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为了建设新时代的青春中国

□王宏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

百年前，中国落后是严重的现实，但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并没有丧失它坚韧的内在力量。李大钊喊出“铁肩担道义”，五四青年把祖国兴亡担在自己的肩上，本身就是中华历代仁人志士的优良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还说过：“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再听五四青年呼唤的科学和民主，我感到并不都是从西方舶来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千秋共识。就科学而言，人类最古老的自然科学是天文学，因掌握天时才有农耕时代。中国因古代天文学发达而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农业文明。

遥望郑和所率2.8万余名官兵的巨大船队，凝聚的不仅是科学。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曾评价说，东方的中国人航海全副武装，却从容温和，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可以说，郑和船队承载的国家行为，官兵船员表现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与异族的友好精神，在所到之处都表现出对人类的共同利益有好处的大国风范，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不惟是科技的经济的，更是文化的精神的。

五四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喊出的，正是强烈地呼唤民族复兴的先声。不仅要铲除旧时代的黑暗，还要把我们民族丢失了的优秀资源找回来——这是民族复兴的本意。

民族复兴不仅要靠青年，更要靠全体人民。1918年，毛泽东等人在五四运动之前组织青年团体“新民学会”，旨在造就新民唤起民众。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发表长文《民众的大联合》，已重视到组织民众。1925年，毛泽东写下“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那个“怅”字，表明毛泽东也有惆怅有忧伤。那惆怅不是“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是为灾难深重的祖国而忧伤。问苍茫大地，谁能主宰中国命运？此时毛泽东正途经长沙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心中已有更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不久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把被世界潮流认为最落后的农民看作是救中国最浩大的力量，不仅因为看到了农民是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还因为看到了中华文化所孕育的人民的品质，是崇德、善良、勤劳、勇敢和捍卫正义的。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是青年毛泽东在最黑暗的年代写下的诗。青年就是责任，青年就是前途。那不是一批同学，那是整整一代中国青年。仅看长征，就是以20岁左右的青年为主体的英雄史诗。他们衣衫褴褛，粮草武器都严重不足，靠什么踏着苦难披着鲜血前进？那一代青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灵魂中高举着信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把苦难上升为诗！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学事业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文学作品能不能真正做到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我感到这是对自己文学创作有没有人民情怀青春活力的一个重要检验。

百年前，一代青年唤起了我们民族青春的力量。百年来，不论在黑暗中奔走呼号，战火中流血牺牲，还是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艰苦奋斗中不言苦，代代都有青春壮歌。青春，是一个民族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体现。青春，是一个人灵魂和精神的光芒。今天，我们仍然要发扬五四精神，继承光荣传统，以饱满的家国情怀、人类关怀，去建设新时代的青春中国。

 

面对文学先辈写作

□张 莉

作为文学工作者，想到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遗产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新文学革命，想到“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提倡，想到“为人生”的写作，更想到来自汉语深处的变革。

如果不是出现在新文学作家笔下，有谁会注意到那位胡言乱语的“狂人”，小酒馆里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呢？更不会有人去感受在新年爆竹声中死去的祥林嫂的悲苦。新文学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是与文言的贵族文学相对立的、表现普通人们普遍与真挚感情的文学。100年前，五四作家们以他们的写作唤醒了无数沉睡的读者。

《故乡》中，鲁迅用一种新鲜的语法和叙事引领读者去认识被忽略的人与中国。“儿童对面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是古典诗人贺知章回故乡的感叹，那是属于中国文人的“逝者如斯”；而作为现代作家，鲁迅则看到了这一个“闰土”，于是，他以白话小说写下人与故乡的深刻疏离。那是时间与时代带给人与人之间地位与阶级的巨大落差。

也是在当时，五四新文学先辈们开始思考何为文学家的责任。1920年茅盾先生写下他的新文学主张，“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这几乎成为一大批新文学作家的共识。于是，从最为普泛的人出发，从最卑微的心灵出发，新文学作家为中华民族文学长廊贡献了一个个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从那时起，新文学作家建立起与最普通人民血肉相联的关系，那些被忽视和无视的人们，开始在新文学世界中翻身做了主人，那些被命运损毁的面容、心灵与处境，在白话文中获得了充分表达。新文学从此与大地、与民众、与它所在的时代同生共长。

什么是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的根本分歧？在当年，林琴南称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时，鲁迅曾给予过反击：“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如何理解“引车卖浆者”使用的语言，是否使用“四万万中国人”使用的日常语言进行写作是两位新旧作家的最大不同。使用何种语言表达已不仅仅是形式，更是内容、价值观以及写作立场本身。因此，回顾五四新文学革命，不仅仅使我们认识到要表现“人的生活”，更要认识到，创作者要以真正的写作实绩建立白话汉语表达尺度，呈现白话汉语本身所具有的魅力。

作为新文学旗手，鲁迅其实是“别求新声”的写作者。在鲁迅的作品里，我们“走异路，逃异地，寻找别样的人们”，我们看到不同路径与陌生之地，更结识了那些最熟悉的陌生人。好的艺术家要有思想，更要善于将思想转化为艺术语言。《故乡》里固然有鲁迅对于乡土中国的深刻思考，但最令人赞叹处在于他将自己对故乡人事的理解进行了深具感染力的艺术转化。事实上，无论是在《呐喊》《彷徨》还是在《野草》《朝花夕拾》中，鲁迅的思想、他所追求的艺术风格都与一种别具艺术气质的汉语表达融合在一起。他的创作使人意识到，写作固然是为人生、为现实的，但更是一种艺术创造。——作为真正的汉语大师，鲁迅不仅在杂文中反诘林琴南对白话文的不屑，日后更以丰盛的写作成就向所有非难白话写作的人呈现了独属于现代小说的艺术魅力。

作为写作者，我们都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受益者，也是新文学传统的传承者。不管是否意识到，在汉语书写传统里，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先辈写作，面对那些给了我们语言、给了我们形式的前行者写作。我们要回馈他们的给予，也要为未来的读者丰富我们的汉语表达。新文学革命之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它是我们行进道路上的“后视镜”，它不仅收纳我们所走过的路，照见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也在我们习焉不察的时候提醒我们的视觉盲区，最重要的是，它从我们很难看到的角度提示我们目前的问题以及疑难。

今天，我们不仅要传承那些文学创作理念，更要思考的是如何在艺术实践中去实行——100年过去了，我们对新文学的创作理念是否有发展，我们的写作对汉语写作是否有促进；我们如何从先驱那里汲取写作营养，要以怎样的作品和写作风貌回应先驱们留给我们的财富？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难题，也是百年五四所提示我们的。

 

我们都是青年人

□叶浅韵

五四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伟大的爱国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一代又一代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召唤，为民族独立、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作出了积极贡献。如果按衡量青年精神的标准，我可以大胆地说，今天坐在这里的都是一群青年人。青年一词的定义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一直在变更，而在我心里，只有一种标准，拥有一颗年轻的心的人都是青年人，时时葆有积极、阳光和饱满的精神。

我家乡一位83岁的“青年人”刚好出版了一本新书，名字叫《心灵清韵》，他邀请我参加首发式。我因未能出席而深感遗憾，便写了一篇贺词请文友在首发式上赠予先生。先生自遥远的生理意义上的青年时代就投身到革命中，以一腔饱满的热忱面对工作和生活的赐予。人生的几大悲剧一直在他的左右，从少年失怙、中年丧妻到老年丧子，先生用一颗年轻而勇敢的心一直在战斗。他的右手在工作中致残，就用左手书写。后来，他的左手书法成为县城里的一种精神标识。去年我在宣威建了一个公益读书馆，我去向他求一幅字的时候，先生因身体有恙，还戴着氧气面罩。听我说想带领孩子们一起走进阅读的世界、培养阅读的习惯时，我看见他有立即想摘下氧气面罩去挥毫的冲动，他身上的激情从未消退过，他永远怀揣着让下一代人的梦想放飞的赤诚之心。他从一个人民教师到县级主要领导的岗位上，革命的镙丝钉都一直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姿态。学习是他葆有年轻的心的精神密码，我在他身上看见“青年”两个字的光辉。他永远是一个青年人。他的名字叫宁明功。

所以，当我听见70岁的思想开明的大伯嫌弃65岁的思想守旧的二伯是老人时，就越发觉得年龄不是衡量青年人的标准。只有永远保持一颗不断学习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心的人才是真正的青年人。通往世界的小轩窗是由青年的思想开启的，正是他们让后来人有了把一扇扇小窗改造成为宽敞大门的基石，才有了铸就未来辉煌的种种可能。

一代又一代的人沿着时代的足迹追寻梦想，梦想让我们的心年轻、饱满、生动。也正是梦想让我来到鲁迅文学院，有幸在这里度过人生中最美好的几个月。从花开花落，到青梅了了，再到楼下园子里尚未知晓的美丽。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期待。身边的大自然用蓬勃的姿态展开新的一天，我和同学们也在知识结构的不断更新中，遇见新奇的自己。思想维度的弹性像是具有宽大的磁场和空间，我们因学习而充满韧性和活力。与同学们散步，每天都与院子里的青松对峙，常常被一种上扬的力量所牵引，也为它身上开满松花、结满松子而骄傲，我想这正是学院精神的最好写照，也是青年精神的别样注释。如今，鲁院高研班已是第三十六届，来自各个地方的学员们在这里汲取了精神养分，成为永远的青年人。在我的家乡云南，多结松果的松树是用来做新人的婚床的，意为多子多福。正是因为有了代代相传的好德，才有了家、才有了国，才有世界命运共同体。

100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老祖母成为一座雕像。许多年前，我借了一辆三轮车，带着我的祖母逛县城。在经过县城最高的大楼时，楼上闪烁的霓虹吸引了祖母的视线。她让我停下，对我说，天堂应该就是这种样子吧。接着又说，我们现在过的日子怕是好日子的尽头了。我大笑。对她说，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对于经过饥饿和无数苦难的祖母，对于幸福的渴求只需要比吃饱穿暖好一丁点儿就知足了。100年时光，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已经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青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老年的拐杖，是少年的引路人，我们广大青年要自觉肩负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重任，前赴后继，继往开来。

5月的花海就要来了，愿我们永远都能用一颗青春的心拥抱时代，成为祖国这艘远洋轮船上的一员，为更美好的明天发挥自己的热量和能量。祖国正年轻，我们永远是青年人！

 

青年写作的艺术担当

□徐则臣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步则中国进步。梁启超先生百年前的这个论断，早已经成为判定中国未来诸种方向上的一个硬指标。文学也不能例外。文学强弱的判定自然不该简单地落实到年轻人的写作上，但青年作家的写作状态、空间与可能性，无疑决定着一个国家文学的未来。适值五四运动100周年，回首100年来在中国百废俱兴的狂飙突进中青年所发挥的作用，青年的确开创了未来。历史无法一蹴而就，历史使一茬茬的年轻人在成长。以新文化运动为例，那时候正是一群年轻的作家和学人引导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空前变革。当时的领袖人物陈独秀40岁，鲁迅38岁，照当下的年龄界定，都是理直气壮的青年。100年前的那群“新青年”创造了历史，我们今天的文学和文化，依然走在他们的延长线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文学而言，青年写作的今天，正预示着我们文学的未来。

那么在今天，新时代的新青年，鉴于自身的独特性与可能性，该如何进行与时代相匹配的“新”写作？

我所理解的新写作，当然要新：新质素，新表达；要在习见的写作之外，尽力拓展出新的疆域。但这“新”，又非刻意的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根植于现实与传统的独特想象与表达。它应该从《诗经》，从《离骚》、唐诗宋词、《红楼梦》，从新文化运动，从鲁迅的源头汩汩而来，然后深刻地流经我们生长于斯的这片土地，它因势赋形，择地出入，行止适当，它流得从容坦荡，却也流出了自己的方向和形态。

这其中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与传统的接续；一是对既有文学的不满足，破旧立新。

青年常被赋予革故鼎新的重任，似乎凡事必得改天换地、另起炉灶才配得上“年轻”二字。但于文学而言，此事还须斟酌。我们跟老祖宗活在同一种语言和文字里，我们的情感、思考和表达从孔子、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那里来，他们是我们的根须和大地，一棵树不能揪着枝叶把自己拔离地球。在文学中，我们不能无节制地放大和曲解青年“革新”的勇气，这世上没有绝对的新。在标新立异经常沦为文学表演的当下，对传统和根脉的充分正视和汲取可能更需要巨大的胆识；而在无视常识、哗众取宠的表达甚嚣尘上时，对正大庄严的尊重和持守才是更精进的勇猛。

但文学并非一成不变，青年作家更应该有清醒的意识：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文学一直都在随时代的变化而渐变调整；从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福楼拜、乔伊斯、卡夫卡，文学也在自身的成长困境中寻求突围和发展。没有一劳永逸、绝对正确的文学，但有堪与时代相匹配的更科学更合理的文学。

青年作家应该是一群耳目清明、反应灵敏的人，对时代和现实的体悟、感知与困惑理当及时地带入自身的文学表达；对既有文学的不满足，对新的可能性的探究和发现，也理应成为新写作的一种担当。

写作者对自己应该抱有清醒的认知：你的优势在哪儿，你的局限是什么，你的可能性在哪里。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写你想写的，写你能写的，写你能写好的，但此外，还要写你应该写的。

什么是应该写的？我把它理解为艺术的担当。如果你以一个年轻写作者的敏感，对既有的文学表达感到了厌倦和困境，你就要尽一己之力去突围，去寻求新的表达形式和方法，你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沿着自己的理解去拓宽某一个文体的边界。胜负可能难卜，前途可能渺茫，你依然忠直于自己对现实与艺术的理解。你把它看成是艺术赋予你的责任，你认真地在做你应该做的。这就是担当。文学是个长途，你可能突围失败，他也可能突围失败，但只要有一群年轻人都能意识到这份责任，且能有此担当，终会有人在纷繁的歧路中找出若干正确的路来。

正如鲁迅先生为青年的担当所作的形象描绘：青年“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在文学这一行业中，青年作家理当是这辟地、植树、掘井开泉的人。这也是五四精神留给当今青年作家的重要遗产。

写作多年，做职业编辑也多年，我对当下创作和自身的写作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审美疲劳，但同时又深感我们正与一个深远广大的文脉在脱节。如何有效地接续传统，又如何破中有立，有所担当，寻找到自身和当下写作的某种可能性，从而真正实现匹配新时代的“新写作”，值此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的契机，作为青年作家，我想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地想一想。这也是五四留给每一个年轻人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