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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是海明威的“第二故乡”，他在岛屿生活、写作二十余年，最畅销的作品、最刺激的冒险与最潇洒的岁月皆出于此。海明威见证了旧日哈瓦那的闲适与奢靡，也亲历了古巴革命前后的社会激荡，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仅有一面之缘，两者惺惺相惜的故事却为后世津津乐道。

从“骗子工厂”到《老人与海》

在漂泊不定的人生旅途里，古巴是海明威心仪的歇脚之地。至少在革命前，哈瓦那是富人的天堂，钓鱼、射击、斗鸡以及灯红酒绿的街区令人倍感慰藉，城市中心欧式装潢的“两个世界”旅馆是《丧钟为谁而鸣》的诞生处，郊野的瞭望庄园在1940年成为海明威的私宅，用来招待全球各地的亲朋好友。

二战全面爆发后，骨子里对冒险的渴求让海明威跃跃欲试，即便身居远离硝烟的古巴，他仍抑制不住大胆的念头。当时，美国确实担忧后院失火，尽管拉丁美洲各国不曾公开倒向轴心国，但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古巴都不乏亲纳粹分子，他们随时可能变成希特勒的“第五纵队”，使反法西斯阵营遭遇肘腋之患。在西班牙内战里阅历丰富又写下《第五纵队》的海明威不会对此熟视无睹，他洞悉局势微妙，向祖国建言，筹谋成立一支反间谍情报组织，亲自出马参与秘密行动，扑灭潜在的阴谋。驻古巴大使布雷登扮演了伯乐的角色，这位擅长游泳和拳击的外交官与海明威气质相近，对他大加赞赏。

获得首肯后，海明威暗地里一展拳脚，他平日结交三教九流的本事起了作用。在被戏称为“骗子工厂”的情报网里，牧师、侍者、渔夫、娼妓、老鸨和酒鬼构成了中坚力量。“骗子工厂”显然是一个松散业余的组织，成员之间既没有严肃规章，也没有定期接头，他们互传口信交换情报，再由海明威连夜整理成书面报告。只是，一群混迹于底层酒馆的“特工”漫无目的地四处打探，如何侦听到有价值的线索呢？事实证明，纵然有大使赏识，业余情报员也无法斩获突破性成果，“骗子工厂”最大规模的行动无非是在瞭望庄园饮酒聚会，狂饮到多数人烂醉如泥。尤其是联邦调查局奉罗斯福总统之命介入古巴事务后，海明威的部下相形见绌。埃德加·胡佛浏览过“骗子工厂”递交的情报和海明威的个人档案，推论道，他的判断力不太好，或许是受了酗酒的影响。海明威在一些场合针锋相对，讥讽胡佛的特工是“佛朗哥的混账爱尔兰人”（Franco's Bastard Irish，缩写亦是FBI）。

无论作家的文字游戏有多高明，他都渐渐失去了信任。立功心切的海明威又生一计，将目光瞄准了在大西洋游弋的德国潜艇。他的计划是，将平日出海钓鱼的汽艇“皮拉尔”号临时改造成战船，在古巴北部海域巡逻，一旦发现敌方潜艇的踪迹，一边向海军发送定位，一边不动声色地尾随，寻觅机会向其开火。在作家的想象里，一旦潜艇放松警惕，“皮拉尔”号的船员们就会用机枪向甲板扫射，再派一个膂力过人的运动健将瞧准时机扔一枚小型炸弹，就有机会拿下敌人。哭笑不得的美军情报专家反问，如果潜艇没有靠近，远程向你开火呢？海明威居然答道，果真如此，只能认命。不知是慑于他的威望或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军方还是提供了一台无线电、一条橡皮艇、数挺机关枪与一些手榴弹，还给了他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的假身份作为掩护。不出所料，海明威与伙伴们终日畅饮钓鱼，除了几次报告出疑似潜艇位置，没有立下战功，更不曾将那个大胆的“自杀式”进攻计划付诸实践，以至于有人怀疑，他根本是借着天马行空的方案骗吃骗喝。

两次失败冒险后，海明威在古巴交上了好运。在与一位老渔民的偶然闲谈里，他初步勾勒了《老人与海》的故事框架——在风暴来临前，老人逮住了一条大马林鱼，却被猎物用钓丝拖着穿过海面，鲨鱼袭来，老人用船桨击退了一条，又用短鱼钩杀死了几条，但无法阻止他的马林鱼被撕咬得只剩下一副骨架。故事有迹可循，只不过，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真名是曼努埃尔。“海就是海，老人就是老人，小孩就是小孩，马林鱼就是马林鱼，鲨鱼就是鲨鱼……”《老人与海》为海明威捧回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作家一直抵制过度解读，否认一切强加其上的寓意，期望它永葆纯粹。事与愿违，身为老人原型的曼努埃尔，对海明威颇有怨言，归根结底就是金钱，两人为此甚至对簿公堂。当然，海明威对古巴的深情毋庸置疑，他将《老人与海》原稿捐给了那里的杂志社，又将诺贝尔奖章献给了古巴圣母神殿，把汲取自岛国的灵感还给了岛国。

革命危局里，海明威的乐观与悸动

在《卡斯特罗与古巴》一书中，历史学家休·托马斯用“抒情的幻想”来概括公众在革命之初的反响，他开篇就以海明威为例，道出了人们对“和平政府”的期待。不过，在现实里，作家经历了一段表面平静乐观、内心悸动不安的日子，革命危局与创作瓶颈的交织令他进退维谷。

革命爆发前，海明威对统治古巴的巴蒂斯塔已无好感。事出有因，1957年政府加紧搜捕反对派，一支浑身酒气荷枪实弹的乡警冒然造访瞭望庄园，他们前脚刚走，海明威就发现爱犬被枪托击头惨死，把事情捅给了《纽约时报》，引起一阵风波。等到卡斯特罗起兵，古巴形势岌岌可危，海明威对战争并不陌生，但他对生灵涂炭的乱局颇有微词，在致儿子帕特里克的信中，他直言古巴情况糟糕，是一个“没有任何人正确的国家”，“两边都凶残无比”。

半是躲避动荡半是调整心态，海明威暂时飞回美国爱达荷州度假，但视线没有完全移开。在书信里，他提及，十几个青年被便衣警察杀害，抛尸水沟。而当初冒犯他的乡警，则被村民吊死后肢解，暴力随处可见。巴蒂斯塔流亡后，卡斯特罗入主哈瓦那，好消息传来——瞭望庄园未遭兵燹，只在一起军火库意外爆炸事故里被震碎了几扇窗户。经常造访的埃雷拉医生告诉作家，他与卡斯特罗当过同学，又结识哈瓦那卫戍司令部的官员，可保周遭安全。

吃了几粒定心丸后，海明威渐有回归之意。说到底，作家心头的理想主义之火难灭，他希冀卡斯特罗为古巴带来新气象，一如当年对西班牙共和派的期许。写给拉纳姆将军的信里，他相信，古巴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海明威表示为古巴革命“开心”，令妻子玛丽大为光火，在力劝之下，海明威致电记者，要求将表述改为“对古巴革命怀有希望”。抵达哈瓦那之际，人们手持彩旗夹道相迎，记者蜂拥而至，盼着从他嘴里套出一些惊世之论。令所有人措手不及的是，众人簇拥的海明威，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停下脚步，亲吻身边的古巴国旗。摄影记者错愕万分，竟然忘记将镜头聚焦，没能拍下爆炸性一幕。大家纷纷请求他重复一遍，作家笑道：“我只是一个古巴公民，不是演员。”至迟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海明威就不时自诩古巴公民，但他可不是公民之中的普通一员，名望让他拥有“特权”。譬如，为防外侨迅速流失，卡斯特罗对出国航班严格加以限制，但海明威就能凭借名人身份，搞来特许通行证，护送朋友在机场畅行无阻。

不久，古巴陷入美苏两强的夹缝，在微妙的国际形势里小心翼翼地前行，此时瞭望庄园迎来了两位贵客。美国驻古巴大使菲利普·邦斯尔是旧日常客，海明威与他意气相投。卡斯特罗与美国撕破面皮后，邦斯尔处境艰难，他向海明威建议，撤离哈瓦那，免得授人以柄，被舆论斥为“卖国贼”也未可知。可作家有自己的主意，坚称不愿改变生活环境，也不会卷入政治风云。被召回的时刻来临，大使与作家道别，仍不忘提醒他早作抉择，让祖国看清他的立场。美国人退场，苏联人来访。日后在古巴问题里起到关键作用的米高扬，是海明威的忠实读者。趁着外事会晤，他如愿以偿见到了敬仰的作家。不过，当他带着满载六辆车的部下登门之时，瞭望庄园的女主人玛丽大吃一惊。她从未预料到，苏联代表团阵容如此庞大，只能躲进厨房，马不停蹄地烤甜面包圈、炖咸鳕鱼，以应付窘境。米高扬郑重其事地向主人赠送了一套俄文版《海明威作品全集》，尴尬的是，苏联无视世界版权法，未曾向作家支付过版税，当然，海明威也不会当场发作。记录美苏客人轶事的人是瓦莱丽，她是海明威晚年的秘书（两人有过暧昧关系），后来又嫁给了作家的儿子格里高利，因而知晓许多内情。在她的回忆里，古巴前途未卜似乎没有影响海明威钓鱼斗鸡的兴致，其实暗地里作家落入了生涯危机，难掩悸动。

同为美国知名作家，海明威对福克纳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作品不屑一顾，讥讽后者的《童话》堪比“从中国重庆运往宜昌的大粪”。孰料，江郎才尽的隐忧悄然降临。1949年的《渡河入林》让海明威饱受批评，冗杂拖沓的情节与矫揉造作的对话一反往常风格。《老人与海》虽为他挽回声望，却也成了最后的巅峰。古巴革命前后，他正为《生活》杂志撰写西班牙斗牛故事《危险的夏天》，原本一万字的约稿，被七零八碎的细节填充到了十万字以上，与精简干练的海明威风格大相径庭。此外，作家没能做一个合格的看客，戴着有色眼镜观察激烈的斗牛士对决，令编辑部颇有怨言。无论是文学界还是作家本人，都不太情愿地意识到，海明威可能再难写出一部经典之作了。甚至，肯尼迪当选总统后，海明威连一封文采斐然的贺信都写不出，一口气改了二十多遍。灵感全无使得作家深陷绝望，原本困扰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和眼疾加深了折磨。如影随形的，还有疑心病，他怀疑联邦调查局从“骗子工厂”时代就跟踪自己，搅得他在最爱的户外打猎中也心神不宁。重压之下，自杀悲剧上演，疾病、疑心、才思不济，抑或对古美交恶的烦躁，谁是压垮海明威的的最后一根稻草，后世恐怕不得而知。

遥望卡斯特罗：一面之缘的情谊？

对于战后一代而言，海明威与卡斯特罗的气质不乏共通之处——硬汉做派、魅力四射、左翼明星，一个是享誉世界的“古巴公民”，一个是震惊全球的古巴领袖。只是，在革命岁月，两人大多数时间隔空相望，仅有一面之缘。

1947年卡斯特罗远征多米尼加，矛头直指独裁者特鲁希略。这是他的第一次投身暴力革命，只收获了落荒而逃的结局。作为社会名流，海明威对此加以声援，据说还提供过资金支持，但他是否记住了青年领袖卡斯特罗的名字，可能要打一个问号。但毫无疑问，海明威是最早一批了解卡斯特罗的美国人，他的挚友、战地记者赫伯特·马修斯正是与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里畅谈反帝理想的新闻先行者，亦是瞭望庄园的常客。

在革命战火的另一侧，海明威的名字对卡斯特罗却是如雷贯耳。同为作家的马尔克斯，曾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写道：“几年前，我有缘坐上了卡斯特罗的车，他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文学读者，我在座位上看到一本红皮小书。卡斯特罗告诉我：‘这是我景仰的大师海明威。’”在访谈传记《我的一生》里，卡斯特罗对著名记者伊格纳西奥·莫内提起，“他有的小说我读过不止一次，在《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等许多小说中，他总是让主要角色与自己对话。这是我最喜欢海明威的地方，我喜欢他那些角色自己与自己说话时的独语。《老人与海》这部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品也如此。 ”卡斯特罗还说道，“在革命后的第一年，我曾与他有过两次交谈，非常短暂。如果海明威能在这里多住几年，我会希望有时间与他谈得更多，与他再亲近一点。 ”

如果说访谈内容有流于表面之嫌，那么他在瞭望庄园的那一番即兴演讲更有说服力。2002年左右，古巴政府修缮海明威故居，昔日写满故事的庄园又一次迎来贵客，年事已高的卡斯特罗亲临现场，发表了一通长达半小时的演讲。此前，他的公共演讲里满是反美的革命字眼，绝少提及美国文学。古巴领导人深情说起，《丧钟为谁而鸣》是“一本叫人醒悟的书”，启发了游击战争的思路。在法律道路行不通的情形下，没有武器、没有枪支的游击队，如何推翻坐拥七八万装备精良军队的政府呢？卡斯特罗脑海里的马埃斯特腊山斗争，与小说主人公罗伯特·乔丹面临的险境异曲同工。占据要冲、截断要道的战术，在卡斯特罗与格瓦拉的战斗里屡见不鲜。在同胞卡斯蒂涅拉的采访里，卡斯特罗还肯定了一个被后代钩沉的细节——早在1953年，面对巴蒂斯塔的武器封锁，游击队员从乡间的猎人俱乐部秘密借来猎枪，以维持日常射击训练。其中，一把属于海明威的12毫米口径双筒猎枪，被称作“母马”，就被分配给卡斯特罗进行训练，两人在冥冥之中有了第一次间接联系。

革命尘埃落定，海明威逐渐从对动乱双方的不满转为对卡斯特罗青睐有加。菲德尔与劳尔兄弟枪决了许多敌人，进行了革命色彩浓重的公审，海明威为此辩护，坚信卡斯特罗领导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而不仅仅是卫兵换岗，审判是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他与卡斯特罗的观点不谋而合：如果政府不枪毙那些罪犯，他们一样会被复仇者杀死。海明威还曾在电话里对业务代理人霍契勒袒露心声：“我只祈求上帝，美国别减少食糖订货，那就真的会伤害了他们，会让古巴成为送给俄国人的礼物。”作家一针见血，指出症结所在。然而，美国政府的门户之见，终于将骑墙的卡斯特罗推入苏联怀抱。即便如此，海明威依然在革命后重返瞭望庄园，据埃雷拉医生的儿子回忆，海明威每天听三次广播，阅读他能找到的每一份报纸，倾听卡斯特罗那看似没完没了的讲话。值得一说的是，此段记述略为可疑，大部分传记都不曾采用，与作家关系更密切的瓦莱丽也从未提及。

卡斯特罗忙于在国际斡旋，海明威率先伸出橄榄枝，他通过埃雷拉医生发出邀请，脱身乏术的后者派记者坎德拉赴约，瞭望庄园热情接待了革命领袖的代表。1960年春夏之交，在以海明威命名的钓鱼大赛上，卡斯特罗意外现身，他并不以垂钓高手闻名，却幸运地荣登榜首。人们日后对此津津乐道，不停质疑卡斯特罗获胜的正当性，海明威的秘书瓦莱丽在回忆录里加以澄清，菲德尔自始至终亲力亲为，没有以特权压倒规则，凭借钓鱼的总重量登顶。可惜，故事的大背景是，热衷垂钓的富人彼时大规模逃亡到了迈阿密，参赛者多数是只有业余水平的渔民。此类插曲无碍两人的惺惺相惜，海明威亲自颁奖，一座银质奖杯装点了他们同框的珍贵瞬间。事后，海明威在照片上题字：“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为了友谊”，卡斯特罗则将合影挂在办公室墙壁上，与父亲的照片同在一排，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自杀三十年后，海明威在古巴并未被遗忘，反而愈加深入人心。彼时苏联解体，卡斯特罗失去最重要国际伙伴，急于打出旅游品牌，海明威无疑是最具号召力的人选。作家住过的庄园、坐过的咖啡馆、写过的海滩，都被打造成观光胜地。他与卡斯特罗一面之缘的定格瞬间，也挂遍酒肆街角，成为一段“深厚友谊”的见证。

 

参考资料

卡洛斯·贝克著，林基海译：《迷惘者的一生：海明威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尼古拉斯·雷诺兹著，马睿译：《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1935-196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希拉里·海明威、卡伦娜·布伦南著，王增澄、唐孝先译：《海明威在古巴》，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A.E.霍契勒著，蒋虹丁译：《爸爸海明威》，译林出版社，1999年

瓦莱丽·海明威著，王婧、叶明燕译：《我与海明威家的男人们》，新星出版社，2010年

海明威著，杨旭光、袁文星译：《海明威书信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