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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2019年第3期|马金莲:我的村庄,我的扇子湾

来源:《花城》2019年第3期 | 马金莲  2019年06月28日09:15

在西吉县什字乡的北台村,一共有九个村民小组,我的家在第九组,我们的村庄名叫扇子湾。我曾经品咂过这个名字,也问过大人,为什么我们的村庄它不叫个别的呢,比如说马家湾、柯家沟,或者是王家梁、马家嘴头。然而,偏偏她就叫做了扇子湾,听听,一个挺有诗意的名称。

父亲说这是有因由的,你看看,往山下看,东边那里是不是像一把扇子的柄,扇子打开着,自东往西走,山势在变化,开阔了,看看是不是像扇子打开的扇面。

这时候我们一家人在北山头上拔胡麻,这一年天气旱,胡麻苗从土里钻出来后基本上就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水,所以胡麻和别的庄稼一个样,植株低矮,果实羸弱,麦子没办法用镰刀割,我们用手拔了。胡麻自然也用手拔。拔胡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二十天前所拔的麦子其实要好拔得多,胡麻枝干很坚硬,一根根从手心里捋过,地面干硬,拔一会儿就手心里火辣辣地疼,疼着疼着就起了水泡血泡,泡破了,疼得钻心。这样的胡麻,一亩能不能打半袋子都还是个疑问。父亲说把这收了个啥,一年苦白下了!依父亲的意思我们不收了,直接拉来牲口犁地就是了。母亲坚持要拔,其实庄里的人都在拔,没有谁家因为庄稼长得薄而放弃了收割,大家无不趴在各个山头山洼上,认真而失望地进行着收割。

我们对庄稼是珍惜的,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一遍遍教导一个道理:五谷杂粮养活了我们,万万不敢糟践五谷!所以对于五谷,刚刚懂事的娃娃也都知道尊敬,谁家娃娃将馍馍渣儿掉地上了,就得捡起来,吹了土喂进嘴里。那些实在太小没法捡起来的,还是不会浪费,家里养着鸡呢,鸡只要看着某个娃娃手里拿个馍馍疙瘩吃,早早就赶过来,在一边等着呢,落进土里的哪怕比尘埃还小的馍馍颗粒它们也会用灵巧的嘴巴捡起来吃掉。谁家娃娃要是胆敢用脚板将落地的馍馍或者饭粒踩踏,那么人人见了都会大怒,骂其不知好歹,糟践五谷,那就是吃屎的货色。干旱的土地清贫的生活,早早教会每一个人学会了珍惜。

那是九十年代的某一年,我七八岁吧,就在那个拔胡麻的午后,我们坐在高高的北山上,俯视着村庄的全景,按照父亲说的仔细去看,还真发现村庄的模样像一把扇子。山脚下那道深深的沟,沟分出的岔沟,多么像扇骨啊。依山势居住在北山南山脚跟的四十来户人家,房屋窑洞挨挨挤挤地排列着,杨柳杏树榆树绕着房屋生长,屋前屋后是一块块苜蓿玉米菜园子,再往远处就是庄稼地,组成了一幅笼罩在淡淡的黄土尘烟下的山居图。

从此我觉得扇子湾这个名字好,贴切,在周围众多土里土气的村庄中,它的名称给人不一样的感觉。

清真寺在村庄最中间,东西南北的路在这里会合了,一个四方的小土台子上修建了清真寺。刚刚建寺的情景我能隐约记起一点儿来,木匠爷爷被推举成带头的匠人,一庄子男女老少聚在那一片地上忙碌,母亲也去帮忙,我似乎是想跟在母亲身后做跟屁虫,碎姑姑不让,哄我回家去,我穿着开裆裤坐在潮湿的土地上不愿意起来,碎姑姑吓唬说快起来,湿地上不敢坐,屁眼里要生虫子的。她当时唤着我的小名儿麦燕,一遍遍拉我起来。村庄里一个年轻女人也来干活,恰好经过我们身边,就站下看了会儿。她走后碎姑姑才恍然记起来,这个女人小名字也是叫做麦燕的。碎姑姑越想越难为情,脸都红了,嚷嚷说人家肯定骂死了,说我是有意的,嗨呀我咋就这么心昏哩!

等到我能真正记清事情时,清真寺里的开学阿訇是一位姓袁的中年人,他中等个子,一张很和善的面,眼睛细细的,看人时喜欢微微地眯起来。寒假的时候我混在一帮男娃娃中去寺里念经,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由阿訇写上经文,念会了,再写下一页。寺里的教学方式很随意,不像学校是统一进行的,寺里要零散得多,念多念少,全屏娃娃个人的态度和天性是否聪灵。我一带头,又来了几个女娃娃。那时的冬天似乎分外冷,阿訇房里生着一个小火炉子,一大早我们都挤在阿訇的小房子里,阿訇似乎不嫌人多,一个个挨个儿清经,就是将昨天阿訇写出的一页经给阿訇念一遍,要熟练,不能磕磕巴巴。女娃娃念会就行了,男娃娃还要学着写。不用功的娃娃就得伸出手,阿訇用一个大木板子在手心里打上几下。我好像挨过一次板子,却不怎么疼,孩子们也都不疼的,因为我看到大家挨打后脸上都笑嘻嘻的。等太阳出来,照在大殿的台子上,我们就一窝蜂跑出去,在台子上走来走去念经,或者打打闹闹。阿訇就跪在小炕上的一个木桌子前念经,很大很厚的《古兰经》打开着,阿訇会戴上一副框子很大的眼睛,他念经的样子真的很吸引人,我常常躲在窗外偷偷看,看出了神,真是佩服他啊,那一页页满满的都是黑压压的阿文,他徐徐缓缓地念着,很少有磕巴,有时候似乎是遇上困难了,皱着眉头静静地想着。许久,可能累了,头歪在墙上靠住,休息一会儿,跪端正了,接着念。下午,天气暖和的话,阿訇会出来和我们一起玩一会儿。我们围成一个大圈子,玩丢沙包,似乎玩得最多的就这一个游戏,玩几个回合,他教我们唱歌,唱的是经歌儿,大意是劝诫人们作为一个穆斯林要及时做礼拜封斋散天课等功课,还要行善。我们那时候是不懂大意的,倒是那调子极为柔和舒缓,像山上人们吼的花儿,又有些不同,没有那么粗放,轻柔舒缓,带着淡淡的伤感。我们用嫩嫩的童音齐声念唱,阿訇微微笑着听。等到开春了,小学校开学了,地里的农活也开始了,一部分孩子上学去,一部分帮家里干活了,寺里念经的没有几个了。秋天的时候,我们背着书包经过寺门口,发现寺院里的小花园里开着一些花,乘着阿訇在大殿里礼拜的功夫,我们溜进去摘花儿,有灯盏花儿,七叶花儿,八瓣梅,都是些易于种活的常见花儿,我们每人摘一些,呼啦啦跑出寺门,不知道阿訇出来见了会作何感想。

念到四年级的时候,寒假我不再去寺里念经,因为我是个大女子了,似乎不适合混在一些小娃娃堆里念经。袁阿訇为此深感遗憾,对前去礼拜的人感叹说那要不是个女子,是个儿子娃,继续念经,等念到《古兰经》的时候,肯定会一口气喝下去,我保证能念成个阿訇。

有女人把这话学说给我母亲,母亲回来在家里说,我听着,心里忽然很遗憾,我要是生为一个男儿身,说不定就真的一直念经了,日后做一个袁阿訇样那样的阿訇也说不定呢。

袁阿訇什么时候走了,我竟没印象,想来正是我离开村庄,在山庄回小念四五年级的时候吧。寺里是不能没有阿訇的,一般是一位阿訇开几年学,散了,走了,我们再搬一个。旧的走,新的来,不断地变换着。后来来过一个叫黑蛋的,一个姓任的,假期轮到我家管饭,我端着饭菜去寺里送,不进阿訇的门,站在门外,等着阿訇或者满拉将饭菜端进去,将碗和盘子递出来,我望着窗口那个模糊的身影心里有些难过,袁阿訇不知道现在在哪个山村的寺里开学呢。

清真寺的门向着东边开,出了门,前面一条路直直通往东边村口,一条岔路则通往了南山。就在这南山路上,离寺百十来步处有几棵老柳树。三棵,后来两棵死了,被挖掉了,剩下一棵顽强地活着。奶奶说自己嫁来的时候这树就长在那里,算来有一大把年龄了。树身得两个人合抱才能抱住,柳树皮粗糙狰狞,边长边破裂开来,里面流出黏糊糊的汁液,不知道是水还是树的眼泪。有人说树上窝着喜鹊,有人说树下的洞里有蛇,总之我们看着树有些怕,不敢去它下面歇阴凉。有两年,树似乎是要死了,枝叶干巴巴的,过了几年却又活过来了,枝叶铺展开来,像一柄伞,撑出一个圆形的绿荫。在村庄所有的杨柳树木中它是年纪最大的长者,早早晚晚它一直站着,用灼灼的目光看着我们的村庄。

村庄最东头一连四家,是弟兄四个,他们的老父亲我是有印象的,很老的一个老汉,眼睛有些怕人,一个眼皮破裂出一个豁口,而且他的眼皮特别红,里面的肉微微翻出来,充满了鲜红的血丝。姐姐说那是小时候放羊被狼逮住,一口扯豁了眼皮,我们看见他就害怕,老远躲着。老汉常年放羊,给四个儿子都放,四个儿子的羊和在一起就是很大的一个群落。老汉有个毛病,见了狗就打,轮着鞭子狠狠打,很绝情,据说是幼年时候出门讨饭被恶狗伤过,所以一直恨狗。大伙就给他起了个诨名叫超打狗,在这里超就是傻的意思。超打狗自己落了个难听的外号不要紧,他的儿子们跟着遭了秧,被大伙喊成狗儿子,孙子便是狗孙子,我们说起那几家人时就直接说狗家的某某,不用解释大伙就知道指的谁。其实大伙并没有多少恶意在里面,就是喜欢给人起外号,比如有的人被喊作蛤蟆,他的儿子就成了蛤蟆儿子,还有人叫瘦猴儿,挤眼子,斜眼子,大舌头,狼嘴,矬子,瓦罐子……也有给女人起外号的,比如大白脸,一阵风,闲话筒,碎妖精,等等。如果仔细地去考究,就会发现这些外号实在是很妙,很形象,生动简洁地概括出了一个人最大的特征,外貌上的,或者性格上的。实在说不上人们为何要这样,有时候叫着叫着,一个人的本来姓名倒是生疏了,外号就成了大家公认的名字。

住在庄子中间的马福有老汉是位德高望重的人,他早年担任村里的生产小队长,包产到户后,又当了寺里的乡老,后来乡老被年轻一辈接任,他在种地拉扯孙子之余,还给村庄里的人接骨还卯。大人干重活,扛一口袋粮食,抱一蛇皮袋洋芋,拉一车子粪土下山,或者其它的农活儿,免不了会拧了腰错了卯,脱了臼折了骨,一来离医院太远,二来花不起钱,就去叫马福有给摸摸,揣揣,捏捏,扽扽,只要不是粉碎性骨折,一般情况下经他手捏弄捏弄,还真会好转。娃娃们骨头嫩,玩耍时最易脱臼,疼得哇哇哭,女人们抱去叫马福有给捏一捏,卯就还上了。马福有还有个绝技,就是给牲口看病,尤其牛和驴。牲口是吃草的,草料中的二茬子苜蓿,别看嫩嫩的,却最容易胀牲口,牲口贪吃,吃的猛了,多了,就会胀住,一会儿功夫肚子就跟吹胀了气一样涨起来,嘴里泛出白沫子,如果不及时救治就会死掉。还有驴子容易害蹄癀,生口疮,牛也生一些说不清楚的病。牲口当然不会跟人说它哪里不舒服,这时候就得叫马福有看看了。马福有来了,摸摸肚子,拍拍脊梁,捏捏脖子,询问一番,就能下了结论,叫如何诊治。一般都是有效果的。马福有大字不识半个,他是完全凭着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摸索出来的。而他不管看了人还是牲口,都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大伙儿说一声麻烦老巴巴了,就可以了。他只是和蔼地微笑着,似乎这样为大伙白白忙活于他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下庄子的马德元老汉是一位老红军。据说当年差点就上了朝鲜战场,都已经做好上战场的准备了,上甘岭战役胜利了,朝鲜战争胜利了,所以马德元所在的部队才没有开上去。马德元后来每年能拿到政府发的补助,虽然不多,不足以养活他和他的家人,他也得下地劳动,其实他是个很出色的农民呢,但是这还是很让他面上有些光彩,因为还有一个人也是当过兵打过仗的,今天却是什么都得不到,这就是庄子对面的马正忠老汉。一九九〇年的时候,村庄里还没有通上电,人们还没有出门打工的习惯,一个冬天就显得分外漫长,男人们一吃早饭就聚到我家门外的麦场里消磨时间。因为我家的麦场是农业社时全村人的麦场,非常大,又在村庄的最中心,父亲又是个爱玩的人,所以大伙儿都愿意来这里,有围成圈子下四码的,有玩狼吃娃娃的,有抽烟的,有打牌的,还有些干脆什么也不干,就那么靠住墙根儿,晒着太阳,我们叫做晒暖暖,一晒就是一整天。晒暖暖的都是上了年岁的,温暖干爽的阳光晒一会儿,整个人就懒洋洋的,真是越晒越舒服,越晒越懒散,大伙儿便说起很多的陈年旧事来。我和妹子还小,母亲是不怎么管束的,我们可以在大人的间隙游来窜去玩耍。一次便听到马正忠讲他当兵打仗的经历,他是被抽丁抽去的,是在国民党的部队里,马家军中,部队行军途中,那个饿,还不敢叫嚷,往往是刚刚埋灶搭锅做饭哩,做的啥饭,狗食也不如,水里面撒进去一些面,搅成糊糊便是饭了,还没等到滚熟,号子呜呜地吹响了,命令传过来叫撤,饭当然吃不成了,顾命要紧,慌乱中拔起锅撒了面糊糊就走,有实在饿极的,顾不得军令,冲上前抓一把糊糊就往嘴里填,和着柴草和泥土。说有一回走着呢,走着走着,又饥又渴,一抬头,路边的果园子里桃子熟了,拳头大的桃子啊,那么鲜艳,每个人口里都流水直流,可是没有命令是不敢摘一个来解渴的。有个人装作肚子痛要拉稀,蹲在路边坑里,一会儿赶上前来,悄悄说自己拾土坷垃一打,桃子刷拉拉掉,可惜只有一个落到了外面,他两口就吃完了,很甜。听的人正羡慕呢,命令下来,这个人被抓走了,一会儿工夫就说被枪毙了,罪名是偷拿百姓财物,犯了军规。

就那么毙了?我们庄的瓦盖子不相信,瞪着眼问:就为了一个桃子?

马正忠来了精神,说:就为了一个桃子,刚才还活蹦乱跳一个人,还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很机灵的一个人,一眨眼就没了。嗨,我们就是在刀尖尖子上走着哩!还不敢逃,逃兵一旦被抓回去就没有能活的,都是活埋。我就参与了好几回呢。抓回来的人被五花绑着,挖一个坑,把人倒栽子搡下去,赶紧扔土,等埋到胸口人就不行了,有时候行军紧张,挖的坑很浅,埋得很日鬼,草草扔一些土就赶紧走,没时间好好埋嘛。

我早被吸引了,蹲在大人的圈子外用心听,心里说:这样才好啊,说不定那人会自己钻出来,捡回一条命呢。

我心里难受得很啊,我们是回民,咋能这样害人哩,还是自己队伍里的战友,但是没办法嘛,我们不执行命令自己也会被活埋的。

后来我们就战败了,举起双手,帽檐向后戴,枪口一律向后背,乖乖地站着,那就是投降了。

庄里人还没见过投降的样子,就有人学着,问:是这样吗?马正忠上前纠正了一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投降的姿势,可是很多人,集体投降,会是怎样的情景,只有马正忠才见过。

马正忠活着回来了,他的女人等着他呢。

村庄里的人厚道,五八年六〇年搞运动的时候,也没谁提出马正忠给国民党当兵的事,所以马正忠后半辈子过得还算安稳。

马世清是个有名的篦子客。篦子客啥意思,就是生性吝啬,最喜欢占小便宜的人。这个人大个子,农闲时最喜欢串门子,来了就不愿意走,硬是往人家的饭点上等,等饭端上来,主人家还没有开口,他已经呵呵笑着说哈哈我就是脚巴骨长啊,又撵上你家饭熟了,说着端起来就吃,显得很自然,一点儿也没有难为情的表现。那一年我爷爷在山后的台地上耕地,我小巴巴和姐姐去送干粮。姐姐背着装馍馍的布袋子,小巴巴背个水鳖子。鳖子里是一壶清晨烧的开水。叔侄俩爬上北山,下一道湾,看看再过一道埂子就能送到爷爷身边了。被马世清拦住了,他说哎呀呀饿死了,渴死了,我家那个死婆子呀,都啥时候了还不给我送干粮来,哎呀呀你两个娃娃背的啥拿来我瞧瞧。姐姐记起这个人平日里的为人来,背着袋子撒腿跑远了。小巴巴性子绵善,拉不下面皮,就背着鳖子过去叫人家看。马世清说开水啊,还热着,我喝一口,一小口。小巴巴说这是我给我大送的,你不敢喝。马世清说就一口,啊不,半口,小半口行了吧,就当是润润嗓子。小巴巴说那就一小口。马世清笑眯眯端起鳖子对着嘴巴咣咣地喝。小巴巴看着他粗大的喉结一抽一抽地动,慌了,带着哭音说你不敢喝光,喝光我大喝啥哩。喝了水,马世清摸了摸小巴巴的头,说你是个好娃娃,长大了我给你说一个最攒劲的媳妇儿。在扇子湾人的语言里,攒劲就是漂亮好看又能干的意思。

小巴巴来到了爷爷身边。爷爷吃着馍馍,渴了,端起水鳖子喝水,刚咣了四五口,就没水了,他疑惑地摇摇瘪子,再看两个娃娃脸色早就变了,正埋头搓自己的双手呢。爷爷看一眼远处的马世清,明白咋回事了,气不打一处来,抡起鞭子将姐姐抽了一下,姐姐哭叫着逃开了,小巴巴没敢逃,他明白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就呆呆站着,挨了结结实实的三鞭子。然后叔侄俩边哭边往回走,经过马世清的地畔,马世清笑呵呵问你两个咋啦?谁把娃娃惹了?两个娃娃不理他,走远了,听到他在身后哈哈笑。从此小巴巴和姐姐见到马世清就躲着,只要背着水壶提着干粮见了这个人老远就绕着走。

后来小巴巴考上初中去县城念书了,这一走就很少回来,接着是高中、师范,后来做了老师,姐姐也远嫁出去了,倒是马世清爱占小便宜的毛病一直没改,动不动说眼病犯了,找来要奶奶给灸灸,奶奶老实,每当他来了,就给灸,从没见他给过两毛钱的辛苦费,倒是一来就念叨说奶奶家的秋粮馍馍好吃,奶奶就会端一大碟子上去,每一回都被吃个精光,气得哑巴阿姨扎着手嚷嚷,可是奶奶心肠软,就这样叫他一直占着便宜,直到十几年前他忽然得病离世。

我们的祖籍在甘肃,父亲说太爷爷说过,在一个叫莲花城的地方。这地名真好听,可是我查了甘肃地图,没查到,想到甘肃以前和陕西在一起,就又查陕西地图,还是查不出它具体在哪里,是一个县一个乡镇一个行政村?还是和扇子湾一样,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自然村?老人们是说不清楚的。

当年太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祖太爷,带着八个儿子一路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了这里。

我太爷是老七,老八来到这里不久就无常了,算是少亡。

后来弟兄们基本上都成了家,分开过活了。一九二〇年的大地震中,所有人都遇难了,只有太爷和最小的妹子活了下来,这才有了后来的我们。

地震遇难者没有留下明显的坟院,在一个大地埂下面,有一片长满草的地方,大人说那就是当年地震前太爷一家的家,一道崖下一排溜儿窑洞,崖塌下来把窑洞埋没了,后来没有挖出来,就将那一片废墟当做坟院,每一年到了地震的日子,太爷会叫上阿訇,跪在崖下给亡人上个坟。

太爷的小妹子,也就是我们的姑太太,等我能记事时,她已经很老了,比我奶奶还老,比村庄里任何一位老奶奶都要老,似乎还没有比她更老的女人。姑太太来了,腰疼坐不住,吃过饭就赶紧睡下,睡下很爱说话,逮住谁就给谁念叨,记得最深刻的是她数说我太爷爷的不是,她说自己没有父母,就一个亲老哥,这个哥哥一点儿也不疼她,她刚刚十三岁,就嫁了人,给人家做童养媳,为的是用那几个彩礼给老哥娶一房女人。十三岁有多大呢?姑太太指着地下我的大姐,说就这么大,你还在你妈跟前撒欢装瓜呢,我已经是人家的媳妇子了,像个大人一样地给人家下苦,光是给伙计做饭,就能把人累死。我不会做杂粮面馍馍,受了嫂子多少气啊。说着,姑太太哭起来,使劲揉着眼窝。

我们对姑太太是分外尊敬的,这已经成为我们家族里的一个定规,只要姑太太来了,母亲就会拼尽所有给她做好吃的。可惜姑太太的家离我们太远了,七八年里才来一回,在我的记忆里一共来过两回吧。后来就无常了,那是太爷无常十来年后,姑太太也无常了。

我的大叔叔是个哑巴,我们从来没有叫过他巴巴,而是喊作哑巴巴。哑巴巴结婚时已经是三十好几了,媳妇也是个哑巴,比巴巴大着几岁,不过这不要紧,我的哑巴阿姨很攒劲,如果只是看外貌的话,她并不比扇子湾的任何一个攒劲媳妇差。哑巴巴成亲时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晰,那间北房被拾掇了,布置成了新房,那是我记忆中最为漂亮的一间新房。碎姑姑还没有出嫁,哑巴巴的新房就由她给拾掇,父亲从单位拿来一沓画报,碎姑姑将每一本封面的一个女郎放在正面,沿炕上的墙面糊了一圈子,我数过一共十七位女郎,十七个不同面孔不同衣着的女人,一律面向着我们,目光炯炯地看着。新阿姨娶来了,村庄的人都啧啧着嘴巴说攒劲得很,要不是个哑巴,那真的就很难得了。有一天我母亲和父亲为什么在打嘴仗,母亲气哼哼说你要是嫌我丑,何不早日娶了哑巴那样的,早晚看着多美气!父亲骂不过,低头吱吱地喝茶。后来想起来,那时候的哑阿姨真的很俊美,连向来自诩长得不错的母亲也自惭形秽了。一年后阿姨生了大女儿,我去给做伴。给一个坐月子的人做伴是很无聊的,尤其是哑巴。月婆子的房里味道很不好闻,门窗都捂得严严实实,孩子屎尿不断,就连阿姨的水火也是在屋内进行,由我把一个瓦罐子提进来,之后提到茅房里倒掉。我坐在炕里,炕被奶奶烧得很热,简直滚烫滚烫,阿姨和孩子一直睡觉。我瞅着头顶那一排女子,她们也用灼灼的目光瞅着我。我觉得寂寞,就一个一个看她们,这些女人和我们村庄的女人是不一样的,不光长得细皮嫩肉,穿戴也不一样,头发不是烫着卷儿就是光溜溜披散着,没有戴盖头搭手巾。村庄里的女人,从结婚那天起,就把头严严地包起来了,不管是多长的头发,有多乌黑顺滑,都得包起来,不能叫阳光和外人看见,这样一直到老都不能露出来。所以,村庄里的很多女人,我们是无法知道她的头发露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只有那些近几年嫁出去的女孩子,见到她们做了新媳妇羞涩的面容,头上的手巾,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她之前垂着辫子的模样来。其实戴上头巾并不是说不好看,有时候其实很好看,连一些原本长得难看的人,可能因为戴了帽子倒显得分外受看了。村庄的女人总是很苦的,一年四季总是忙忙碌碌,难得清闲。农忙了跟在男人身后劳作不息,即便在寒冬季节,男人们可以缓一缓,女人们哪里有工夫歇缓呢,老人丈夫娃娃一大家子的人等着她做鞋呢,每人三四双,都得一针一线才能做出来,敢偷懒吗,不敢,那么多的脚等着穿鞋呢,干活的人常年在泥土里打滚,鞋子费得出奇,哪个女人敢马虎呢。还有缝缝补补洗洗浆浆柴米油盐的事情呢,哪个女人有工夫保养自己的脸面和身材呢?村庄里的女人都是坚强甚而泼辣的,在生活的泥浆里打着滚儿,一路帮男人把日子往下撑,如果说生活是一首婉转惆怅的歌曲,填歌词的是男人,那么,谱曲子的就是女人。因为了有了她们,村庄的日月才有了温润的味道。

后来奶奶一家搬到遥远的宁夏北部去了,老院子空着,我和弟妹们有空就去里面玩耍,哑阿姨住过的新房是我们愿意留连的地方,因为墙上的画面吸引着我们。时间过去了十来年,哑巴阿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一张脸经过风吹日晒变成了绛紫色,腰身严重走形,再也找不出当年那个小媳妇的踪影了。墙上的十七个女人像,被油灯的烟火熏染,尘土的积累,早变得又脏又旧,难以寻到曾经的风采。只有站立的姿势,微笑的表情,是我熟悉的。查看着这个房子,它要比我们的年纪大好多,我母亲当年也是在这里做了新媳妇,在这土炕山先后生下我们姊妹四人的。还能找到了最初的味道么,那饱含着浸透我们生命的黄土气息、母体的血腥还有乳汁的腥甜?岁月把一切都掩盖了,抹掉了。我们只顾着自己长大,却忽略了房屋,最初孕育我们生命的房屋就这样旧了,老了,在我们欣欣向荣的时候它走向了自己的风烛残年。

我的三爷娶过三房女人。头房是个极攒劲的小媳妇儿,娶亲的毛驴驮着新媳妇是从东边那个大路口进村的,不到一年这媳妇就病逝了。大伙儿说那东路口早年曾经有个妇人吊死在一棵柳树上,因为没有娘家,所以就直接埋在那柳树下了。所以东路口不易娶新娘。从此之后扇子湾的新媳妇再没有从那个路口娶进来的,大家宁可绕个弯子,从旁边的小道上绕进村庄来。三爷的第二个女人是个羊羔疯,也就是羊癫疯,娶来后三天两头发作,犯了病就满庄子跑,扒光自己的衣服,光着身子跑。越来越严重,实在没有办法,太爷叫她娘家来领回去,娘家不想要,意思是任由男方处理,他们不会过问。实在没有办法,太爷领着她去了十几里外的集市上,给买了一包好吃的,叫坐在一个石头上慢慢吃,太爷悄悄离开了。那时候赶集的日子隔一周一个,等到下一个赶集日,太爷不放心赶去看,儿媳妇还在,拉住太爷的衣襟子不放,太爷又给买一包好吃的。回来后太爷就不敢赶集去,过了好几个赶集日,实在不忍心又跑去看,找遍了街道却没有看到儿媳妇。后来有人说在别的地方看到过。后来就没了音讯。太爷后来每每说起当年的事就追悔莫及,深感良心难安。

三爷的第三房女人就是我们的哑奶奶,也是个哑巴。

我们的哑奶奶有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而且很长,如果把头巾去掉,把辫子解开,竟然能垂到脚踝骨处。小时候在她家玩,就看到了哑奶奶坐在炕上梳头的样子,那头发真的很长啊,舒展开来,堆在身畔,乌云一样堆了一大堆。哑奶奶命苦,给三爷生了四个儿子就病故了。她生前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裳,一年四季背着背篼铲柴割草,一双手粗糙得能当砂纸用。她无常后的样子我没有看到,现在我记不起她的具体面容了,只能想起那一头浓黑的长发,乌云一样把我思念的梦境也缠绕了。

记得在一个寒冷的清晨,一个消息在村庄里爆炸开来,人们被惊呆了。村子对面的柯家,一个叫葡萄的十九岁女子不见了,跟人私奔了。这之前,扇子湾没有出现过私奔的先例,女子们都很规矩,长大了,一个个学得温顺和婉,虽然没有念过书,但是经过母亲长达十几年的悉心教诲,无不出落得乖顺可爱,是另一种知书达理,媒人上门了,领着一个打扮一新的小伙子来,见了面,彼此有意,便会定亲,迎娶,成为一个温顺贤惠的好媳妇。上百年来,从没女子跟人私奔,葡萄的行为算是败了庄风。柯家人都觉得脸上无光,那段日子不大愿意出门,见了人讪讪的。领葡萄私奔的小伙子是马正忠的儿子,两个年轻人偷偷摸摸时间长了,女子肚子里怀了娃娃,眼看月份大了,藏不住了,不得已迈出了这一步。这一消息传开后,男人们还坚持着指责葡萄不要脸,女人们却一个个软了心肠,说多不容易啊,怀里揣着娃娃,这天寒地冻的,别在外头受罪了。柯家人先是惊愕,慢慢地就恨上马正忠一家了,葡萄的几个堂兄甚至放出言语,说迟早剁了马正忠的流氓儿子。马正忠慌了,来和我父亲商量该怎么办。父亲就做了柯家马家的调解人,当然事情并不好办,费了好些口舌,经过一段日子的两头解劝,父亲的嘴皮子几乎要说破了,终于在开春的时候柯家让步了,答应女子嫁给马家,当然彩礼钱不会少,只是免了嫁娶的繁琐事宜。然后葡萄和她的女婿回来了,孩子已经出生,抱在怀里,小家伙长得圆嘟嘟的,圆圆的脸上一对眼睛圆溜溜的。就这样,一个伤风败俗的私奔事件最后化成了夫妇恩爱的佳话,但也开了先河,从此扇子湾的女子开始自由地瞅对象了。

扇子湾地方不大,大家舍不得将多余的土地开辟成院子,大伙儿居住的很紧密。常常是一家紧紧连着另一家,一堵墙的两边就是两户人家,这边鸡鸣犬吠那边孩子哭闹,这边晚饭吃的荞麦搅团那边早晨煮的洋芋,声音味道便在邻里间游窜。虽然免不了会有些家长里短的纠纷,但大多人家还是能和睦相处的,并且几十年里你来我往亲密无间。我家的左边就紧紧挨着另一家,男人嘴巴大,人送绰号狼嘴。狼嘴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平平凡凡的一个男人。值得书写出来的是他的女人,一个从平凉来的女人。由于她口语特别明显,很多年没什么改变,我们就叫她平凉女人。平凉女人爱笑,没事了趴在墙头上,喊我母亲拉闲。母亲往往是舍不下手里正干的活计,就一手做着活,一面和平凉女人东拉西扯地闲聊。一件小小的事情,也能叫平凉女人笑上半天。我记得她将头探出来,两个胳膊趴在墙头上,唧唧呱呱地说,笑,再说,再笑。有一天两个女人聊得兴起,眼看天黑了平凉女人还不舍离去,娃娃在那边催着要饭吃,她才依依不舍地结束了长谈。有一天她忽然指着我们两家之间的这道土墙,说要是在这里开一道门多好,我们啥时候想拉闲了就可以方便地来往了。我母亲不置可否,只是笑了笑。晚上在油灯下,她给父亲说了白天的事。记得父亲沉默了一下,忽然说真是两个疯女人!墙上开门的事情当然没有付诸行动。母亲和平凉女人的友谊却一直延续着,我家做了好吃的,免不了给她家送一碗,她家念苏热或者称了肉,香味在院子里游窜时,平凉女人的脸就出现在墙头上,笑呵呵端给我家一份。为什么是平凉女人趴在墙头上,而我母亲总是坐在墙根下呢?借着玩耍的机会我们跑到邻居家看,原来她家墙根下有一个鸡窝,平凉女人是踩在鸡窝上和我母亲闲聊的。就这样一个成天乐哈哈的女人,有一天病倒了,狼嘴用架子车拉着女人去附近卫生院看,去县城看,拖了半年,平凉女人病故了。她最后的样子我没有见到,我在县城里念初中,母亲说瘦成了一把柴。平凉女人去世后不久,狼嘴就又找了一个寡妇。母亲很不满意狼嘴的行为,并且追着父亲问要是有一天我也完了,你会这么快再娶一个吗?父亲说你这女人疯了吗,吃饱了没事干尽问些鸡蛋上长不长毛的废话。母亲还是很伤感,为平凉女人鸣不平,为此她拒绝和狼嘴的新女人交往,就算隔着一道墙,她很少去那边窜门子,那边的女人也从来没有爬上墙头,笑呵呵喊我母亲去墙根下拉闲。

除了土地,我们平时去得最勤的地方,就是水沟。我们一庄人的吃喝用水都在沟底那眼泉里,水不会自己跑到每家每户的大缸里来,得我们去挑,用扁担桶子把它们担回家来。我家的用水除了母亲去担,大多时候由我和姐姐抬回来。一根长木棒,中间是桶子,抬起来晃晃悠悠走。记得我姐妹俩将我们生命里的第一桶水抬进门的那个下午,母亲笑呵呵说我的娃长大啦,能给妈抬水啦。当晚母亲在开水锅里为我们每人带了个煮鸡蛋,算是对我们的奖赏。

那时候我是很不愿意和姐姐一起抬水的,一根长木棒,等于把我和她拴在一起,她向左我就不能向右,她说快我就不能慢,我们必须节奏和步调一致,这样桶里的水才能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要是我俩中的谁闹别扭,那么等一桶水抬到家,肯定只剩下半桶,都洒在半路上了。大人当然希望我们能抬着满满一桶水回家。抬水时我就得处处受姐姐的约束,我多么渴望早一天长大,早一天摆脱姐姐的管教和训斥。直到有一天,母亲给姐姐做了个小扁担,一头挑起一把铁皮壶,一头挂的是大人换水用的塑料罐子。母亲不放心,一遍遍叮嘱,小心啊,千万千万小心,可不敢把罐子绊了,绊破就麻达了。姐姐兴冲冲跑出门,向沟里奔去。她长大了,母亲承认了她的长大,她能独自担水了!抬水的人换成妹妹,只不过她站在我原来的位置,我站到了姐姐站的地方。现在轮到我教训人了,妹妹脾气倔,为了抬水,我和姐姐间上演过的闹剧现在又开始在我和妹妹之间重复。

没留意,我也能担水了,后来妹妹还有最小的妹妹也能独自挑着桶子担水了。这时候,担水不再吸引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中,我感到了辛苦。担水真的很辛苦,一对大桶子,装满了水,然后挑在肩膀上,一步一步沿着黄土台阶往上走。从沟底走到沟岸,一共有九十五个台阶。我常常一边走,一边默默数着,这样能暂时忘记肩膀上的疼痛。这些台阶是沿着崖壁用镢头开辟出来的,很陡峭,如果站在最上面垂直向下看,有心惊肉跳的感觉。我常常看着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和很小的娃娃,不无担忧地想,万一有一天,谁一脚踩空,掉下去可怎么办?一定摔得粉身碎骨。幸好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平安。

要是不担水,肩上没有沉重的负担,去沟里走走,看看,倒是很有意思。每一个台阶都被铁锨铲得平平的,上面被大伙儿的脚步不断踩踏,地面变得光滑洁净,随便哪一个,一屁股坐上去歇缓,觉得很惬意。从岸下走到沟底,再从沟底爬上岸,会发现这些台阶像艺术品一样美。然而,这样的想法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会有。我是村庄里第一个上过初中的女娃,我一有空闲就躲在后院柴窑里看书,抱着一本书一看就是大半天,往往将身外的琐事全部忘掉,动辄招致母亲一顿烧火棍便也成为家常便饭,母亲说我不像个女娃娃,像个二流子,念书念出了一身好吃懒做的毛病,将来可怎么找婆家啊。

沟底的一眼泉,一直很旺,干旱的年景里,它也静静地渗出水来。冬天,水溢出来,泉口结起了冰,一层层累积,越积越厚,用铁锨也铲不掉,最后我们只能给水瓢按上几尺长的木把,还得趴在冰上,才能舀到水。开春的时候,泉边的冰消融了,沟底到处是稀泥,穿单鞋根本到不了泉边,人们穿着笨重的雨鞋弯着腰往泉边挣扎。这时候担一担水总能累出人一身汗。大伙儿就苦着脸抱怨说这水比油还金贵了。夏天是最好的时候,路面干燥,沟底到处是碧绿的野草。泉水清澈地流着,里面映出蓝的天,白的云,岸上的柳树,泉边的人影。我喜欢一个人担水,没人的时候,静静坐上一会儿,望着泉,碧油油一泓清池,水波安静地看着我,恍然中我会觉得它是一张面容,一定是我隔世的某一位亲人,它湿漉漉的目光摩挲着我,它要说什么呢?它什么也不说,就这么安静地醒着,看着一个个担水的男女来了又去了。对于扇子湾的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在沐浴着这眼泉的恩泽,真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它,在打不出水井的扇子湾,我们还怎么活下去。每一个婴儿出生后,都要用这泉里的水洗浴,那是人生的第一个大净。每一位老人无常后,都要用这泉里的人洗浴,那是他在人世的最后一个大小净。还有虔诚的信仰者,他们每一天里的五番乃麻子,要需要这泉水的洗浴。当清真寺里响起唤礼的梆子声后,男人们头上的白帽子像暗夜里的星星,一颗颗簇拥着走进寺门,他们身上带着庄严洁净的大小净。

早些年我们的寺里唤礼拜敲木梆子,用一根木棒子敲打着旋空的一个木筒子,梆梆梆的声音缓缓地在村庄里传开来,尤其黄昏和凌晨时候,村庄被薄薄的暮色笼罩着,这沉沉的声音在暮色里徐徐穿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像是含着水,又像是含着忧伤,叫人想到一个孤单的人在很长的路途上坚持赶路,走啊走,鞋子磨破了,脚板磨烂了,身上落满了旅途的风尘,但是心意不改,信念不变,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

那时候和爷爷奶奶睡在奶奶家的高房子里,凌晨,梆子声响过之后,爷爷就要起来做晨礼,这时候往往是我最瞌睡的时候,迷糊中听到往壶里灌水的声音,接着是爷爷的咳嗽声,洗浴声。吸引人的是晨礼之后的赞念,这时候奶奶吹了灯,爷爷跪在黑暗里,大声念着,声音悠扬,清澈,带着清晨的露珠,我醒来了,那些缠着我的瞌睡散去了,我默默听着,心在水面上悠悠地荡着漾着,我看到窗外星星一颗一颗地落了,仿佛是爷爷给念落的,东边的鱼肚白一片一片褪去,仿佛是爷爷给念褪的,曙色一寸一寸染白了窗户,仿佛是爷爷念走了黑暗,念来了黎明。

晚秋初冬的时候,女子们相约着去东山上拉柴火。那时候东山还没有开垦成耕地,而是草地,荒着,长满了一种叫做密叶草的野草,这种草牛羊都不大愿意吃,所以到了秋天就分外茂密,初冬的寒霜杀过,秋草枯了,干了,用铁耙子拉过,干草叶子会满满拉一耙子。女子们最喜爱拉这种草了,喜爱它们的柔和,绵软,也喜欢在初冬的风里走来走去,边拉柴火边谈论某一个女子的婚嫁,又有一个姐妹有了婆家,这是多么让人艳羡而又忧伤的事情啊。那时候不像现在穿金戴银的,送什么戒指耳环,那时候时兴的是喜头绳,哪个姑娘有了婆家,定亲的前脚走,这姑娘后脚就给大家分喜头绳了。姐妹们拥到她家里讨喜头绳,一大把子花头绳呢,红的黄的绿的紫的,花花绿绿的,耀得姐妹们眼睛都亮闪闪的,大家都梳着一对辫子,辫梢子上扎一截花头绳,似乎把别人的喜气都给沾来了。姐姐和她要好的一个女子都有婆家了,进了腊月门就要迎娶的。我们都已经讨过了喜头绳,扎在头上满世界跑来跑去。姐姐她们在山头上拉密叶草,她们始终走在一起,肩并肩走着,身后拉着各自的铁耙子。俩人一直说着悄悄话,说什么呢,又不叫我听到,急得我满山头追着风乱跑,就是不知道这俩女子在说什么。身后的铁耙子上堆满了密叶草,都要把耙子钩撑断了,她俩浑然不觉,就那么一直走着,在山头上绕着圈子。多年后我还能记起她们那时的神情,显得肃穆、悲伤而难以描述。等到我成人后出嫁时,我才恍然明白过来这两个女子当时的心情,那是一种很难说清的情绪,从婚期一定下就开始困扰心头,对未来的日子,人生的变化,谁都会觉得惶惑而忧伤。只是那时候的山村女子,从未进过学堂,在她们朴素单纯的世界里,这忧伤来得更为深沉一些。

时光一刻不停地流淌,村庄的命运也在悄然变化。九十年代里,我的太爷、二奶、哑奶奶等离开了人世,2001年弟弟走了,之后爷爷也走了;姑姑姐姐等相继远嫁,小巴巴考上师范学校走了,我们也相继走出村庄,更多的老人离世,更多的年轻人离开村庄出去打工。村庄一直默默地活着,像一个不苟言笑不善言辞的人,默默地接收着亡故的,送别着离去的,祝福着活着的。我常常望着我家的老坟院,想要是有一天我也能长眠在这里,就睡在弟弟的旁边,和亲人相伴,永远相守,那真的是一种别人无法理解也无法获得的幸福。

我熟悉村庄里的每一块土地,尤其我们耕种过的田地,还有我背着背篼铲过草放过羊放过驴的那些地方,我像熟悉自己这三十年的生命历程一样地熟悉它们,热爱它们。从山脚到山顶,每一寸土地上都淌下了扇子湾人的汗水,还有些人最后睡进了泥土,化为泥土。

村庄正在经历大搬迁。看着忙碌于搬迁事宜的人们,我想对于村庄里的人,可能是好的,为了生存,为了将生存变为生活,大家奔好日子去了,带着希冀怀揣梦想,可是对于村庄来说,一定是不幸的。我能想象,当所有人都离开,人去屋空后,整个村子便会陷入一片死寂,然后在漫漫岁月里荒为废墟。大大小小的路面荒芜了,那些曾经层层叠叠的脚印,被风吹乱,被野草淹没。那些常年劳作身子弯成一张弓的大爷巴巴,那些在黄昏呼儿唤女的母亲,那些戴着小白帽夹着经本踏着积雪去寺里的小兄弟,那些梳着辫子辫梢上飘着红纱纱的小妹子,清晨黄昏时候飘在每一户人家屋顶上的袅袅炊烟,那一面面土炕,一个个锅灶,一道道土崖,一间间土房子,一孔孔窑洞,留下了我们几辈人的生命痕迹,这一切,都将成为一场梦,留在我们这些在村庄里生活过苦过乐过渴盼过忧伤过悲哀过的人心里,成为永远的怀念的旧景。麻雀、乌鸦、喜鹊,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时拉出的弧线,蚍蜉蚂、屎趴牛、地蝼蝼、磕头虫、癞蛤蟆,它们的生命历程纵然短暂卑微,可是给我们清贫寂寞的童年生活增添了多少乐趣呀。

我的村庄,我的扇子湾,就这样退出几辈人的生命舞台,归于荒凉,归于沉寂吗?