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应彼此借力、相互砥砺
来源:光明日报 | 饶翔 2019年05月17日08:44
作为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批评似乎远离了普通公众的视野。它们或是化身为高头讲章,仅仅作为“学术成果”,流传于学院内部;或是被出版商包装成各式各样的书评或“软文”,充斥报刊网络。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需要厘清一个问题,文艺批评究竟为了谁?
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从具体的层面说,文艺批评所为的是创作者和读者。一方面,文艺批评是为了创作者的批评,它敏于发现创作者的长处和短处,帮助创作者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不断提高自己技艺,反复打磨作品。它能够对作品的质量作出清晰准确的判断,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以营造良好的文艺创作生态和氛围。
另一方面,文艺批评是为了读者和观众的批评。批评家是一群特殊的读者、观众,是连接作品和普通读者、观众的桥梁,他们以批评引导读者、观众,并对读者、观众的最终评判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说到底,读者、观众才是作品最终的接受者和评判者,而读者和观众鉴赏水平、审美能力、艺术修养的提高,有赖于批评家们专业性的工作。
故而,文艺批评不是出于人情、面子,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助益于作家,服务于读者,从而繁荣文艺创作。一个优秀的文艺批评家,他追求的应该是评论的高度,而不是“红包的厚度”;他的工作应是基于职业的尊严,本着良知与公心,出于对广大文艺家和读者、观众的责任,出于追求伟大艺术和真理的决心。
厘清文艺批评为了谁的问题,紧接下来的问题是,文艺批评如何“为”——如何为文艺家、读者和观众服务,如何有效地开展批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些都是针对文艺批评工作提出的十分中肯、非常具体的要求。
文艺评论家要提高批评的素养和能力,一方面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一方面要接地气,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提高认识社会、把握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直面文艺创作的现场,细致深入地研究作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审美鉴赏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和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要求批评家有真诚的态度,要有敢于批评的精神。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真理越辩越明,追求真理的决心有多大,批评的勇气就有多大。在创作者面前,批评家必须保持不卑不亢的对话姿态,坦率陈述自己的真实判断。批评从根本上是基于对创作者的爱护与善意,是为了促使其不断进步,帮助其攀登文艺高峰。
俄国19世纪大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行为最好地诠释了文艺批评所应有的爱憎分明的态度和敢于批评的勇气。当年,别林斯基从年轻的果戈理的作品中发现了“高于时代精神”的可贵禀赋,在当时社会各界对作者的一片攻讦中挺身而出,给予坚定的支持。而当多年后功成名就的果戈理在其新作中流露出对专制农奴制的妥协时,别林斯基不惜破裂友情,立即给予尖锐无情的谴责。这样的批评,才能够体现出批评的尊严和价值。
批评家和文艺家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用磨刀石和钢刀来描绘批评家和诗人的关系。他说,诗歌仿佛一把刀,只有经过批评的不断磨砺,才能变得锋利。批评家和文艺家应既是朋友又是对手,在思想和审美的较量中,在不间断的挑战和应战中,相互砥砺,彼此成就,共同促进了文艺的繁荣。
陕西文坛之所以能经典辈出、一直雄踞中国当代文学重镇,与其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相互砥砺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的陕西文学,创作的力量十分强劲。由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等人构成的创作主力,不仅引领着陕西的文学创作蓬勃发展,而且也在全国的文学创作领域位于前列。在这背后,文学评论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特别是评论家胡采卓有成效的辛勤劳作。胡采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年轻的朋友》、王汶石的《风雪之夜》等作品发表不久,就及时撰写专题评论文章予以热情推介。他还在《从生活到艺术》《从作家的生活创作道路谈起》等理论文章中,把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等人的创作上升到理论层面,从作家“生活道路”与“艺术成就”内在关联的角度,对他们各自取得的突出艺术成就予以深度解读。
从陕西文坛的成功经验中,我们能获得重要启示: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是相互影响的。文艺批评的活跃,很大程度上源于文艺创作的繁盛,而文艺批评的不断介入,既促进了文艺创作,又演练了批评自身,使得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借力,相互砥砺,从而实现文艺的不断向前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