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十个人与一座桥

一个明知故问的傻问题是：二十个人走过一座桥，请问走过几座桥？

答曰：当然是一座！

美国诗人史蒂文斯回答是“二十座”：“二十个人走过一座桥/到达一个村庄/那是二十个人走过二十座桥/到达二十个村庄”（《宣言的隐喻》），诗人的回答并非仅关涉诗意，它确乎揭示了事物被忽略的某些本质方面。倘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来回答，他会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不能两次走过同一座桥。史蒂文斯在诗里叹息“这是一支古老的歌”，似在回应赫拉克利特的著名判断。

赫拉克利特强调在历时的流波中，白云苍狗，事物刻刻在变；史蒂文斯侧重在共时的花园里，人的秉性、境界各异，术业与眼光各异，同一事物呈现于人们眼中也会迥异。史蒂文斯另有一诗《十三种看乌鸫的方式》，其深层意蕴也类似，诸如十三种之三：“乌鸫在秋风中盘旋，/它是哑剧中不起眼的角色。”同一座桥，在商贩、哲学家、诗人、船工、流浪者、扒手、钓翁、建筑师的眼中怎么可能同一？他们会突出桥的某一侧面或特征，而忽略其他方面。船工留心桥的高度，流浪者在意桥洞的宽窄，钓翁关注桥与流水缓疾之关系，商贩紧盯桥头的位置，造桥师则琢磨桥的结构。一座桥由设计师、工程师、工人们严格按图纸而建造起来，即便施工精确无比，桥梁在流水、风和时间中也会产生偏离。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说过，造桥预先会做很多计算，所有的计算都是科学的。但是最后无论你计算如何精确，总会有那么0.5毫米误差。这个误差是什么？这个误差就是诗歌，就是上帝，就是虚无。从这个意义说，此桥已非彼桥了。

当然，史蒂文斯并未忘记众所周知的“常识”：“二十个人走过桥/进入村庄。/那是/二十个人走过一座桥/进入一个村庄。/这村庄不愿显露自己/但肯定有自己的意思……”与其说是“村庄不愿显露自己”，不如说“二十个人”囿于同一观念、思维和视角，看不见事物的真谛。倘寺庙里有二十个僧人，他们眼中的释迦会一样吗？譬如李贽，晚年也入寺为僧，他在与友人书中说：“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李贽《与曾继泉》）如此坦称落发为僧之目的，恐不多见。李贽处世待物，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落发为僧实为避世之需要，释迦在他心中不过一可爱老头。

譬如济公和尚，说过一句名言：“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在他眼中，戒在佛在固然重要，有时戒破佛留也并非昏聩。当草寇王嗜杀成性，为救度一方生灵，禅师劝他戒除杀业，草寇王挑衅道，只要禅师喝酒吃肉，立马放下屠刀。此时的禅师是信守戒条，还是救度众生？也许更多的和尚选择前者，而济公和尚选择后者。明末有个破山禅师，面对草寇王李立阳，也是这样做的。问题是，后世竟将此言奉为圭臬并作为破戒依据，实在大错特错。济公和尚之破戒是有特殊境遇的，而且其言还有后两句被有意无意忽略了：“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此一告诫，实在有大意味。大境界是追摹不来的，弄出东施效颦的笑话倒无碍，造成假和尚盛行实乃佛门之大不幸。

日本江户幕府时代也出现过类似情形。1614年，德川幕府下达对天主教的禁令，驱逐外国传教士和天主教徒。大量的教徒被淹死、烧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幕府将军发现仍无法扑灭民众的信仰，便采用另一种方式：用酷刑迫使教徒宣布弃教，强迫他们往耶稣像吐唾沫，践踏圣像。现代作家远藤周作为此创作了长篇小说《沉默》，主角名叫罗德里哥——刚进入日本不久的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罗德里哥被捕后，为逼迫他弃教，当局对三名日本信徒施以“穴吊”之酷刑：捆绑四肢并吊在洞穴上，耳朵被打穿了，血慢慢流下来。罗德里哥目睹惨状，灵魂受到煎熬，信仰遭遇困境：选择救人，他不得不背弃信仰；选择坚持信仰，三个教徒要为他的信仰殉葬。无论做何种选择，他注定是令人不齿的罪人。在经过长久的痛苦思索后，罗德里哥毅然选择以践踏圣像弃教来拯救生命。罗德里哥走上与他的恩师费雷拉同样的道路，然而他并不懂得费雷拉深藏心底的绝望：“日本人也没有思考超越人类存在的神的能力。日本人把经过美化、渲染的人称为神，把跟人同样存在的东西叫做神。但是，那并不是教会的神。”因此，“天主教之所以灭亡，并不是你们认为的是因为受到禁止或迫害的缘故，这个国家存在着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天主教的某种东西。”悲哉哀乎！

倘若《最后的晚餐》中的十三人走过一座桥，必定也是十三座桥罢。上帝固然是造物主，但也不希望每个人都一样，基督也是。二十个基督徒心中的天堂肯定也不一样。但丁的天堂分为九层，越往上的灵魂越高尚，直至越过九重天，那才算真正的天堂，圣母和所有得救的灵魂在那儿，经圣母允许，便能一窥三位一体的上帝。而在美国诗人加里·斯耐德那儿，动物们也应该上天堂。他说他父母都是社会主义者，也是无神论者。但在文化上，他们认为星期天还是要去教堂。“教堂离我们一公里，要走一个半小时。八九岁时，我六个月大的小牛死了，我就问教堂的牧师，小牛会不会去天堂，他说不会。我说，那我就退出啦，我的牛不上天堂，我才不来。”如果牛也上天堂，小狗也上天堂，但丁肯定不同意，保罗和约翰会同意吗？

“我有三颗心，/就像一棵树上/停着三只乌鸫。”（史蒂文斯：《十三种看乌鸫的方式》）

李赤其人

唐代有个诗人追慕李白，宣称“吾善为歌诗，诗类李白”，且自号“李赤”。然而李白这个铁杆粉丝，从盛唐至今一直受人讥笑和咒骂。查此君并无恶行，《全唐诗》刊载其诗，无非有点狂气和傻气。他之所以被讥骂，主要源自柳宗元笔记小说《李赤传》。按理说，名之曰“传”应据实而书，但柳宗元不是这样。他取材于笔记小说《酉阳杂俎》，完全不靠谱，却一口咬定：“李赤之传不诬矣！”

这种口气这种胆气似曾相识让我不寒而栗！

不妨先看看《酉阳杂俎·独异志》是怎样写李赤：厕鬼姓郭，未知其名。唐贞元年间，吴郡进士李赤与赵敏之结伴游闽，途中在浙地住客栈。晚上忽有一妇人入庭中，熟睡中的李赤惊醒后起身，走出去与妇人搭讪，很久才回房里，取纸笔修家书一封:吾被郭氏选为婿。写毕又出庭，妇人抽出巾带勒住李赤，赵见状大叫，妇人慌忙逃走。次日，他俩继续南行，结果大白天李赤竟走失了。寻至茅厕才发现李赤坐在那儿，赵遭当头怒喝：吾正送礼答酬，被汝惊散！他俩又走一天来到闽地，旧友设宴招待，席间李赤又不见踪影。赵急忙往茅厕奔，但见李赤僵仆于地。赵心想他必为厕鬼郭氏招去为婿了！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涉及两个人，但重在“述异”——记述厕鬼的诡异故事，而非写李、赵这两个人物。

可是柳宗元不这样写。他舍去赵敏之，将笔墨集于李赤一身，还将故事地点改在宣州，因为李白在那儿留下游踪和不少诗篇，这样写更可信。古时丑化某人的功夫也久经锤炼，其一是先从道德上灭你。《酉阳杂俎》并无道德谴责的内容，有个细节是李赤修书，一看即知他未婚，否则岂敢告知家里？《李赤传》就不同了：李赤住宣州客舍遇一女子，竟如痴如狂地要娶这女子。朋友大惊，知道他有妻室和老母，怎能这般胡来！那女子逃离客舍后，李赤便开始修书，显然是写情书。如此一来，李赤不是垃圾也是垃圾了，自然遭万众唾弃。

其二是写你精神癫狂，用柳宗元的词语叫“病心”。这一招更奏效。我们读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就领教过“被狂人”的厉害。其实那不是鲁迅的虚构，也不是他的发明。翻遍史册以及现代编年史，都不难发现这种“被狂人”的案例。柳先生又添油加醋地写道：李赤写完情书后上厕所，待在里面久不出来。朋友进去瞧见他双手抱着一个瓮在傻笑，继而做出倒插粪坑的动作，朋友赶紧拽住他，拉他出厕，李赤怒斥道：吾已升堂面见吾妻。吾妻容貌举世无双，她住的宫殿宏大富丽，洋溢着椒桂芝兰的香气。回头再看汝等世界如浊臭的茅厕！吾妻的住处，与皇帝住的钧天、清都无异。你为何要害吾到此地步？

柳宗元接下来写李赤又投厕三次，被朋友救三次，最后一次终于溺毙在茅坑。柳宗元为何要比《酉阳杂俎》多写一次？原因很简单，这样才能显出李赤“病心”甚久，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再归之于“厕鬼”，于是“被狂人”故事就圆满了，无懈可击了。

当然，柳宗元的重心并非在“厕鬼”，而是借李赤“病心”和“受惑”来抨击时弊，敲打世人：“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与向背决不为赤者，几何人耶？”这是柳氏的惯用套路，先藏寸铁于袖，再叙奇闻异事，末了出其不意刺之。倘就寓意而论，柳宗元是不错的。但我还是想不通，他为何不虚构一个人物譬如“李黄”或“李紫”，却偏要拿一个善良但不乏弱点的诗人开刀？

取其真人却虚编其事，柳宗元实在开了个恶劣的坏头。

李赤何“病”之有？其一他不抄袭，自创自乐。《全唐诗》录其诗达十首之多，诸如《姑熟杂咏》《谢公宅》《凌敲台》《桓公井》《望夫山》等，未见有人指摘他抄袭或模仿别人的诗。

其二他不更姓换名，更不冒名。他取名堂堂正正：鄙人叫李赤！世有李白，当然就有李赤！此君憨狂可爱，至于他仰慕谁，向谁叫板，那是他个人的权利。李白不也追慕谢灵运、谢朓么？所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甚至要“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好似得了恋物癖，可曾见过有人嘲笑过李白？李赤的表现光明磊落，跟冒充李魁的那个李鬼不可同日而语。苏东坡在《书李白十咏》中说，他经过姑孰堂下，读到李白《十咏》，其中一首这样写：“爱此溪水闲，乘流兴无极。漾楫怕鸥惊，垂竿待鱼食。波翻晓霞影，岸叠春山色。何处浣纱人，红颜未相识。”用语浅陋令人生疑，王安国说此乃李赤诗，果然在李赤集里找到。假若李赤真想冒充，不至于傻到将此作收入个人诗集吧。《李白十咏》必为好事者所为。坡公对李赤的诗有个评价：“今观此诗，止如此，而以比白，则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厕鬼之罪。”就是说，诗不过如此，不算太差，若跟李白比，那便是“心恙已久”！可见《李赤传》施加的“被狂人”极具杀伤力。事实上，李白殁后，伪作不断，坡公在《书李白集》一文中多处指谬，但并未归之于李赤。

其三他不攀附权贵，以自比太白为荣。考李赤一生行状，乃吴郡（苏州）举人，一介书生而已，生平不详，但喜游历是肯定的，诗作多为歌咏名胜古迹可以为证，诸如“迥出江水上，双峰自相对。岸映松色寒，石分浪花碎。参差远天际，缥缈晴霞外。落日舟去遥，回首沈青霭。”（《姑熟杂咏·天门山》）写得诗意盎然，清通可喜。

李赤固然是小诗人，或称三流诗人，但唐代诗歌的璀璨星空正是由大小不一的星星连缀而成。然而史册往往忽略那些黯淡的小诗人们——他们沦入尘灰的命运轨迹，那些不幸和挣扎，寂寞和无奈，早已烟消云散了。他们偶或被记住，竟如李赤这样遭人诬蔑而无法洗刷，受后世嘲笑而无力辩护。历史理应还给小人物一个公道，给弱者的亡灵以起码的慰藉与温情。

苍耳，学者，作家，安徽无为人。发表大量散文、随笔、诗歌、理论批评和小说，作品入选《诗歌报10年精华》《〈散文〉精选集》《文学中国》《三十年散文观止》等选本百余种，出版有散文集《纸人笔记》《内心的斑马》，文学理论专著《陌生化理论新探》，长篇小说《舟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