方面我们活得太现实，一方面又总是不甘现实。我们今天讨论现实主义，已经发生了太多变异，乐观主义者不是基于现实批判，而是由现实而理想，乐于正面书写这个时代；悲观主义者不是拒绝现实，而是以理想观现实，无法认同接受这个时代。这些讨论对于创作本身和理论推进，其实意义不大，如果试图以此纠正那些形式主义创作或唯美主义倾向，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现实主义题材抑或即物主义书写，并不是文学惟一的路径。文学早已不是社会发展的指南，连阐释者都不合格，每年近万部长篇小说大都与生活、与现实、与艺术、与理想毫不相关。文学不是人的精神逃逸之门，也不是解决社会病态的良方。文学越来越小众，真的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困境是整体性的，但我们还是愿意看到独特的、真实的，能够给我们以光照，更接近真正的人的文学，这是作家这一职业惟一的尊严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