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因着刘慈欣《三体》于2015年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缘故，这些年中国的科幻文学创作备受瞩目，出现了科幻阅读和写作热，很多传统的纯文学创作作家也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己的新作中加入科幻元素。科幻文学因为带着明显的科学技术元素，为此，我们从字面上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哪些作品受到了科幻小说的影响。因着这种明显的文本现象，很多研究者开始思考我们传统的纯文学出路问题，认为严肃文学应该主动征用类型小说的元素，来完成一种新的叙事突破，重新走向大众。传统的严肃文学创作的确需要打破自我封闭的写作套路，而如何完整这种突破，最便捷的方式或许就是汲取其他文类的创作密码、从类型小说中获得启发。

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小说，并不是直到今天才开始像借鉴科幻小说那样征用类型小说元素来完成创作突破，另外一些类型文学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影响也一直存在，却因为没有科幻元素来得那么醒目，而显得隐秘和一直被忽视。这其中，尤其以侦探小说、悬疑小说最为突出。侦探叙事对于中国当代小说的影响，可以说是持续性的。从八十年代马原、格非等先锋作家的先锋叙事与博尔赫斯小说的叙事迷宫之间的关系，到九十年代格非《敌人》《欲望的旗帜》等小说对侦探叙事的娴熟改造，以及新世纪以来麦家、庞贝等人利用侦探叙事结构来展现的生命密码，还有须一瓜、田耳、阿乙等人的犯罪故事所彰显的人性张力，都能感觉到小说叙事的侦探式特征。小说离不开故事，或许，讲故事的秘密就是制造悬念。因着悬念，我们被作家们“欺骗”着进入他们所虚构的故事世界，然后被悬念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魅力所感动、所教育。而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或许就是开展和讲述一个有悬念的故事的最好方式。如此，侦探叙事对当代小说的影响表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侦探叙事与先锋精神

探讨侦探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关系，最容易想起的，或许就是博尔赫斯的迷宫叙事对当代中国先锋作家的影响。张学军曾论证说：“人类的生活也犹如迷宫，充满了神秘的、不可知的因素。在叙事中所设置的陷阱，也正是现实迷宫在小说叙事中的体现。这种叙事迷宫还有着设置悬念的作用，能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博尔赫斯的这种观念和叙事迷宫的实践，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当代的先锋作家。他们也在自己的创作中，设置了一个个迷宫，显示出世事和命运的不确定性。”[1]“世事和命运的不确定性”，这对于80年代先锋作家来说，是一种有着自身生命体验的历史感知和生存领悟。为什么是博尔赫斯？先锋作家们借鉴和征用博尔赫斯小说的迷宫叙事，并不是一种偶然和随性的选择，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先锋作家对迷宫叙事所能够营造的精神氛围，有着一种生命体验的对应、吻合。这不是一种纯粹的叙事游戏意义上的趣味抉择，而是这些作家主动的、带有情感偏好的风格选择。

博尔赫斯的叙事迷宫，最典型的表现在他的小说《小径分叉的花园》一篇里。博尔赫斯在出版带有《小径分叉的花园》这篇小说的小说集序言里，对它的定性就是“侦探小说”：“这个集子（指小说集《小径分叉的花园》——引者注）里的七篇故事不需要很多注释。第七篇（《小径分叉的花园》——原注）是侦探小说；读者看到一桩罪行的实施过程和全部准备工作，在最后一段之前，对作案目的也许有所觉察，但不一定理解。”[2]当然，我们今天理解的《小径分叉的花园》，虽然能感知到它有着明显的侦探小说结构，但并不会将它作为类型化的侦探小说来理解。首先，它并不容易阅读，没有一般侦探小说的那种通俗化的故事特征，它带有实验小说的理解难度；另外，它也具有先锋叙事的复杂性内涵，有很丰富的解读空间，不似普通侦探小说那样只为破解一个谜底，真相出现的时候就是故事结束的时刻，不会有更多值得琢磨的思想维度。是侦探小说，又并不是普通侦探小说那般类型化，有侦探小说的吸引力，也表达出作家对于历史和生命命运的偶然性、不确定性理解，这种似是而非的叙事艺术，及其所表现的生命状态，贴合了80年代马原、格非、残雪等人的内心感受和文学热望。于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变革的完成，因为有着博尔赫斯这个文学中介，不知觉中潜藏了侦探小说的叙事魅力。

具体而言，马原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青黄》以及余华的《河边的错误》等表现得最为明显。《虚构》被普遍解读为当代小说“向内转”的开端性文本，从这个文本开始，作家和评论家们真正开始自觉地探寻文本内部的叙事秘密。《虚构》有博尔赫斯小说的影子，陈晓明曾专门分析过《虚构》与博尔赫斯《沙之书》《小径分叉的花园》《圆盘》等小说之间的关系。《虚构》看似只是元叙事层面的实验，但内里其实也有着博尔赫斯式的侦探叙事元素。比如小说叙事的神秘性，神秘性表现在叙事行为上，也表现在小说中的人物。“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这样的小说开始，开天辟地的表达，同时也很直接地激起了读者的好奇心。对于读者阅读小说这种行为而言，通常情况下是知晓自己要读的是虚构故事，小说标题也叫“虚构”。我们显然是奔着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去，但马原又将自己真实的名字置入其中，让我们有一种误入真实事件的恍惚感。这种综合虚构与真实的叙事，虽然是小说创作的基本常识，但在八十年代，把小说创作上的理论知识化为小说叙事行为，自然有其新鲜感、神秘感。而小说中的人物，玛曲村里的麻风病女人和哑巴，他们有怎样的身世、经历，都是秘密。另外，“我”，马原，偷偷进入玛曲村，也像是一个秘密侦探，要去发现、侦破这个麻风村的秘密，而“我”最后也确实侦察出了一个大秘密，也就是老哑巴的身份。

从马原的《虚构》里我们可以感觉到，马原的先锋叙事，内部其实包裹着一个侦探故事，只不过马原用了元叙事的技法，打破了这个侦探故事的完整性、通畅性。作为作家的马原让作为叙述人与侦查者的“马原”不断地在文本内部告诉我们这是虚构，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陈晓明得出的一个结论：

“虚构是什么呢？虚构就是叙述，正如所有的叙述都是虚构一样。马原现在不得不再次指认他的结尾是杜撰的。那个结尾果然使他的小说变得相当完整。就在‘我’与麻风女道别时，枪声响起来了，哑巴打死了那条母狗，哑巴也自杀了。‘我’打着手电筒到了哑巴的屋里，再次看到了座垫底下的国民党党徽。谜底也被揭开了，这个杜撰的结尾在整个故事的解释中显得如此重要，它使这个故事合乎传统小说的全部规范。最后还是要回到传统小说中的因果律、可理解性和完整性。马原只是不断地依靠叙述来打碎文本，把叙述人的个人经验介入进去。他努力想破坏传统小说的自足性，要把一个客观地生成的小说世界，变成一个叙述人的经验世界。这里的冲突，是个人与客观世界的冲突，是生存的事实性与现实的事件性的冲突，是经验的例外与世界的连续性的冲突。”[3]

因为侦探故事般的诱惑，叙述者马原诱导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和眼睛，侦查出玛曲村的秘密，但更真实的情况是，作家马原用一个虚构的侦探故事，完成了一个拆解小说叙述的先锋行为。显然，这个先锋叙事行为，才是这篇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若没有这个侦探故事作为内核，先锋叙述这个艺术行为也就是无米之炊。

马原的《虚构》之外，格非的《追忆乌攸先生》《迷舟》《青黄》等作品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先锋叙事对侦探结构的征用。《追忆乌攸先生》中有三个警察来到村寨侦查案件，他们询问村民，要查乌攸先生案件的真相，这是一个典型的侦探叙事元素。但是，这个小说并没有以侦探叙事的结构来展开叙述，只是借用来作为一个外壳，内部是叙述村民关于乌攸先生的记忆，这些记忆经常是出离于案件本身，真相在不同的讲述者那里若隐若现，格非并不为案件故事做一种侦探小说式的真相揭示。《迷舟》同样如此，小说开头一段就给出了谜：“……棋山守军所属32旅旅长萧在一天潜入棋山对岸的村落小河，七天后突然下落不明。萧旅长的失踪使数天后在雨季开始的战役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但是，这个小说并不是侦探小说一样层层推进来为我们解谜，而是把这个“下落不明”的谜放在开头，引起我们揭秘的阅读兴趣之后，就不再管侦探不侦探，接下来的叙述基本上与侦探叙事无关，格非只是很保守地按时间顺序一天一天地讲述这个旅长萧在的七天生活。这七天的故事，就是这个谜的谜底、真相。只是，内部最要紧的部分，萧去榆关到底是见杏还是透露情报？这是空缺的，但因为这个空缺，萧才被自己的警卫枪毙。这个空缺的存在，直接表明这个小说的叙事重点不在于揭秘，而在于萧为何失踪之外的东西，比如萧与杏的情感关系，那种微妙的、不被正面叙述的事件，才是决定人物命运的所在，以及那个萧去榆关到底做了什么这个空缺，都意味着，小说要表现的，不是侦探小说要追寻的真相，而是人物命运、历史事件的错位性和不可靠性。

格非很多小说都带有浓郁的侦探叙事色彩，以上中短篇外，还如199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敌人》，这是个侦探色彩浓郁的恐怖小说，与哥特式恐怖小说以及爱伦·坡、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人的恐怖-侦探小说有很直接的叙事关联。小说中无处不在的侦探、悬疑元素，细节上的神秘化和侦查特征，人物居心叵测、疑神疑鬼，一个又一个恐怖罪恶发生，埋伏着各种大大小小的恐怖悬念，营造出强烈的探案式叙述氛围。但是，虽然有这些明显的侦探小说元素，它又并不是类型小说意义上的侦探小说，而是非常典型的纯文学意义上的先锋文本。阅读《敌人》，感觉是一直在追踪“敌人”到底是谁、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跟着叙述，会发现似乎人人都是“敌人”，而人人又都是受害者。而谁才是真正的“敌人”？小说并没有给出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隐隐中归向一个抽象的“人自身”。因为祖上的基业被一把火毁掉了，赵家人变得小心翼翼。恐怖事件的发生，“敌人”或许就是内心长期恐惧的赵家人人格分裂出来的一种可怕人格，这种人格逼迫他们去完成这些恐怖事件，以证明和完成内心所期待的“敌人”之存在。当然，这个真相只是一种揣测，不是小说提供的答案。做出这种“自我”、“人性”和历史视角的揣测分析，指向《敌人》有着明显的侦探故事特征，也说明《敌人》的叙事价值是非普通侦探故事所能够抵达的。它用内心叙事来拆解一个侦探故事，表现的是人性的诡异，也展示历史灾难给人造成的心理阴影可能带来多恐怖的直接和间接后果。

谈及《敌人》这种恐怖风格，自然会想到残雪的小说。《山上的小屋》是惊悚大于侦探，但这个故事所要完成的，依然是探查人心这个最大的秘密。每个人都是秘密侦探一般，乐于窥视和干涉他人的生活。还如余华和孙甘露，余华《河边的错误》也是在一个破案故事的基础上演绎扑朔迷离的真实与虚构；孙甘露《访问梦境》则是建构一个迷宫般的梦境，《仿佛》则更明显地征用了探险小说元素。包括九十年代之后继续以形式、文体实验来进行先锋写作的作家，比如王小波的《寻找无双》，以多种叙事艺术上的实验，打破普通意义上的寻找、探问式叙事结构，让小说变得丰富驳杂；麦家写《我的阿加蒂斯》，在叙事方式上模仿博尔赫斯，不断地在写作中掺入难以想象的经验，挖掘人类未知世界的秘密；还有刘恪，其先锋作品《墙上的鱼耳朵》《无相岛》等，都采用侦探结构来完成叙事实验。可见，中国当代的先锋作家，他们的代表性先锋作品，似乎都藏着一个侦探故事，都有着或清晰或模糊的侦探叙事结构。这一特征，一方面证明着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当代的先锋叙事，从一开始就有着跨界特征，类型小说对于革新我们的文学叙事传统，发挥着莫大的作用。

二、侦探结构与生命秘密

侦探叙事对于先锋小说而言，是一种叙事艺术、技术上的纯文学改造，由此带来了文学叙事的技术革新和思想突破。而九十年代之后，形式、技巧层面的实验逐渐淡化，小说、尤其长篇小说创作，基本回归到了老老实实讲故事的层面。于是，侦探叙事对于一些作家而言，不再是用来开展技术实验的文本基础，而是借用其天然的悬念式吸引力来完成一个魅惑人心的故事讲述。这方面，格非1991年出版的《敌人》和1996年出版的《欲望的旗帜》，都有开创性效果。这两部小说里，格非一方面继续了先锋叙事的一些精神追求，比如对神秘性和不确定性的热衷，对叙事缺口和故事真相的故意搁置，保留着以形式和技巧层面的叙事策略来表现精神难题的写作取向；同时，格非也通过这两部小说完成了讲故事式的写作转型。《敌人》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家族人物命运线索，《欲望的旗帜》有一些比较清晰的案件、事故，包括心理学、哲学意义上的自杀根源探寻。这两部小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家是在写人性，是希望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叙述人物命运来表达一些生存哲学层面上的精神思考。

借用侦探叙事中制造悬念这种方法来讲故事，使用侦探叙事层层推进的推理式结构来展开小说叙述，这是侦探叙事在先锋小说之外的、讲故事型小说中的主要表现方式。制造悬念和推理式叙述，是侦探叙事的关键特征。这两点被九十年代之后的作家大量征用。《白鹿原》一开始的一句话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然后是介绍她们如何一个一个地死去。这个开篇，除开带着暧昧性，还有悬念的意味。2004年格非新长篇《人面桃花》，继续了他小说中的悬疑气质，开篇即写一个疯子父亲突然间醒来离家出走，造成一个巨大的悬念。而与悬疑叙事、侦探叙事关系最为紧密的，要数麦家，2002年出版的长篇《解密》，以及2003年的《暗算》等小说，从题目到内容，都突显着侦探小说的悬疑化特质。这里，可以以麦家的小说为例来说明当代作家如何征用侦探结构来赓续文学作为人学的精神传统。

麦家八十年代已开始文学创作，但直到新世纪之后因为《解密》和《暗算》才成名，尤其后者、《暗算》改编成电视剧后，才进入大众视野。后来，《暗算》获得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了纯文学意义上的价值认可。可以说，从商业成功到获得文学大奖，麦家靠的不是什么便捷通道，而纯粹是文本本身的魅力，小说使用的悬疑性质和表现的生命精神，征服了大众读者和文学专业人士。当然，也因为麦家小说的悬疑和侦探色彩特别突出，一直被纯文学界的人视作类型小说、畅销读物。《暗算》获得茅奖后也备受质疑，比如有论者就从思想性、历史反思和叙事价值层面来分析，质疑了《暗算》的文学价值。[4]但更多的评论家则看到这个小说在融合类型、通俗小说的元素后，并没有失去它的文学审美价值，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奇正同一”的文学效果。比如韩松刚指出：“毫无疑问，他（指麦家——引者注）的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开拓了新的艺术空间。我们谈论《暗算》，其实就是谈论一种异质的经验，就是思考一种写作的开放和可能。这就是麦家的意义。”[5]王鸣剑说：“有了《解密》的铺垫，麦家的《暗算》创造了从惊世骇俗的‘特情小说’到空前热播电视剧的两大奇迹。作品不仅再现了陌生而神秘的中国国安战线无名英雄们鲜为人知的事迹，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世事的变故和生命的无常。在故事和情节方面，麦家沿袭了通俗小说的套路，而在语言和结构上走的又是纯文学的路子。用这种大俗大雅的方式来展示人性和世界的广阔与丰富，无疑是独特的，也达到了‘曲高和众’的目的。”“《暗算》是独特的，无论是隐秘的题材、悬疑的情节，还是奇异的人物、莫测的命运，乃至于写作策略、行文手法，在当代小说史上都别开生面。”[6]异质的经验，悬疑的叙述，侦探色彩的结构，这些都是小说故事内容和技术手法层面表现出来的清晰特征，而这些特征背后的这些神奇天才人物的生命秘密，才是作家麦家真正想讲述的。换言之，麦家写这些通俗故事，并不纯粹是为了讲故事，而是为了虚构一些神秘的、不为我们所知道的“人”。“人”的命运以及所衍生出来的生命感慨和存在性思考，才是而这些故事的核心。而这，正是今天纯文学创作区别于类型小说写作的关键所在。

当然，相比于《解密》和麦家之后的《风声》，《暗算》的悬疑特征大于侦探特征，一个一个神秘天才的生命故事讲述，叙述结构也相对传统。而《解密》和《风声》，则具有明晰的侦探叙事结构。《解密》就是解密一个神秘天才的生命遭遇，包括他的家族身世、天才能力以及最终归宿。《解密》的结构安排就带着典型的侦探故事特征，“起”“承”“转”“再转”“合”，这一章节结构安排，就是是完成一个真相解密过程。在“起”这篇里，交代了小说要讲述人物的前情家世，但这个交代并不简单，而是提供了两代人的基本情况，一代是天才女子容幼英的耀眼成就，二代是这个天才女子生产去世后留下的一个作恶多端的大头鬼。这一天才、一魔鬼的两代人，足以激起我们对第三代人的兴趣，第三代是魔鬼还是天才？这是一个巨大的悬念，提供这个悬念，就是“起”这篇所完成的叙事目的。第二篇“承”，讲述的是容金珍的出生和成长，也是他的天赋逐渐被发现被珍视的开始阶段。这篇最后生成一个新的悬念，最后一句话是：“这也是他神秘的一部分。”这个“神秘人物”是第三篇开始时带走容金珍的人，他的神秘身份本身是个谜，他带走容金珍去做什么、能完成什么大事是另外一个谜。这些悬念开启新的章节。第三篇“转”，是容金珍的命运转折点，即被国家机密人员带走，天赋有了具体的用途，开启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读完这章，我们会对容金珍的未来充满期盼，但同时也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天才是不是终究要早逝？后面会发生什么？而这篇最后一段，麦家也确实留下这样的悬念：“然而，在一九六九年年底的几天时间里，发生了一件至今也许仍有不少人记得的事情，叙述这件事的前后经过，便有了第四篇的故事。”于是，第四篇所谓“再转”，就是写容金珍遭遇了命运突变，他遇到了麻烦，最后的确也发疯了，这是一个天才的陨落。小说最后是容金珍精神错乱后失踪，找到后被带回701大院，结束话是“从而使本篇的故事可以结束”。而最后一篇“合”，是“对容金珍已有的人生故事做点故事外的补充说明和追踪报道”，通过采访那个借着容金珍笔记本破解了黑密的郑局长，解释了容金珍无法破译黑密的原因，同时也用一种超越类型小说思维的方式，直接呈现出这部小说所表达的生命哲学。这不是一个只为满足我们好奇心和阅读趣味的传奇故事、侦探故事，而是一个感慨生命无常、思考人世宿命的文学作品。容金珍的人生，那么璀璨，又那么悲惨。同时，他的遭遇，既是个人化的，也是国家、时代感特别强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以及与历史时代之间的关系，在一般人身上或许难以觉察，但在这些天赋异禀的人物身上，却能得到最直接的表现。麦家通过容金珍这个人物，包括他的《暗算》等小说中的人物，完成的是一个全新的历史书写，这完全不同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以来的共和国历史书写，与余华、莫言、贾平凹、铁凝、张洁等人书写的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形成了巨大的互补。有了这些层面的文学史价值和思想价值，再以类型小说、通俗小说来定位麦家的作品，也就显得促狭和无知了。

因为麦家，侦探叙事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生命，也助益了中国当代小说历史叙事的拓展，这是麦家的文学贡献，也是侦探结构的叙事魅力。麦家之外，同样是历史故事，同样是借用侦探叙事结构，我们还可以看庞贝近年的长篇小说《无尽藏》，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演绎了侦探叙事对于作家书写历史和表现生命的文学魅力。《无尽藏》与麦家的《暗算》《风声》等小说近似，把序言作为一个故事背景的介绍，但同时它又是虚构的、是构成小说的必要部分，它让小说的历史讲述变得虚虚实实。序言之后，《无尽藏》小说的主体部分，完全进入了一个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内。小说开始，交代小说要讲述故事的历史来源和事件直接起因。“我”，林公子，南唐大将军林仁肇的儿子，突遭家庭变故，亲眼看着父亲被逮捕。“我”从父亲被带走时的眼神，发现了父亲留给自己的一卷夜宴图。为解救父亲，“我”带着夜宴图去寻找大人物帮助，但遭遇冷遇。随后遇见了耿先生，被指点要通过夜宴图去寻找一个宝物，方才有机会解救父亲。这是一个侦探故事的开端，之后即以“我”通过侦破夜宴图和耿先生给的诗签里的秘密，访问途中的各个人物，寻找各种可能的线索来取得宝物。这个过程中，还有多重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所探访的人物基本遭害，“我”的寻宝途中也遭遇各种危险，最后在耿先生的保护下，顺利取得一个宝匣，并送到了国主李煜面前，却未曾想到这个宝匣并非真正的宝物，它反而让李煜陷入一种“天要亡我”的绝望。这个假宝物没有解救“我”的父亲，反而直接葬送了父亲的性命。在耿先生的帮助下，“我”躲进王宫父亲的义女房内，“姐弟”相认后，重新发现了线索，逃出王宫的“我”，很快就找到了真正的宝物，它是始皇时代留下的玉玺，拥有它代表着拥有天下。从事情发端到寻得宝物，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侦探叙事结构，其过程也充满着侦探小说会有的惊险和刺激，这些让小说显得通俗化、类型化，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宿命论的因子，比如一开始是耿先生交代“我”去寻宝物时，顺带的一句是：“我也只是说说罢了……若是命中该有此难，只恐躲也无济，倒也不如去历劫一番。”还有最后“我”寻得真正的宝物后，再见到耿先生时说了寻宝过程，谈及“我”从耿先生给的诗签获得启示后，耿先生感慨说：“荒诞……这却真是有些荒诞了……”“原本是有好些个签筒，出门时我只是随手取了这个，若是取了另一种，也就不是这意思了……”“这是你的命。”这些细节，都指向一种宿命式的人生思索，同时也潜藏着一种偶然性成就必然性的历史哲学。这些超越了趣味性和刺激感的思考，是《无尽藏》区别于多数侦探小说的一个表现。当然，最重要的区别，还是寻得宝物之后的内容。“我”得到真正的宝物之后，如何处理这个玉玺？一般通俗小说在真相揭秘后就宣告故事结束，或者补上一个大团圆性质的、多年之后的结局。但是《无尽藏》没有落入俗套，而是用“我”的选择来展开一种生存哲学层面的思考。“我”没有把玉玺交给宋代皇帝，更没有交给杀害了父亲的李煜，在不断的时间延宕中，“我”慢慢淡化了仇恨，宝物玉玺这个曾经无比重要的“真相”，也成了一种不必要的、被定义为危险物的存在。这里面，有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也有对历史的反思。很多作家从《无尽藏》这个小说中读出了博尔赫斯的味道，如麦家说：“《无尽藏》承继了博尔赫斯和艾柯的伟大传统，在作者所营造的神秘而诡异的古典意境中，空间的迷宫进而演化为时间的迷宫，并由此呈现出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所遗忘已久的宿命主题。这部小说补缺了我对于博尔赫斯未写长篇的遗憾。”还有邱华栋也说：“……我读到了庞贝的《无尽藏》，让我十分兴奋地感觉到，这可能就是我期待的那种博尔赫斯才可以写出而博尔赫斯无力完成的长篇小说。”这些评价，从博尔赫斯的叙事传统角度，证明了《无尽藏》的侦探叙事结构及其超越普通侦探故事的文学意义。

麦家和庞贝，以不同的题材和视角，证明着侦探叙事结构在书写人的命运和历史哲学层面，与传统的文学叙事方式一样，能够取得并不通俗、简单的思考深度。而且，侦探叙事特征还为这些文本增加了阅读魅力。麦家小说成功进入大众视野，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而《无尽藏》也排入2014年度《亚洲周刊》全球十大中文小说等好书榜，获得了很好的阅读反响。侦探叙事，让这些赓续了传统文学精神、带有严肃的生命和历史哲学思考的文学作品，真正走进了大众的阅读视野，摆脱了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圈子写作问题，这对于今天的文学发展而言，也是一种可资借鉴的文学案例。

三、犯罪故事与人性张力

借用侦探叙事结构来开展纯文学意义上的精神探查的当代作家，自然不止麦家和庞贝，还有很多作家也在进行这样的融合。比如迟子建、北村、艾伟、须一瓜、田耳、阿乙、王十月、王威廉、双雪涛、陈崇正、小昌等。只不过，这些作家对侦探叙事的处理更为内在化，没有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以及庞贝《无尽藏》那样在叙事结构和题材层面来得如此清晰。而且，与麦家、庞贝不同的是，他们对侦探叙事的征用，主要是因着他们处理的是犯罪故事题材，要表现的也主要是人性层面的思考。犯罪故事天然地与侦探叙事和人性反思相关，对犯罪故事的热衷，以及对文学要表现人性复杂性的见解，这些都促动着当代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征用侦探叙事。

迟子建的《群山之巅》里，没有明显的侦探叙事结构，但内部藏着很多犯罪故事，比如警察安平对辛欣来的侦查与追捕，以及陈媛与唐眉两室友之间的矛盾与毒害，对它们的叙述，都带有侦探色彩。迟子建在小说中掺入这些犯罪和侦查情节，一是增加了小说情节上的惊悚感，但更是增强了人与人之间人性较量的力度以及人的自我内心搏斗的复杂性。北村的小说处理犯罪故事时，更是目的明确地指向人性内在面的纠结与矛盾，要从犯罪中看到人的悔罪，进而讲述上帝的爱。比如在《我和上帝有个约》里，陈步森和团伙入室抢劫砸死李寂后，讲述犯罪人物的内心世界之外，也有警察和李寂妻子冷薇的侦查叙述。案件侦查和人心侦查，在北村的小说里融合得尤其紧密，我们看到的是犯罪故事，更是犯罪人物逐渐走向信仰上帝的内心演变。艾伟的《爱人有罪》等小说也是用犯罪故事来探查人性深渊。王十月的《人罪》和《收脚印的人》，则更为清晰地征用犯罪事件和侦探叙事。《人罪》中以水果摊贩陈责我误杀城管吴用为开端，引发了审判法官陈责我当年的犯罪事件。王十月不是要侦探式地用一个事件来发现另一个事件，而是将它们勾连起来，促使法官陈责我开始了内心的矛盾斗争，他想赎罪，但又不能透露真相。《收脚印的人》同样如此，王端午“收脚印”式地忏悔和赎罪行动，既是侦探叙事般地揭露当年的犯罪事实，也是对犯罪者人心、人性的考量。

以上作家作品对侦探叙事的使用，或许都是非刻意性的，只是因为处理犯罪题材必需存在的情节结构。而须一瓜、田耳、阿乙等人的一些重要作品，却能够感觉到作家是有意借鉴了侦探叙事，如此让他们书写的犯罪故事变得更富曲折度和魅惑性。须一瓜的《太阳黑子》（后改名电影名《烈日灼心》）和近期出版的《双眼台风》，都是犯罪题材、侦探故事。《太阳黑子》开篇就是写的哥司机遭遇乘客用绳勒脖子和被匕首威胁的场面，不过突然出现的警察解了局，但留下大的悬念：“两车的警员都反应过来了，很显然，他们刚刚错过了一个疑窦丛生的瞬间”，“最后，一名警员说，说不定把他们的身份证号，上网一验，全他妈逃犯！”而随后三个男人和一个小女孩奇怪的出行，包括写饭店女服务员们对到底谁是小女孩父亲的玩笑式疑问，都在营造一个更大的疑惑。在这些疑惑、悬念的引导下，小说慢慢展开了一个包裹着复杂人性搏斗的侦查与反侦查故事。《双眼台风》也是一个破案故事，小说从甘文义招供自己才是十几年前已经结案的一个强奸杀人案凶手开始，这个案件当年的凶手已经被枪决，也就意味着当年的警方曾制造了一个冤假错案。这个突然出现的真凶招供，引发了警戒两股力量的博弈。一是当年主审此案、一手制造了这个冤假错案、现在已高升市局副局长的鲍雪飞，案件涉及她的媒体形象和官运前途，她要强势地压制这个案件的真相；另一个是“疯子”警官傅里安，充满正义感，有着突出的侦查能力，他突破鲍雪飞的重重阻碍，最终取得案件的平反。《双眼台风》是比《太阳黑子》更像侦探小说，《太阳黑子》里面有着三凶手养护小女孩的线索，他们一方面要反侦察，一方面更是在“女儿”的天真可爱面前感受到罪孽深重，这里面的内心搏斗是激烈的，有着很强的人性冲突。而《双眼台风》，几乎就是叙述鲍雪飞和傅里安之间的博弈，写他们如何侦察与反侦察，最后也是案件得到平反、正义得到声张，这是比较典型的通俗小说故事和侦探小说结构。当然，其中也有很多鲍雪飞的心理书写，两股力量的斗争归根结底也是人性的较量。

须一瓜的犯罪小说通往的是对犯罪人物的人性矛盾书写，而田耳的罪案小说则把人性和宿命作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融合。《一个人张灯结彩》里，田耳用老黄破案的故事来侧写哑巴小于一个人张灯结彩的生活，这里面，有老黄破案的侦探叙事，更有小于的情人钢渣，很巧合地抢劫杀害了小于的哥哥、警察于心亮。这个犯罪故事，见出哑巴小于的生活性情，也看到小说众多人物之间的奇妙关系，一种宿命感油然而生。《风蚀地带》更为典型地表现人性和宿命，它用一个侦探小说的结构，将众多人物的情感和生命编织进来。小说有两条线，一是跟随着警察夏谦有意无意的侦探行动，他主要是为了帮朋友寻找失踪多年的儿子，这条线侧重人物心理的表现；二是围绕枪支而开展的、警察方面专业的侦查工作。在这两条线的侦查叙事中，逐渐挖掘和叙述出一个藏有杀人罪恶的爱情故事。这个小说，除开对人物爱情关系的伦理思考，还有着特别深沉的宿命论哲学。小说中的魏成功，总是不自觉地进入他枪杀余天的那个幽暗之地，最后他也是因此被警方轻松捕获。这种被潜意识控制的生命，似乎是一种被内心之罪牵引着的生命历程，内里潜藏着一片神秘的人性深渊。另外，《夏天糖》和《天体悬浮》也是犯罪故事，也潜藏着侦探叙事结构，也是对人性和宿命的表现。《夏天糖》里的犯罪者江标，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货车师傅，年轻时一次次地遇到一个睡马路中间的穿着绿裙子的三岁女孩，他每次都要停车把她抱开。小女孩爱吃夏天糖（薄荷糖），他每次都带薄荷糖给她吃。这份经历对江标影响深远，在他心理留下一种温润的记忆。多年后，江标在舞厅遇到妓女铃兰，他认为她就是当年的睡马路中间的女孩，于是他一次次想把她从舞厅带走，想“拯救”她。最后，江标把铃兰带到之前的那条马路上，让她穿着绿裙子睡在马路中央，他开车过去将她碾死了。江标的犯罪，是一种心理的、人性的作用，他要毁灭的是自己内心中的那份永远也摆脱不了的记忆。这个故事，不是严格的侦探叙事，但比侦探叙事还要魅惑人心。田耳是从人心世界、从犯罪者内心视角来揭示这个罪恶真相的。叙述行为就是对犯罪真相的揭示。在这里，我们看到江标犯罪的心理根源，也看到了一种神秘的人生宿命。《天体悬浮》的侦探元素比《夏天糖》更为清晰。用“我”丁一腾的视角，讲述符启明的生命史，从开始到最终，既是符启明人生经历的浮现，也是符启明犯罪事业的完全披露。其中，也有着对符启明多面的人性思考，以及一种宿命论性质的生命感慨。

田耳之外，还可举例阿乙，也是典型的犯罪故事爱好者。阿乙曾作过警察，他很擅于利用犯罪故事来表现人性思索。《春天》里面没有怎么出现警察的身影，但是开篇的去殡仪馆看尸体，形成一大悬念，随后对于春天死前与“我”和小莉共同生活的回忆叙述，就是对春天为何死亡的真相揭示。《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叙述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以罪犯的口吻把一桩犯罪事件细细道来，这种不需侦探的侦探结构，别有一番趣味，可以视作一种拆解侦探叙事的先锋实验，由此看到了作家不满足于只是讲一个犯罪故事的叙事思想，他的犯罪动机和犯罪过程，都充满着人性批判和时代性问题反思。另外，2018年新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也是浓烈的悬疑气息，开篇就交代地方狠角宏阳的死，形成一个巨大的谜，随后是叙述他的葬礼。树倒猢狲散，宏阳的死，把整个乡村世界的人心现实表现出来，同时也交代了宏阳那交织着暴力和欲望的一生。侦破宏阳这么一个个体的生命史，就是揭示整个乡村世界的运作秘密，阿乙写出了一个乡村重要人物的时代性落幕。

犯罪故事总是牵连着人性，当代作家对犯罪故事的书写，其表现方式当然不止于前述作家。在这个耸人听闻的犯罪事件作为新闻变得满天飞的新媒体时代，作家的创作要想不触及一些犯罪事件都显得很难。它们会不经意间就闯入作家的笔下，编织进作家的故事世界。我们谈及的须一瓜、田耳、阿乙等，只是其中较为明显的几个，其他中青年作家的创作，涉及罪案故事和侦探叙事的，还有很多。比如八零后作家中的双雪涛、王威廉、陈崇正、小昌等。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里边最核心的故事，是一场多年前遗留下来的劫杀出粗车司机案，小说主角通过侦查这个案件，寻找到了小时候的伙伴。侦探叙事是这个小说的骨架，灵魂却是庄树和李斐之间的情感，以及包裹在其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和人性。王威廉长篇小说《获救者》，三个年轻人闯入一个由残疾人、拾荒者组建的地下王国，通过他们的眼睛，以及他们在地下王国的遭遇，侦破了这个幽暗王国的统治秘密，包括这个王国国王的真实面目。侦探和惊险，悬念与真相，这些都是这部哲理小说携带了侦探叙事特征的明显证据。陈崇正的一系列“分身术”小说，充斥着悬疑和恐怖色彩，内在于小说中的罪恶事件，也离不开侦探般的叙述者，探寻着当代乡村世界隐没在传统巫术与现代技术之后的人性变异。

最后，我们回到开篇时的科幻小说话题。博尔赫斯在《侦探小说》这篇口述文章里，对当时的侦探小说走向有一个判断：“这类文学可能现已变得等而下之，而且事实上正在走下坡路，时下侦探小说已被科学幻想小说超越或取代。”[7]如今，我们的文学发展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现象。但是，侦探叙事因为和悬疑、推理小说之间的紧密关系，它的影响力其实一直持续至今。我们看各种畅销书排行榜，阿加莎·克里斯蒂、东野圭吾、丹·布朗、埃勒里·奎因等人的小说一直位居前列，备受读者喜爱。同时，侦探、悬疑、推理影视剧也一直是最吸引大众观看的类型。而且，人对悬念、对犯罪、对推理思维的兴趣，本身也是一种天生的趣味。如此，若要说侦探小说在走下坡路，也只是爱伦·坡这些伟大的侦探小说家离开之后，侦探叙事走下了高高在上的神秘神坛，真正进入了其他的创作领域。包括我们前面所列述的中国当代传统文学意义上的写作，都是获益于侦探叙事。同时，对于新崛起的科幻小说，我们又能说它摆脱了侦探叙事吗？无论是从刘慈欣的《三体》，还是到思想气息突出的李宏伟《国王与抒情诗》，内在的关于未来的想象，都掺杂着悬疑，都融合着探秘式的侦探叙事结构。《三体》里，侦破叶文洁的“阴谋”，需要科学的推理，也需要警界的破案手段。《国王与抒情诗》，开篇就是“20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宇文往户意外去世”，开始了一系列的悬念，黎普雷追踪宇文往户的死因，然后侦查出这个庞大帝国的运作秘密。可以说，正是借着侦探叙事结构，作家对未来的科幻想象，以及关于文学、政治与科技命运的忧虑，才得到很好的表现。

总而言之，侦探叙事已进入今天各种各样的叙事作品里。或许，只要有故事，就会有悬念。而有悬念的地方，又如何能完全撇开侦探叙事？当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先锋文学到今天的科幻小说，多多少少、或显或隐，都有着侦探叙事的影子。而且，这影子不是阴影，而是一片刺激的光影，间歇性地为愈来愈严肃化、圈子化的传统叙事添上生动的影线。

 

注释

[1] 张学军：《博尔赫斯与中国当代先锋写作》，《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2]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序言），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3] 陈晓明：《“重复虚构”的秘密 ——马原的<虚构>与博尔赫斯的小说谱系》，《文艺研究》2010年第10期。

[4] 武新军：《<暗算>：茅盾文学奖的突破还是悲哀》，《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5] 韩松刚：《麦家小说的“奇”与“正”——以<暗算>为例》，《当代文坛》2019年第2期。

[6] 王鸣剑：《隐秘世界的无常人生——<暗算>的独特性》，《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7]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黄志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