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谈到地域文化与写作的关联度，有着丰富阅读经验与写作实践的作家，会如数家珍般地说出：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刘亮程的库车，颜歌的平乐镇，王安忆的上海弄堂等等；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笔下耶路撒冷和基布兹两重交相叠印的世界——胡狼嚎叫的地方，福克纳邮票一般大的南部小镇田纳西州、奥利维娅·莱恩的乌斯河等等。一个作家、诗人都有或大或小的一块精神领地，一纸有边界的王国。这块领地与王国承载着一定的地域文化，或许，它是他一直没有走出去且为之吟唱不已的家乡，或许，它是他用类似行走的方式开疆拓土般打造的精神帝国。前者会类似托尔斯泰晚年固守的一座庄园，后者，也有可能是奈保尔通过行走后形成的纸上的中东或印度。对作家、诗人而言，对这块领地拥有的真正标志是作品的呈现——其形式可以是小说、诗歌、剧本，当然，也没有人能剥夺其采用非虚构方式的权利。

发现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是一个作家、诗人多大的福祉。这需要足够的智力与眼力。21世纪初，我因为工作关系到了贺兰山下，发现了西夏这座历史富矿。对这座富矿的文学探掘，曾有日本作家井上靖写过反映西夏的小说《敦煌》，也有宁夏本土作家、诗人写过诗歌、小说，但没有人以非虚构文体创作过。发现一个好的写作题材，对一个作家、诗人来说意味着初恋般的激动、欢喜、新鲜。西夏，这个湮灭了800多年的神秘王朝留给后世更多的是空白，这对我如何书写它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从有限的历史资料、文献中发现它在地域文化内的独特历史魅力，如何从有限的阅读资源里提升获取力和审美的构建力，如何解读内蒙古草原、河套平原、青藏高原、川西大峡谷、河西走廊等托载西夏的地域文化，成了横在我面前且需要跨越的门槛。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序中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这句话对我选择以何种书写方法体现西夏的地域文化点亮了一盏灯：我选择非虚构。我放弃了之前一直坚守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诗歌创作，转向面对一片巨大地域承载的历史文化的非虚构写作。这不是简单的写作方法取舍，而是要更精准地表达自己发现的题材，如何以现代思维方式及适合自己的写作手法面对传统历史题材，如何以非虚构的方式给西夏的历史表达提供一条可靠的渠道。这种选择需要眼力，需要田野调查能力、现场观察能力和情景感受力，敏感地捕捉穿越一个个地域文化场时的细节。这其实也是解决一个作家“写什么”的选择难题。

邂逅西夏且选择以非虚构的方式来书写这个历史题材时，是选择了慢书写，要有一个巨大的胃来消化大量的文献资料和采访素材，是自己要打造一辆手推车丈量历史的细节和有关的地域文化。人文书写和田野调查就是这辆手推车的两个轮子。西夏的具体疆域和其文化魅力的影响区域，对我就是巨大的难以抗拒的召唤，我放下了自己已经坚持10多年的诗歌创作，将写作的方向盘毫不犹豫地拨向了西夏之路。20多年的坚守之后，我才发现，这不是偶然的选题动念和写作冲动，是对一场文学召唤做出的明智呼应。20年的写作坚守也印证了这是一次文学创作长旅的预谋和积累，自己是被诗歌借去一段时光的非虚构写作者。

选择对西夏王朝的书写，就是选择了在一张大纸上落下一滴墨，其印迹很快扩散，让我的写作视域不断拓展，写作边界不断扩散。20多年来，我的写作视域还涉及了“大西北地理”“青藏高原”“黄河”和“伊斯兰文明的中国之旅”等或块状或线条状的地域文化。非虚构的写作方式需要以脚力丈量大地，通过田野调查获取写作素材。以西夏为例，为了探寻建立西夏王朝主体民族党项羌的族源，我多次前往甘肃、四川和青海三省交界处的黄河流域及青海湖北部地区，记者的职业让我在田野调查中获得了便利，收获了大量珍贵的采访资料；为了寻找西夏王朝灭亡后其皇室后裔的逃亡地带，我前往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藏羌彝文化走廊、西藏的日喀则地区、西藏和尼泊尔交界地带，仅为追寻西夏后裔的去向与落脚点，我的足迹遍布中国20个省区，记者、行者、学者、作者的身份集聚，在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中国有史传文学的传统，外国也有巴尔扎克写编年史、列夫·托尔斯泰写民族史、罗曼·罗兰写心灵史，探寻西夏的过程中，我逐步产生了史的书写概念。这或许就是奈保尔所说的“作家视角”的问题，这不是简单地给自己的作品冠以“史”的头衔，而是让作品具备史的气质和灵韵。这才有了关于西夏的非虚构作品《王朝湮灭》《西夏王朝》《王族的背影》《西夏史》《西夏陵》《消失的帝国》等书的问世。对西夏的穿越过程，我的足迹恰好也穿越在黄河流域，便有了《大河远上》《中国新天府》这样的书。贺兰山对西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便完成了《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而穿行于和西夏有关的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时，其地域文化更是各有千秋，走过看过之后我写下了《宁夏之书》《青海之书》《内蒙古之书》《文字背后的美丽》等人文地理之书。从帕米尔高原沿着丝绸之路到西安，从新疆塔城到黑龙江漠河的草原游牧地带，我抱着“替熟悉的陌生朋友”说话，完成了“伊斯兰文明的中国之旅”的《月光下的微笑》《青草间的信仰》《青藏的屋檐下》等书。这些非虚构作品，是自己的笔力体现出对不同地域文化中不同的历史、文化、民俗、信仰、变化的多元书写，是20多年的非虚构书写初心不变的答卷，是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

选择非虚构，并不是简单地解决“如何写”的技术问题，也不是简单让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写作巧妙地和解的问题，这是我在拜会写作的上帝途中，与普通人打招呼的真实图景，是我在地域文化的多元表达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道。

地域文化不是山水文化的简单搬运或描摹，如何打造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构建力、评判力，所选择题材的驾驭力、理解力、解码力及写作中的表达力，最终达到重建文学与历史、现实甚至未来关联的写作实践，体现时代的写作叙事能力，是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具备的素养。良好的眼力和勤奋的脚力，仅仅是获取文学创作素材的前提，文献资料通过案头储备掌握了，写作素材也经过田野调查获取了，该如何进入写作程序？怎样书写地域文化中暗含的历史？如何写出在同代作家中具备辨识度、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如何营造一个激活的状态并用时代的精神叙事方法来完成自己的书写？如何把感人的历史细节植入合理想象的设计中？如何在枯燥的文献资料中打捞出历史人物的灵性？如何解决非虚构的核心问题——怎样讲述真实？如何准确地书写选择题材的时代精神与真相？如何“一下子就从各种毛糙的感受中一把拎出那最耀眼的细节？（雷达语）”

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依然在努力探索与认真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