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个更为悠久的农业大国，城市及城市文学在近代以来的尴尬处境不言而喻。文学与城市的疏离令人遗憾，而对于更多的当代学者而言，“中国没有真正的城市文学”似乎已成公论。伴随上世纪90年代城市文学如火如荼的展开，被压抑的30年代城市文学传统开始重新复活，并产生重要影响。

以上海书写为代表的“怀旧派”

现在看来，90年代的城市文学重新勾连起人们对城市物质文明的好奇。在90年代，对旧上海的“文化怀旧”，成为市场形态的文化表征。一时间，文学中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是洋味十足的咖啡馆、酒店，租界年代的西式公寓楼、洋房和街巷，历史与现实交叠一处难分彼此。潜藏在90年代文学娓娓动人的叙述背后的并不是中性化的、无动于衷的目光，既是对历史短暂繁华岁月的倾心思慕，也是对往昔遗迹的深情寻访，对进行中的都市复兴的讴歌赞美，当然，同时也是对陷于衰败没落的现代都市的惆怅与伤感。

自金宇澄的《繁花》以来，上海怀旧再次成为城市书写的热门。然而正如《繁花》所呈现的，在怀旧的情绪中深情描摹旧年的风景和器物，进而将风俗史和日常生活史意义呈现出来，这固然令人惊喜，但遗憾的是，并没让人看到历史的整体，或者至多只有一个轮廓，布满闪亮的碎片。同样是有关上海的故事，王承志的《同和里》以怀旧的情绪与笔调，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上海弄堂故事，从而钩沉起“上海日常生活的肌理”。在此，文革时代的石库门，无疑在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之外，为作为城市空间的上海弄堂的文学呈现，增添了独特别致的一笔。吴亮的《朝霞》在内容上承续了《我的罗陀斯》中对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的回忆，但又不局限于上海、不局限于70年代。小说中，那些眼花缭乱的杂糅，镶嵌的片断，如此零碎，构成一幅特定年代的面貌模糊的历史拼图。王安忆的长篇新作《考工记》，像极了她那部脍炙人口的《长恨歌》，故被评论家们称作“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纵观王安忆的小说，她总爱以上海为舞台描摹这一类人，用她的话说，“跨越新旧两朝的人，就像化蛹的蛾子，经历着嬗变。新时代总是有生机，旧的呢，却在坍塌，腐朽，迅速变成废墟。”就像《长恨歌》里的“上海小姐”王琦瑶，而在《考工记》中，则是“西厢四小开”之一的陈书玉。在她看来，这类跨越新旧两朝的人，最能呈现历史缝隙里的风流图卷。

以北京书写为代表的“现实派”

关于北京的城市书写，大概属于想象城市的另外一条脉络。焦冲的小说一向以北京城市空间为背景，《微生活》聚焦的网络“段子手”们的生活及其媒介真相，涉及行业内幕与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思考，而《旋转门》则重回作者《北漂十年》等作品的路数，以都市白领并不如愿的人生来串联五光十色的北京生活。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同样是一部以北京为背景的具有深广社会内涵的小说。小说犹如一部计算精确的仪器，将诸如城乡差距等社会议题有效拼接，几组丰富的意象构成了这个城市万花筒般的复杂表情。笛安在《景恒街》中用北京的两个地名为她小说里的人物命名，一个是“景恒街”，另一个是“灵境胡同”，仿佛要将男女主人公的肉身嵌入北京城的符号系统之中。

以精神困境书写为对象的“安放派”

关注城市人的孤独、颓废和绝望，或者某种精神疾病，以及个人主义的唯我独尊的状态，成为新的城市文学的流行。李陀的长篇新作《无名指》便直指当下城市的精神状态。小说以主人公杨博奇心理医生的职业设置，汇聚了荒诞城市里形形色色的“病人”，由此见证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经济在不断发展，而人的内心却无处安放。小说并没有提供确切的答案，却把困惑和问题留在了写作之中。同样，鲁敏的长篇小说《奔月》亦可视为一部真正的城市小说。作者描述的其实是当今时代的精神荒谬：厌倦人情交际而渴望隐匿的妻子；怀念妻子却最终接受了别的女人的丈夫；甚或不断更换床伴却始终内心孤独的情人，所有的人都在遭遇着精神困境。小说贴切地表达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它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内心的焦虑与不甘，以及为了摆脱生活的倦怠所做的冒险。这或许就是城市作为中产阶级文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