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吴贻弓而言，电影就是一个梦。

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划分里，“第四代”是那样独特。他们生在新中国成立前，长在红旗下，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艺术家。岁月厚重，怎样的能量才能穿透时间，支撑“第四代”的作品至今释放着长久的生命力？

2012年，已与中国电影、上海电影相伴了60余载的吴贻弓获颁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终身成就奖。回想那一幕，他的感言里藏着答案：“有人说我是理想主义者，片子里到处流露出理想的色彩。我以前常说，金色的童年、玫瑰色的少年，青春年华总不会轻易忘记，常常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我们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理想、信心、诚挚的追求、生活价值取向、浪漫主义色彩等等，总不肯在心里泯灭。”

自1948年随父母迁来上海，吴贻弓的生命就与这座孕育了中国电影的城市紧紧相连。他和亲人们一同迎来上海解放的喜讯，在上海的许多影院里确定了一生的择业方向，又在大学毕业后承继了海派电影的文化气息。

“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认真地去做一件他认为有意义的事，做成了，就什么都有了。”

【人物档案】

吴贻弓，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生于重庆，196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年回沪工作。先后出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等，参与创办了上海国际电影节。获“新时期全国影视十佳电影导演”“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等称号。还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等。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主要电影作品有：《我们的小花猫》《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姐姐》《阙里人家》等。其中《巴山夜雨》获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等奖，《城南旧事》获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等国内外奖项。

无论经历多少身份最珍视的是“导演”

吴贻弓的电影开蒙来得比同辈人更早。父亲就是他电影路的启蒙人。有两点可佐证：父亲喜爱文艺，抗战胜利后他常带家人去看电影；父亲的授业恩师包括李叔同，这让吴贻弓“有种莫名的自豪感”，以至于后来他在《城南旧事》中用了那首《送别》。

上海刚解放那会儿，平安、美琪、金门、新华、大光明、国泰、大上海和卡尔登影院都留下了少年吴贻弓的足迹。时间久了，他萌生自己制作电影的奇想。他找来硬纸盒，在盒底挖个小洞，后面安上手电筒，上下各装一根细铁丝，一台原始放映机便成了。再收集些父亲烟盒外层的玻璃纸，将它们首尾连接，用毛笔画出故事，“胶片”也有了。每每晚饭后，父亲问“今晚演什么”，小吴贻弓便搬出他的家什，关了灯，把“胶片”卷在细铁丝的轴上逐格拉去，手电的光把那“写意”影像投到墙上。至于声音，由吴贻弓现场配置。

如今已是耄耋老人，可那段天真时光其实呼应了长久以来的坚持，“所有称呼里，导演是我最看重的一个”。

1960年，吴贻弓从北影毕业后进了当时的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起初五六年，他给大导演们当助理，沈浮、孙瑜、郑君里、鲁韧、徐韬、吴永刚……几乎跟遍了所有知名艺术家，他努力从大师们风格各异的艺术锦囊里汲取养分，兼收并蓄，时刻准备着。

许多次午夜梦回，他设想了未来自己影片的模样：“应该是一条缓慢的小溪，潺潺细流，怨而不怒。有一片叶子飘零到水面上，顺着流水慢慢地往下淌，碰到突出的树桩或堆积的水草，叶子被挡住了，但水流又把它带向前去，又碰到一个小小的旋涡，叶子在水面上打起转来，终于又淌了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第一次独立执导筒，短片《我们的小花猫》于次年获颁文化部优秀青年创作奖。1980年，在吴永刚总导演的提携下，吴贻弓完成了他第一部长片——《巴山夜雨》。诗意的故事里有雾，有人性，有迷惘，也有光芒。它是两天两夜，却也浓缩了一段特殊岁月。吴永刚总导演大胆放手，用抒情去点染冷峻的吴贻弓就这样站到了中国影史的前台。

1981年末，吴贻弓拿到了一沓复印件，是宝岛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他一页页地读，深深地被感动。刚从《巴山夜雨》走出来的他，再次走进历史——重现一个宝岛台湾作家眼中1920年代的北京。小说十来万字，吴贻弓只选了小英子六岁到九岁的经历，完全让孩子的感受来触动观众。电影的成功是众所周知的。影片从马尼拉国际电影节载誉归来后，在国内卖出115个拷贝，相当于收进80多万元票房，在1980年代蔚为可观。

细致入微的风物、绵长的意蕴、悠悠弥漫开的情感，“家”“童年”“往事”，《巴山夜雨》和《城南旧事》里，这些意象无形又有形。看《巴山夜雨》，银幕上的航船从蒙蒙烟雨中穿越峡江驶往黎明，观众总会一致沉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意境。《城南旧事》里，当镜头穿过月洞门游弋于老旧的院墙和窗格上寻踪往事，人们不禁想起童年里夏天的风、田间的路、小伙伴的光脚丫。而当小英子在天真齐唱的骊歌中兀自陷入沉思，一个孩子心灵成长的微妙变化穿过极简的镜头，在观众心里荡出涟漪，言有尽意无穷。

这便是吴贻弓电影最别致的特征了，他不那么注重传统的戏剧冲突，更偏爱用视听语言层层晕染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被评论家们称为“散文诗”的吴贻弓电影里，观众们总能获得这样的直觉反应——道是寻常，却有万千心事涌上来。

但在导演心里，自己不应拘于“抒情散文诗”。他拍《姐姐》，用全新的影像语言表达意念和情感；他拍《流亡大学》，鼓荡抗日壮歌的激情；他给《少爷的磨难》当总导演，与张建亚一起以喜剧讽刺金钱；他在《阙里人家》《月随人归》里注入对家庭伦理的深入思考；动画电影《宝莲灯》、电视剧《走出凯旋门》、音乐剧《日出》等都有他的参与。

吴贻弓说：“成功是重要的。但在每一次成功后，又往往会感到新的茫然。因为再一次向成功发起新的冲刺时，需要的不仅是努力，更是勇气。”

尽力而为的过程中帮别人做几件“嫁衣”

很多时候，才华与责任既相随又无法两全。

1984年，吴贻弓获悉自己被任命为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那会儿，人在外景地的他不会想到，未来等着他去履新的还有一长串职务。再后来，有个问题跟随他很久。“行政工作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创作自然少了，后悔吗？”

他答：“要说一点不后悔，那是假的。但转念想，后悔有什么用？事情总要有人去做。组织安排，我就尽力而为。想想在这过程中多少帮人做成了几件嫁衣，也能得到些许安慰。”

最大的那件“嫁衣”，非上海国际电影节莫属。1993年创办第一届，1995年第二届时即被国际制片人协会认可为国际A类，到如今开幕在即的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成为国外了解中国电影文化、中国观众观看世界的重要窗口。如同人之长成必然经历蹒跚学步，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发端何尝不是一条磕磕绊绊的小路。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进入第三次创作高潮。谢晋的《芙蓉镇》、吴贻弓的《城南旧事》等片获得国内外各类电影节奖项。同时，电影产业快速发展，每年全国生产影片逾百部，电影制片厂超过十家。吴贻弓觉得，无论从艺术还是市场的角度，中国电影都需要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国际电影节。“当时亚洲已有三四个国际电影节，东京、马尼拉等，我们如果没有的话，有点不太像样。”更关键的，他认为由上海来创办国际电影节，水到渠成、责无旁贷，“因为这里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

1992年，办“我们自己的国际电影节”正式提上日程。决心已下，但没钱，没人，没经验。身为行政领导，吴贻弓当仁不让地为申办奔波，为经费苦恼，为邀请嘉宾反复游说，为替“金爵奖”起个响亮的名字而绞尽脑汁。为省钱，他们出差住招待所；缺人手，他就把秦怡等几位老电影人一起拉来当志愿者，帮忙招待各方来宾；国内前无来者，他就跑到德国，跟着同行上上下下地考察柏林电影节，直到“摸透每个部门如何运作”；临近正式办节，他和许多工作人员干脆在新建成的上海影城席地而卧。

许多事因陋就简地办，但有一样，吴贻弓和谢晋很一致，都不“将就”——他们坚持评委一定要响当当、够分量。“评委会决定着一个电影节的风格、品位、影响力。一开始没名气，人家不愿意来，但我们请来首屈一指的大导演，许多人立刻刮目相看。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名气、地位，就一点点累积起来了。”按现在的说法，头几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阵容，亮出了谢晋和吴贻弓等中国电影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朋友圈。赫克托·巴本科、卡伦·沙赫纳扎洛夫、大岛渚、奥利弗·斯通、降旗康男、保罗·考克思，这些国际上叫得响的名字，装点了“门面”，也从起点便奠定了一个电影节的胸怀和视角。

1993年10月，全无经验可借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吴贻弓等人的努力和引领下问世。开幕那天，当索菲亚·罗兰、奥利弗·斯通、大岛渚、罗伯特·怀斯、中野良子、张曼玉、张艺谋、巩俐等全球顶级影人云集上海，为这场盛会殚精竭虑的人们欣慰：几代中国电影人的梦想终于开了花，未来会有更多中国影人得益于这个年轻的平台。而落幕之夜，吴贻弓站在灯光渐暗的舞台上，热泪盈眶。

数据显示，1993年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参加。2019年，报名影片已达3964部，来自112个国家和地区。

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向吴贻弓颁发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手捧奖杯，激动和幸福当然有之，但更多透着一以贯之的温和谦逊。“我特别激动，电影就是一个梦，它包罗万象、五花八门、绚丽多彩、应有尽有。电影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拒绝任何人，不论你是谁，都可以获得应有的快乐。但我是不是真的有终身成就，还需留待后人评说。”吴贻弓说。千方百计在作品中投射“共和国情结”

《城南旧事》导演阐述里一段文字很特别：“‘祖国’的含义是什么？我不一定能讲得清楚。她既抽象又具体。抽象可以到无垠博大，具体可以到极其细微。有位诗人说：祖国就是他故乡门前的那条小河；而当我在意大利正苦于那里盛筵上的生肉、生火腿、生香肠，突然在我们使馆的食堂里喝到一碗极普通的大米粥的时候，似乎祖国的含义全在这一碗稠稠的、热腾腾的、又带着不尽甜意的粥里了。”

1938年12月，吴贻弓生于重庆。喜报辗转传到已沦陷的老家杭州，阖家欢喜。大伯父给他起了名——“贻”为收藏，“弓”指代兵器，“刀枪入库，天下太平”，生而便与“国”血肉相连。少年时代的一则家规，又给了吴贻弓关于“祖国”的一重感性认知：每年除夕吃过年夜饭，吴家都会全体出动去看一场国产电影，“无论那天排映国产片的影院离家多远，也绝不就近观看西片”。

1983年1月9日，吴贻弓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带着《城南旧事》参加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经一周角逐，这部中国电影脱颖而出，夺得了最高奖——最佳故事片金鹰奖。那一回，他深深体会到“祖国”两字的分量。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摘得国际大奖的中国影片，《城南旧事》的征途并不平坦。彼时，马尼拉国际电影节号称亚洲第一，参赛国家众多。以当时中国电影的标准来研判，《城南旧事》的53万元成本称得上大制作了，它几乎是同时段上影平均拍片成本的2.5倍。但在马尼拉，这部作品竟是所有参赛片里耗资最低的一部，与投资额倒数第二的影片相比，也仅是其三分之一。“单就这点来说，我并不介意。因为在我们国家，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拍出相当于人家好几倍成本的影片来。”吴贻弓回忆，他真正担心的，是美国等参赛方的“经济压力”，用钱砸出营销阵仗，这是《城南旧事》不可比的。

但事实证明，经济大棒并不奏效。和所有参赛片一样，《城南旧事》在电影节原定只放映两场：一场供评委和观众同时观看，另一场全部面向普通观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马尼拉当地华侨蜂拥而至，争相观看这部“来自祖国”的电影。人，络绎不绝地来，组委会不得不加映一场。影院门前，等候的观众排成了长龙。中国代表团带去的2000份资料，早在第一场放映前就被一抢而空。最后一场，连场内过道都挤满了人。吴贻弓留心一看，发现挤在过道上的几乎都是记者和电影节工作人员，“他们被前两场观众的高涨热情所感染，挤出时间，撂下工作，争着来看个究竟”。一个来自中国的故事打动了所有人，不仅在华侨心里深深留痕，也触到了各国评委、记者的心底柔软处。一时间，“来自中国的影片出乎意料地使马尼拉升温”的报道压倒了一切，使得先前一些国家的宣传攻势全都黯然失色。

1983年1月16日，隐隐的期盼成为现实。颁奖典礼当晚，中国电影代表团全体成员步入会场。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是一名高擎五星红旗的菲律宾总统卫队士兵。行进在国旗之下，除了“自豪”，吴贻弓再也想不出第二个更适合的词来描述心情。“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作为一名电影导演，能得到这么大的荣誉。最重要的是，这荣誉是和我的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回到上海，他写下：“‘祖国’是什么？祖国不就是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靠的坚强后盾么？”

1992年伊始，吴贻弓前往曲阜拍摄《阙里人家》。那几年出国热让吴贻弓不停思考：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当代都市生活的潮流下将如何传承。他理解一些人的选择，但绝不能接受另一些人对自己民族的否定。“我认为生活中有人抱怨自己的遭遇、抱怨贫穷都可以理解，但抱怨自己是黑眼睛黄皮肤，这一点我不能赞同。一个人如果连这点都否掉，那就完了。”正因为此，人们从《阙里人家》品出如是意味：阙外千重浪，阙里一家人。

去年秋冬，吴贻弓80周岁之际，上海市文联汇编、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撰写的“海上谈艺录”吴贻弓专册《流年未肯付东流》出版。书中辑录了一位电影人与一位电影学者的对谈，让人动容的不止于其间流淌的电影理想，更是一股深植于家国情怀的绵绵之力。回顾自己的创作心境，吴贻弓用了“共和国情结”五个字。他们这一代人在时间的长河里曾历起伏、分流，但他说——“归根结底我们的内心情结还是很单纯的‘共和国情结’，我们总把新中国看得很理想、很美好、很亲切，并千方百计想把这种情结投射在银幕作品中”。

记者手记

天真长存

说来有些意外，无意间把少年“领”进电影门的父亲，却在1956年吴贻弓准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时，明白地持反对态度。是他自己的坚持外加母亲暗中支持，他才走上了一生之路。

父亲为何反对，直到老人家过世，他们父子间都未再提那次分歧。只是在后来追忆时，母亲告诉吴贻弓：“当年爸爸是怕你掉进一个大染缸里染黑了自己。”解开了30多年的谜团，吴贻弓并未松一口气。相反，他“惴惴地反思，父亲的担心是否有道理”。

时间是最公允的。

时间看见初出茅庐的他扎扎实实地在剧组当“超级助理”；看见非常时期仍希望不堕“时刻准备着”；看见1980年代他与时间抢时间的夜以继日；更看见他接续前辈的路，磨砺十年捧出了一部《上海电影志》……

有个细节可见一斑。关于《城南旧事》，吴贻弓至少写过三个版本的导演手记。第一次成稿于1982年，即电影刚刚诞生时。此后，1990年代、2007年他又两易其稿，增补的内容无不是他这些年对创作的反复思考、对艺术的更深沉体悟。可外人不了解的是，第一稿已相当工整完备，以致被许多电影学者称为“论文”。

他犹记得沈浮导演当年与他说，“岁月流逝，但愿天真长存”。因为天真对于艺术乃是不朽的生命。耄耋之年，吴贻弓仍是天真的电影守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